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河湾寻根记》(一)
如今泥河湾盆地已成为世界古人类文化研究的宝库，泥河湾从早更新世至晚更新世末期（距今260万——78万年）都有旧 石器时代的发现。80多年来中外科学家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向全世界呈现出一个特写：人类不仅仅只来自东非的奥杜韦峡谷，也从中国的泥河湾走来。80多年来，我国考古、地质学家们的艰苦而辛苦的探索过程就是中华儿女寻根的历程。我们研究泥河湾、保护泥河湾，就要了解这段寻根的历程。
第一章 缘起西学东渐
一 一封《向传教士呼吁》的信
公元1921年3月的一天，天津耶稣会崇德堂的神甫寓所内。刚刚从直隶省口北道考察归来的法国传教士桑志华（Emile Licent）正在伏案疾书。
这位获得法兰西生物地质学博士学位的天主教神甫，在大学攻读时就渴望到东方古老的中国考察那里与法国迥然不同的地质生物状况。想亲眼看一看新生代时期喜马拉雅运动形成的世界屋脊，为什么竟然比阿尔卑斯山的勃朗峰高出4000多米！那里的地质生物是个谜！他为了解开这个谜于1913年来到中国，喜马拉雅山没有去成，倒是迷上了黄河。8年来他沿着黄河，一边传教一边调查山东、直隶、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地的地质和物产，搜集各种材料以备研究之用。在来往于北京和天津之间的旅途中，桑志华发现白河流域的地质和生物也很有特点，便几次溯流而上到延庆、赤城调查。这次他就是到后城一带调查后刚刚返回天津的。1920年桑志华在甘肃庆阳县的黄土层中采集到旧石器时代的石英制品之后，便萌生了寻找旧石器时代人类的念头。不久，两位天主教神甫莫斯塔特和德维尔特告诉他，在鄂尔多斯沙漠南缘的萨拉乌苏河流域发现了大量的哺乳类动物化石。这更激起桑志华考察古人类遗址、收集遗物的劲头，几年来的奔波，收获颇丰。
1921年1月，法国政府步美国的后尘，利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创办高等学校，决定委托耶稣会以献县为中心的直隶东南教区具体负责。由于献县教区没有兴办大学的理想之地，便决定在天津创办“天津工商大学”，在教会内部称为“天津圣心学院”。校址选在马场道141号，次年开工。当桑志华得知这个消息后，便极力建议在建大学的同时建一所博物院。他四处奔走呼吁“为保存搜集之物，博物院之设立，实为急务”。他认为，在中国北部尚无完善的地质研究院的情况下，“若在大学特设一科，专为研究华北矿农及其它各种之来源，此时似难以办到。然而为便利华人及外人关心华北之经济情形及科学上之各种问题起见，博物院之设立实不可少。”这个建议最终得到了献县天主教耶稣会金道宣院长的支持，答应予以资金上的赞助。欣喜之余，桑志华又为馆藏标本的事发愁。8年来他个人收集到的几万件动物、植物和矿物的标本显然远远不足。怎么办？思来想去，有了两条主意。一是缩小馆藏标本的范围，仅限于黄白两河流域，以研究黄白两河流域的农矿地质及动植物为限，起名黄河白河博物院。但是，当1922年9月23日博物院大楼竣工后，同仁们一致认为可以称得起北中国的第一所自然博物馆。作为首任院长的桑志华几番斟酌后，正式命名为“北疆博物院”，说来这是后话了。
第二条主意便是写封呼吁信，请各地的传教士们帮助寻找和收集各种哺乳类、爬行类动物的骸骨和化石，各种植物、矿物中有价值的标本和化石，古人类的石器及各种历史古物，为即将建成的博物院补充标本。他还特别提到口北道一带的标本尤为缺乏，殷切希望直隶北部教区的同仁们能提供当地的标本，那怕是这方面的信息也好。
在题为《向传教士呼吁》的信中，他恳请在华北各地的天主教的传教士们，不论是遣使会士，还是耶稣会士，都要抛弃前嫌，为科学的传播和教育的发展献身，为博物院之建立出力。他还在信中介绍了对地层结构、动植物、矿物标本和化石、石器观察识别的基本知识，并约定了提供信息的联络方法。
