张弥曼——寻鱼，追溯亿年前的真相(三)
张弥曼在浙江野外考察
把“阴差阳错”的人生，过得兴味无穷
2006年1月19日的《自然》杂志，刊登了张弥曼的专访文章。文章提到，她在多国的游学经历，使她会很多种语言。在前苏联莫斯科大学留学，她学会了讲流利的俄语；同时，她还能读一些德文、法文的文献。
一次，一位加拿大记者听张弥曼讲演，她那考究的用词、纯正的伦敦音，让这位记者误认为她肯定“在牛津受的教育”。
她学起方言来也快。“也许和我小时候逃难的经历有关，”张弥曼说。她刚满一岁时，就随父母逃难，躲避日本侵华战争的灾难，东流西荡，接触了不少方言，“但我真心喜欢外语，哪天我不再工作，潜心学语言就是我最喜欢的事情，尤其是学法语。”
是呵，法语的优雅和张弥曼的气质多么相称。不过，她走进课堂学法语，最大动力还是为了做学问。
虽然刚开始工作时张弥曼上过一些法语课，但看文献仍很吃力，于是前几年她又利用周末时间去上了一个法语班。坐在20岁上下的同学之中，她的花白头发特别显眼。
法语数数字很特别，70几要说成“60+10几”。第一堂课，老师让大家用法语介绍自己，轮到张弥曼时，她说：“我今年60——加13岁。”整个班级哗然。
其实，这样的“阴差阳错”在张弥曼的人生中，还真不少。受父亲影响，她本想学医或学外语，可在报考大学前夕，受到“地质是工业的尖兵”的感召，改学地质。她本想学地质可以找矿藏、找石油，却被分到了古生物专业。更没想到的是，在钻研这门看似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学问时，竟然在中－新生代含油地层的鱼化石研究中，提出了一些对中国东部油田的有关地层时代及沉积环境的看法，在学术和生产实践上都具有重要价值。
上世纪80年代，国门初开，张弥曼便用她出色的语言天赋，为中外古生物学交流牵线搭桥，又编著了泥盆纪鱼类的英文论文集，向世界推介。
周忠和回忆，当年他第一次去开国际会议，张弥曼就关切地问他准备得如何，还主动要帮他修改会议论文的英文摘要。
把研究热河生物群的重担交给了周忠和，张弥曼还在不断支持着这支年轻的团队。她先后主持编写了中、英文版的《热河生物群》著作，及时总结了热河生物群在鱼类、两栖类、鸟类、爬行动物、哺乳类以及地层学等领域的成果，开启和推动了热河生物群的深入研究。2003年，美国《科学》杂志为该书英文版专门作了介绍。
翻看张弥曼电脑里的“相册”，与外国同行的合影占了大多数。她说起照片背后的故事，滔滔不绝。“这张是在瑞典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拍的，”她指着一张照片说，“每个人都来自不同国家。”她又指着一张1966年与大英博物馆的古生物学家柯林·帕特森等人的合影说，柯林是她最佩服的一位学者，他工作细致，论文写得简练易懂且思想敏锐。作为分支系统学的一位著名学者，柯林的一句话最令她记忆深刻：学说就是要阐明观点，以便于别人批评。
在柯林早期的一篇论文中，他对化石在系统分类中的作用持较否定的态度。当时他说：“我们这样做，几乎是把自己脚下的踏脚板抽掉。”
“有勇气抽掉自己踏脚板的人，愿意把自己的观点说得一清二楚以便于别人批评的人，是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兴味无穷并十分自信的人。”张弥曼的语气转而惆怅，“64岁那年，他去世了。就在他从家里骑车去大英博物馆的路上，半路就从车上滑下——”
她的眉宇间流露出淡淡的忧伤，“当老朋友一个个离去，我庆幸自己还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更要珍惜时间，多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人物小记
张弥曼，1936年出生于浙江嵊县（今嵊州）。古生物学家和系统动物学家。1960年毕业于前苏联莫斯科大学地质系，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任职至今。1965年至1966年、1980年至1982年，在瑞典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进修并获斯德哥尔摩大学博士学位。1983年至1990年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2年至1996年担任国际古生物协会主席。她长期致力于脊椎动物比较形态学、古鱼类学、中－新生代地层、古地理学、古生态学及生物进化论的研究。她研究泥盆纪总鳍鱼类、肺鱼类和陆生脊椎动物之间关系的成果，对传统的看法提出了质疑，受到国际上的重视。在对中－新生代含油地层鱼化石的研究中，阐明了这一地质时期东亚鱼类区系演替规律，为探讨东亚真骨鱼类的起源、演化和动物地理学提供了化石证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中国东部油田的有关地层时代及沉积环境的看法，在学术上和生产实践上都具有重要价值。
许琦敏 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