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弥曼——寻鱼，追溯亿年前的真相(二)
张弥曼在办公室研究鱼化石
把古生物界公认的“金矿”，留给年轻人
记者找到她的那一天，张弥曼恰好要去医院配点药，记者就提出陪她一同去。这趟医院，她已是非去不可：她马上要出野外去新疆，很多常服药得配足了带上。
张弥曼一边排队取药，一边告诉记者，每次去野外，一盒板蓝根是她的必备——野外难免碰到吹风淋雨，及时冲一杯板蓝根，有利预防感冒，这对她很有用。
早就听说，眼前的这位女院士，年轻时候曾独自一人出野外、找化石。可她说起来，却好像很理所当然，“其实当时大家都那样！”
张弥曼口中的“那样”是这样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整个中国的生活条件都不高，每次出野外，都要自己背上棉被和其他必需的用品——好几十斤的东西，都压在一个文静、纤瘦的女子肩头，水壶则别在腰上。遇见蚊子、臭虫、跳蚤是家常便饭，能够与同样怕咬的人一同出差，听到别人挨咬时骂的粗话，心里很痛快。而且，她还练就了在黑夜里抓跳蚤的“手艺”。
整天在泥地里挖啊、刨啊，每次从野外回来，翻起衣服腰头，随便就能抓出几只虱子。所以，每次回来之后，她必须把衣服都煮过了才能收起。
可她却觉得“还好”，因为独自出去的地方，还能找到农家歇个脚，借宿一下。而跟大家一起出去，她更感觉自己受“照顾”。有时在村里祠堂的戏台上宿夜时，地质队的男同志都会让她在戏台中间打铺，而他们则睡在外侧。她和这些一同出野外的地质队员们，半个世纪以后仍然是好朋友。
不过，现在已经75岁了，张弥曼完全可以不用自己去野外，为何还要坚持去新疆呢？让学生把化石挖回来做研究，没什么不可以啊？
张弥曼说，现在他们正在做的鲤形目鱼类化石的研究是一个有趣的领域。多年以来，很少有人对这类化石感兴趣，主要是由于这类化石太普通，不能给人新奇感；化石时代又较新，石化程度差，大多支离破碎，研究论文很难登在好的杂志上，以至于和她一起工作的年轻人，在看到别人的研究成果时也会感到有点“丧气”。
不过张弥曼说，只要坚持做下去，做它十几年、几十年，一定会出很好的成果。
“现在谁都知道中国辽西的化石，可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有西方学者在那里工作。国内外学者在那里做了半个多世纪的工作，虽然一直没有像现在这样的轰动效应，但很多最基础的工作都是他们做的，今天的工作是建立在他们工作基础上的！”她说，每天去找化石，为找到的化石分类，从中细细分辨出不同，这是寂寞、枯燥的，但没有这一步，不可能有后面的出彩——这是一切同行都很明白的道理。
2008年，鲤科裂腹鱼亚科的“伍氏献文鱼”的发现便是一个例证。
前几年，张弥曼和她的同事及学生开始研究青藏高原的鱼化石，并试图将古生物与环境变迁联系在一起。她告诉记者，陆生动物有四条腿，可以翻山越岭或甚至涉水过河，但淡水鱼类却受水域限制，因此它们的系统演化与地质事件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
经过几年的艰苦工作，他们发现了“伍氏献文鱼”——三、四百万年前，这种全身骨骼无比粗大的鱼，每天喝着柴达木盆地中高盐高碱的“石灰水”，苦苦支撑在日益隆起逐渐干旱的青藏高原上。在更古老的地层中，鱼的骨骼并不粗大；在更年轻的地层中，只有石膏和碳酸岩类而完全没有了鱼化石——还有什么比这更生动地见证这一地区的干旱化呢？
“我们的工作开始之前，青藏地区只有一个鱼化石地点，而现在已经有了12个点。”张弥曼认为，伍氏献文鱼只是一个开端，更多有趣的史前故事一定会逐步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然而，要把这项工作做下去，她估摸着自己即使还有5年时间，也实在是不够用！主要的工作应该由年轻人来做。
张弥曼1991年就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只要固守自己原先的方向，也足以有新的成就令人钦佩了。为何还要另辟天地呢？听到记者的问题，张弥曼笑了：“我把我原先的方向让给别人了！虽然我还是很眼馋，不过我不再做了。”
她慷慨“送人”的领域，是国际古生物界公认的一座“金矿”——泥盆纪鱼类研究，送给了周明镇先生和她的学生朱敏。
19岁就大学本科毕业的朱敏，是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恢复招收研究生以来的第一个博士生。当时，张弥曼任所长，所里的几位院士都对朱敏的培养倾注了很多心血。
当朱敏从法国、德国游学归来，在所里稳定展开研究后，张弥曼就把自己的方向让给他了，“没有我挡在前头，年轻人就能得到最好的化石，没有顾虑地更快上一线，支撑起学科发展。”
2009年，朱敏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他的成果——梦幻鬼鱼。长着鲨鱼的棘刺、青鱼的脸颊、肺鱼的脑袋……这条原始鱼类的发现，改写了很多生物进化史上的推论，它“如梦幻般出现”，古生物学家在梦中勾勒了多年的“鱼祖宗”终于露出了真面目。这一发现在国际古生物界不啻一声“惊雷”，引起了极大关注。
2006年，张弥曼70岁之际，朱敏将自己当时的一项重要发现——晨晓弥曼鱼——献给了自己的老师。这篇论文同样发表在《自然》杂志上。
周忠和不是她的学生，张弥曼对周忠和的帮助也堪称一段佳话。
“早在1988年，是张老师将我引向了辽西，出国前我就一直做这方面的工作。在我回国前三年，张老师在辽西‘热河生物群’的研究上，倾注了很多心血。”周忠和回忆，他从美国回来后，张弥曼就让他挑起了“辽西热河生物群课题组”负责人的担子，“她说一定要让年轻人做好的化石。我们课题组的许多年轻人都因此受益良多。”
近年来，“辽西热河生物群课题组”在国际古生物学界声誉鹊起，该课题组两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周忠和也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并担任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
当年，周忠和还在所里读硕士，张弥曼就鼓励他从鱼类研究转向鸟类研究（这在当时属于“离经叛道”），后来又帮他联系参加国际会议、写出国推荐信。当周忠和学成归国时，张弥曼又帮助他破格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
说起张弥曼，周忠和说，她非常值得尊重——
“对在学术上与她争论的人，她从不记仇。”周忠和说自己喜欢质疑，时常对张弥曼的观点提出相反意见，与她争得面红耳赤，但张弥曼从没摆出前辈、院士的架子来压他。
“她很爱惜羽毛，从不沾小便宜。别说在学生的论文上‘搭车’挂名，即使她帮学生或同事改论文，花费的精力超过自己直接写，她也从不做第一作者，或者文章上根本就没有她的名字。”
“她提倡国际合作，也为很多合作牵线搭桥，但她从不屑做‘二传手’——带外国人找化石，等人家研究做出来后，自己在论文上挂一个名，有时还挂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她特别瞧不上这样的事儿。”
她曾破格将“文革”期间无法上大学的于小波收入门下，使他有机会拿到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她顶着压力，批准苗德岁延长留学期限，继续在芝加哥大学完成博士后学业……
有一篇学生写她的小传，题目是“事业如山，名利如水”。恰如斯人——在各种奖项、论文中很少看到张弥曼的名字，但大家都明白她有多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