“洋洋洒洒一大篇，到头来有多少人响应呢？”当桑志华写完最后一句时禁不住脱口自问。他想起自己来中国后8年的坎坷经历和教会内耶稣会和遣使会两个修会之间的明争暗斗，心情变得黯色，继而想到告诉他萨拉乌苏河信息的两个热心人时，心头一振，提笔写下了漂亮的签名，并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大声说道：“天主保佑我吧，阿门！”
二 古怪的文森特神甫
在口北道宣化县的道县治所宣化城西南，有一个远近闻名的村庄叫南屯。说它远近闻名，一来因为是个大村老村，元朝时这里就是蒙古人屯兵牧马之地，后来立村为永南堡。清咸丰年间，县太爷察看灾情来到此地，见有大片滩地可垦，便命村民迁堡建屯。二来是村里有个法国人建的天主教总堂，长期居住着一些外国神甫和修女。三是泥河湾分堂有个古怪的法国神甫，名叫文森特。说他古怪，其实只因他与众不同，和其他外国传教士相比有好些特殊的地方。比如，耶稣会会士们虽然都发过“绝财、绝色、绝意”的三愿，但大多并不怎么认真遵守，唯有文森特律己特严，极为虔诚。特别是在灵修生活中更是如此。就拿执行“大避静”这条会规来说，会规要求会士每年仿效福音书所载耶稣在旷野中40天的事迹，独自潜修。在这40天中，无论居何职位者均须摆脱会务，根据《神操》内容默思祈祷。这就是所谓的“大避静”。不少会士找各种理由不做“大避静”，代之以做7-8天或3天的“小避静”，有的每月做一次“月省”应付了事。可文森特不同，不但每年的“大避静”必做不误，而且还要在大腿上绑着钉有锋利的金属钩刺的苦修带。每当活动时这种倒钩刺便扎进肉里，意在提醒你勿忘耶稣所受的苦难。修会规定每次戴苦修带不超过两小时，可他常常戴着苦修带到野外活动忘了时间。疲劳时还要缩紧扣环，让钩刺扎得深些，用更大的疼痛来振作精神。
文森特平时过着苦行僧的生活，对教友们随和平易，爱问人们各种种样的问题。在教民们眼中，文森特也与常人不同，如下雨天别人往屋里跑，他却冲入雨阵任凭淋洒；冬天用冷水洗澡、雪擦身。还有一个古怪的爱好，就是喜欢收藏一些人们看来既不值钱也不好看的骨头、石块之类的东西。文森特常常到山沟、崖头、洞穴和河边转游，这里挖挖，那里看看。有时叽哩哇啦地自言自语，有时盯着个什么物件发呆。在他极为简陋的居室里摆满了各种动物遗骨、化石和石器。
就是这个“古怪”的文森特，不经意间发现了离教堂不远的桑干河畔，有一处经河水冲刷形成的断崖剖面上内含着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
不久，他看到了桑志华的《向传教士呼吁》的信。为了和桑志华尽快取得联系，文森特专程赶到宣化长途电话局与桑志华通了话，向他报告了在泥河湾的发现和已收集到一些古生物化石的信息。桑志华非常高兴，让他继续采集，并说将给他写信详细进行讨论。
文森特于1921年至1924年在泥河湾教堂任本堂神甫。3年中他走遍了化稍营、大田洼、石匣里和深井一带的坡沟山梁。在桑志华不间断的书信指导下，不但采集到了许多有价值的化石，而且使自己的学识也大有提高，成为业余的考古学者。
他在泥河湾村东崖头剖面的深红色土层上发现了野牛的头骨化石，虽然不大完整，但是花费了很长时间。后来经过中外专家多次发掘研究认为，这是泥河湾地层中发现的最普遍的动物之一，是中国最古老的牛科，地质时代在更新世早期至中更新世早期，距今约240多万年。
他还发现了纳玛象的牙齿化石和一些破碎肢骨。那是在一次暴雨后发现的。他发现雨水冲刷崖头剖面往往能显露出一些新的化石，便常常在下大雨时守候在剖面前观察，认为这是迎接天主赏赐的好机会，也是修行的好方法。1930年，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和皮孚陀在研究泥河湾动物群时，就反复观察过他提供的象齿化石。1972年，我国考古学家盖培、卫奇和赵聚发在泥河湾村附近发现了一具完整的纳玛象头骨化石。
文森特还发现了泥河湾动物群的另一个主要成员双叉四不象鹿和丽蚌、介形类动物化石。这些化石在后来的考古发掘中屡见不鲜，但文森特是第一人。如果说泥河湾盆地是一个世界古人类文化研究的宝库的话，那么文森特便是第一个发现者。
三 “泥河湾在哪里？”
光阴荏苒，转眼间已过了３年。
３年来桑志华接连办了几件大事：
1922年亲自主持北疆博物院大楼的建筑施工事宜，4月23日开工，9月23日告竣。后又相继建起了宿舍楼、公共博物院和南楼。
邀请德日进、巴尔博等著名专家学者一道继续对黄、白河流域的地质生物和古人类遗址进行考察。先后到萨拉乌苏、宁夏灵武、河套地区、热河围场和内蒙古集宁等地调查。
1923年4月在天津召开科学研究会，与德日进分别发表演讲。博物院开馆，展示他在华期间采集的6.9万余件动、植物、矿物和人类学、生物学标本，一下子在天津学术界和外国人中引起了轰动。
1924年发表了他1913——1922年的调查记录。其中，1920年他在庆阳更新世晚期黄土层中发现三件人工打制石器，一件是石英岩石核，两件是石类岩石片。被考古界认为这是中国境内发现的第一批旧石器。
德日进应邀于1923年5月来到天津后便与桑志华先后几次赴西北考察。1924年夏，当他俩随同法国古生物考察团前往萨拉乌苏考察返回途中，按照事先约定，在张家口土尔沟天主教堂与文森特会了面。文森特大喜过望，对他来说，桑志华和德日进都是他久已心仪的大专家。在盛情款待的同时，详细叙说了自己在泥河湾的发现和看法，拿出珍藏的各种古物请他们鉴定。
面对着这么多珍贵的化石等古物，桑、德二人惊喜万分，一致认为泥河湾有着非常古老的地层和动物群。桑志华打开随身携带的中国地图，问文森特：“泥河湾在哪里？”文森特回答：“太小了，地图上找不到。”接着他不假思索地介绍起来。
泥河湾村是桑干河畔的一个小山村。清朝时建村，具体年代不详。村民分赵、李、陈、常四大姓，全村不足百户人家，信天主教的约占三分之一。由于村南是桑干河河水缓流之地，淤泥形成了大片河湾地，故名泥河湾。村里的教堂是1911年由法国神甫林懋德用庚子赔款修建的。是宣化教区南屯总堂所辖的一个分堂，下设张家沟、沙咀子和赵家坪3个支堂。这一带地处桑干河中游，是个盆地，很早以前是个内陆大湖。由于地壳运动和气候的变化，古湖时大时小，水位忽升忽降，便形成巨大的水力，长期冲击着石匣里峡壁，最终切割成峡口，湖水泄尽后慢慢变成桑干河。而湖岸和河岸在水流的强烈冲刷下，不少地层裸露出来，有的还形成自然陡壁剖面。观察这些陡壁剖面，可以看到这里的地层是由重叠的淡水沉积物组成。剖面上黄土堆积之下和红土层之上有一整套河湖相沉积，里面有着非常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文森特指着桌子上摆着的纳玛象、古野牛、双叉四不象鹿和丽蚌等动物化石说：“这些化石都给你们了，算作我献给北疆博物院的一点菲薄的礼物吧！”
感激之余，桑志华将他编辑出版的一套《天津北疆博物院丛书》赠给了文森特。
德日进请文森特讲讲当地老百姓中流传着什么古老的神话故事和传说。他认为，在近代田野考古学发端以前，全世界所有的远古历史与文化，都只能从神话和传说中去追寻。在新旧大陆的几个文明发祥地，史学家们所能追溯到的文明源头，同样也只有传说和神话。考古工作者不仅应该搞好田野发掘，而且要在调查中多了解民间的古老传说和神话。这是因为神话和传说是人类早期的模糊记忆，是经过长时间“口耳相授”集体修改的口头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是考古工作者的向导。
桑志华十分赞同德日进的观点，他说，我们人类对自己的历史了解得太少太少了，恐怕连百分之一也不及。人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存在不同的人种？人类是智慧的，这智慧从何而来？人类是文明的，这文明从何而来，都需要考古学家、地质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来研究回答。我们就是要通过对古代动植物、矿物和人工制品或文化遗物的采集、调查和研究，将人类童年的往事，一幕幕展示出来。就需要在调查中多了解一些古老的传说。
四 猪浚河的传说
听完桑志华和德日进的谈话后，文森特给他们讲了自己听过多遍的猪浚河的传说。
很早很早以前，四面环山的阳原县境内，山上树林密布，川地庄稼茂盛，气候温和湿润，先人们过着富裕安宁的生活。后来不知咋的触怒了天神，暴雨下个不停，洪水汇聚成一个红洋海，淹没了良田和草场，冲毁了房屋和村庄。失去家园的人们扶老携幼逃上坡梁高岗。可是洪水仍在不断上涨。聚集在高岗上的人们眼看着就要遭受灭顶之灾，不由得齐声痛哭。这哭声惊天动地，传遍四野，传到了正在西天取经路上的唐僧耳朵里。他命徒弟孙悟空打探一下是哪里发生了大悲之事。孙悟空遵命，一个筋斗来到阳原上空。仔细观看，发现是师父曾经受难的地方成了汪洋大海，便赶忙回去向唐僧报告。
原来唐僧的父亲陈光蕊考中状元后，携同身怀六甲的妻子赴任做官。途经此地时被水贼刘洪打入水中身亡。水贼不但霸占了陈妻，还冒名当了官。数月后陈妻生下一子，为免遭刘洪迫害，母亲把孩子放在一个浮石做的匣子里，并咬破食指用鲜血在白绫上写下了儿子的身世。尔后乘夜深人静之际将石匣放入水中。第二天清晨，石匣子漂到了东山上的雨淋寺下。一个小和尚到山下挑水时，看见水面上漂着一个东西熠熠发光。赶忙回去报告住持老和尚。打捞上石匣后一看，里面有个小男婴。老和尚便着人抚养起来。长大后剃度为僧，起法名为玄藏。人们称那打捞石匣之处为石匣里。
唐僧听孙悟空说是自己受难被救之地成了红洋海，老百姓眼看就要被淹死，便命徒弟猪八戒火速前去抢救。天蓬元帅不敢怠慢，赶忙到阳原一看，只见波涛汹涌，汪洋一片。情势紧急，危在旦夕，不容多想，老猪便使出看家本领，现出原形。只见一头其大无比的黑猪，沉入水底，对准石匣里峡壁的方位，猛地用坚硬硕大的嘴头浚去。只听得地动山摇一声巨响，但见峡壁坍塌，洪水东泄，红洋海变成了洪洋江，阳原一带的百姓们得救了。为了纪念天蓬元帅救众之举，当地百姓便将洪洋江改名为猪浚河。
不知过了多少年，这里的气候变得寒冷干旱，每逢农历五月桑椹成熟季节，猪浚河的水流便开始干涸，慢慢地人们又把猪浚河叫做桑干河，一直沿习至今。
桑志华和德日进听得入迷，文森特讲完后三人发了一通议论。对照文森特发现的那些化石，认定泥河湾一带的地层和古动物化石有非常重要的科学价值，准备尽快到实地 调查。
过了53年后，中国《地理知识》杂志1977年第8期刊登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卫奇与山西省考古工作者张畅耕、鲜廷琦合写的一篇题为《“大同湖”——雁北历史上的一个湖泊》的文章（大同湖即泥河湾古湖），运用多年来地质学、考古学、古生物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向世人描述了泥河湾一带的变迁，印证了由红洋海变为洪洋江，继而变为猪浚河，又变为桑干河的那个神奇的猪浚河的传说。这里摘录部分原文以飨读者：
“二、三百万年以前，人类在地球上还处于孕育时期。当时的大同盆地是一片烟波浩淼的内陆湖，湖边山区是一片繁茂的森林，森林间隙是绿草如茵的草地。……在湖边生活着三十多种哺乳动物，其中有第三纪残留下来的长鼻三趾马和蹄龟；也有第四纪的标准种属，如野牛、三门马、纳玛象、板齿犀、四不象鹿；还有刺猬、短耳兔、丁氏鼢鼠、泥河湾剑齿虎、新猎豹、中国羚羊、山东绵羊等。湖里生活着泥河湾多刺鱼和鲤鱼。湖的浅水域栖息着大量的丽蚌、蚬、螺等软体动物。那时的气候虽渐渐由热变凉，但仍然是比较暖和的。
随着地壳的活动和气候的变化，大同湖的水域经历了多次的变化……
一、二百万年过去了。气候比以前变得又冷了一些。……大概到了约十万年前，在现在的山西省阳高县古城乡的许家窑村和河北省阳原县东井集乡的侯家窑村之间当时生活着一种人，我们称他们为许家窑人。他们以打猎为生，过着极其艰难困苦的原始生活……
气候变得越来越凉爽。大同湖底的下沉似乎已经减弱，最后石匣山口被切割开，湖水泄尽，湖底露出水面，盆地出现了，桑干河从中蜿蜒流过，除了零星集水洼以外，大同湖消亡了。不过，这已经是几万年前的事了。”
五 桑志华其人
桑志华和德日进从张家口回到天津后，便着手准备亲赴泥河湾考察之事。不久，德日进接到巴黎来函，法国地质学会请他回国担任会长。德日进对自己失去一次实地调查的机会深感遗憾，便向桑志华推荐时任燕京大学教授的英国地质学家巴尔博（G B Barbour）一同前往。巴尔博正为没有收集到足够的博士论文资料发愁，对此邀请欣然接受。于是桑志华、巴尔博2人于1924年9月中旬前往泥河湾村。短短3天的考察，他们便发现了泥河湾一带的地层极具代表性，有着非常重要的科学价值，需要持续认真地进行观察、发掘和研究。从此，桑志华便与泥河湾结下了不解之缘。随着他在这一带的频繁活动，中外学者对泥河湾盆地的科学研究便正式拉开了帷幕。
这里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当时我国考古活动的情况。说到考古，可谓古来有之，过去叫金石学。早在北宋时期就已相当发达，出现过很多金石学家及其著作。比如欧阳修著有《集古录》，赵明诚、李清照夫妇著有《金石录》，吕大临著有《考古录》等。到了清代，金石研究之风尤盛。许多历史学家，如顾炎武、钱大昕、吴大徵等运用金石资料考经补史，取得了显著成就。及至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政治学说包括田野考古学从20世纪初传入中国。这种考古学主要是通过田野发掘，对遗址遗物进行地质学、古人类学、生物学等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积贫积弱的满清王朝逐步走向衰亡，主权丧失，门户洞开。一些外国的冒险家打着科学、探险或传教的幌子，深入中国的新疆、西藏、甘肃、内蒙古一代从事掠夺抢劫文物的活动。
1911年辛亥革命后，随着西学东渐，中国知识界开始觉醒，帝国主义的劫掠行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遏止。此时来华的西方学者、传教士中，除了上述的文化帝国主义者外，还有一些地质学、古生物学及地理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专家。他们在从事科学考察或传教的同时，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发掘活动，成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先声。其中安特生、桑志华、德日进等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最有贡献，与那些文化帝国主义者的掠夺迥然相异。
桑志华是最早来中国从事地质和古生物学以及史前考古活动的外国学者之一。他和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 G Andersson）不同，安特生是受中国北洋政府的聘请，作为农商部的矿政顾问来华，协助寻找铁矿和煤矿的。而桑志华则完全是出于个人的爱好，通过传教的途径来“解谜”的。他37岁的时候来到中国，到1938年5月13日应召返回法国，在中国整整25年。他以利玛窦为榜样，以利玛窦所著《天学实义》为座右铭，以传教为媒介，从事地质考古调查和研究，传播科学知识。据《河北大学史》（其前身即天津工商大学）载，桑志华从1913年开始到1925年的13年间，在华北地区“不间断地跋涉，历经了3万余公里，始终以持久的毅力进行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三万种之植物，三万五千种之特种木质性物，各种奇异难言之哺乳类及爬行类动物，二千种关于人类学及生物学最有价值之标本，七千种关于岩与矿质之标本，皆系沿途所得者。此外尤有一万八千基罗之第三及第四地层之动物骸骨，以及各种关于人类学、工商学、农学之报告。’整个调查工作分三步：首先，循序调查黄河流域与白河流域及直隶海湾，极力搜集各种材料以备研究地质、植物、动物、经济、人类等学之用。其次，刊行各种地质调查情形的著作以及专家的报告。最后，将所得各种研究地质学的资料分送欧洲各科学研究院及将在中国设立的科学研究院。”
1925年桑志华先后4次考察泥河湾，足迹踏遍了整个泥河湾盆地。1926年9、10月间，他又陪同二度来华的德日进到泥河湾进行调查。他们确认了分布于盆地的丰富沉积物的重大科学意义，认为非常接近欧洲意大利的维拉弗朗地层。他们大量收购化石送回天津北疆物院。从此以北疆博物院为大本营，南屯和泥河湾教堂为工作站，在当地百姓和传教士的帮助下进行了孜孜不倦的调查和采集。1929年桑志华不顾劳累，先后4次赴各地考察，用他的话说叫“科学旅行”。其中一次就是于7、8月间再次赴泥河湾调查。德日进对他的评价是：“如果没有他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对桑干河的动物群则仍然一无所知。”
1927年桑志华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十字勋章，不久荣任法国科学院院士。1938年应召回国后定居巴黎，1952年去世。
在纪念泥河湾遗址重大科学发现80周年之际，人们没有忘记缅怀他的功绩。
六 北疆博物院
天津自然博物馆，是我国为数不多的集动物、植物、地质、古生物、古人类等多学科的综合性博物馆。重点收藏中国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及世界范围内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自然科学标本。馆藏标本已达40万件，居全国同类博物馆之首，在国际上占有重要地位。
她的前身就是北疆博物院，位于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117号天津外语学院院内。北疆博物院是桑志华一手操持创建起来的。虽然当时是一所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但由于和工商大学同在一个大院里，互通互补，犹如一体。1927年5月出版的《工商大学校刊》第一期载文说：博物院“裨益于该大学学生，良非浅鲜”。“事实上，该院固无异为本校之科学图书馆，本校所授的哲学及高中之生物学各项课程，须要任何标本参考，均可立致，而于有研究兴趣之各教授与师生均着先鞭，耳闻目睹，无形中本校师生研究学术之风气，自然比较浓厚也。”
博物院不但设有陈列室，还有实验室，后来又新建了试验馆楼和公共博物院，共占地2000多平方米。展室陈列的各种标本，每星期三、六、日对外开放。
博物院由桑志华任院长，德日进任副院长。在他俩的努力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各种标本日益增多。桑志华25年来发现的四个古动物群点：甘肃庆阳的三趾马动物群、内蒙古萨拉乌苏的更新世哺乳动物和石器、河北阳原泥河湾和山西榆社的上新世哺乳动物群的各种标本都在这里。还有桑志华梦寐以求的喜马拉雅山北矿山脉层的矿石标本。
1928年，南开大学的沈士骏教授在参观北疆博物院之后，写了一篇游记，叙述他的观感：“北疆博物院可算是在天津唯一的值得赞评的博物馆了。她的特色，就是该院法国教士桑志华历年在华北搜求的成绩，尤其是有史前人类的石器和河套以南榆林以北的老石器搜罗最富，足以傲视首屈一指的北京地质调查所了。凡是要看中国已知最古的石器，不可不到北疆博物院一饱眼福。”沈士骏还写道：“北疆博物院只有一个主任（院长），一个助手和一个修理工人，一个杂役，依比率比我们南开人少。但他们的标本是无法估价的。完全由外边采集，除旅费外不妄费一钱。”
桑志华、德日进二人在博物院从事科学研究，发表和出版了很多著述。据《河北大学史》载：“工商大学在30年的发展历程中，计有德日进、桑志华、暴安良、侯仁之、林镜瀛等44位教师发表和出版的112种著述（含译文），其中，以法国人为主的外籍教师著述占59%，而德日进1人有著述41种，桑志华有16种”，“桑志华、德日进等倾注大量心血，从事探求中国北部兼及亚洲的人文、地理、地质、气象及动植物为对象的科学考察和研究，其成果为世人瞩目。”
桑志华回国后的第二年，因天津遭受水灾，博物院一部分展品迁到北京法国使馆附近新建的博物院内。此后，曾以搜集、保存和研究集于一身的北疆博物院便由发展期转入保管、利用的维持期。到1952年馆藏标本达20万件，为现在的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藏品基础。1952年天津市人民政府接收了北疆博物院，更名为天津人民科学馆。1956年更名为天津自然博物馆。1997年又新建了规模宏大、馆藏达40万件的大型现代博物馆，1998年竣工并向世人开放。
从桑志华来华到如今的91年间，北疆博物院经历了西学东渐、中国近代考古学建立和发展的历程，也经历了泥河湾遗址重大科学发现的的历程，她将作为中西科学文化交融的结晶永世长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