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河湾寻根记》(三)
第三章 开创中华考古
十二 中西合璧拓展新途
从桑志华呼吁华北地区传教士们帮助他搜集古生物化石到巴尔博发现泥河湾层，以至步日耶断言泥河湾有直立人存在的15年间，正是中国考古学的开创时期，也就是说，泥河湾遗址的发现是中国考古学的伴生物。因此要详知泥河湾，就有必要了解中华考古学创建的来龙去脉。
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是传统金石学与西方田野考古学结合的产物。西方科学思潮向中国的传播，由于五四运动而明显加速，一大批志士学者的不懈探索成就了中华考古。
考古学属于社会科学，是历史科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任务是根据古代人类在各种活动中遗留下的遗迹、遗物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田野考古学是考古学的基础，是考古学获取资料、数据以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考古学有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两个分支。前者研究的范围是没有文字之前的人类历史，主要包括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后者研究有文字记载以来人类的历史，主要是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还要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复原人类社会各个时期的历史。
被郭沫若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先驱”的马衡（1881—1955）一生致力于金石学的研究，又深知传统金石学的局限性，注意进行出土文物的现场考察。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研究所国学门，他任考古学研究室主任兼导师。次年前往河南调查新郑青铜器并发表了《新郑古物出土调查记》。1927年参加了辽东半岛“貔子窝”遗址的发掘工作并发表了发掘报告。1928年在马衡的提议下由董作宾主持开始对安阳殷墟进行考古发掘，从此拉开了对殷墟大规模科学发掘的序幕。
两年后，他又主持了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的考古发掘。马衡在中国考古学由金石考证到田野发掘的过渡中有推进之功。
中国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的梁启超（1873—1929），晚年潜心学术研究，著述宏富。他大力倡导输入西方新学理，撰文介绍欧洲考古学家对于古物的石器、铜器、铁器的三期划分分法，并将中国古史传统初次按这三个时代进行比附。他向国人介绍西方的考古类型学和地层学。为使当时不受国人重视的建筑学和考古学在中国扎根生长，让其长子思成、次子思永分赴国外留学攻读建筑和考古专业。李学勤在《清华与中国考古学》中说：“考古学为中国人所知，时在晚清。后来在清华执教的梁启超就是最早介绍考古知识的人士之一。”梁思永（1904—1954），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考古人类学专业，是中国第一位受过正规专业训练的考古学家。1930年夏学成归国后，即加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同年秋冒着感染鼠疫的危险前往黑龙江省昂昂溪遗址进行发掘，后又转道通辽进入热河调查，采集新石器时代的陶片、石器等遗物。从第二年起，他主持和参加了山东历城城子崖、河南安阳殷墟等多处遗址的发掘。他的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成果不但突出了中国考古学在世界考古学史上的地位，而且赢得了国内外考古学界的赞誉。夏鼐在《梁思永先生传略》中说：“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贡献，野外考古工作方面，自加入殷墟发掘团后，对于组织上和方法上都有重要的改进，提高了我国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特别是梁思永采用地层学方法，找到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而确定了龙山文化晚于仰韶文化，肯定了位于黄河中下游这三种文化的时代序列，解决了中国考古学上的一个关键问题。这就是所谓“三层文化堆积说”，是中国考古学上的重大事件，为认识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提供了新的理论模式，也使得中国考古学和古史研究迈进一个新阶段。
梁思永仅在1930年至1935年的三年时间里，就参加了七次大规模田野考古工作，亲自发掘，不遗漏细节，认真严谨。安志敏在《<殷代陶记>附记》中说：“他对中国考古学人才的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从治学方法到思想修养无所不包。我国老一辈考古学家，已故的夏鼐、尹达、郭宏钧和尹焕章等人都在历次殷墟发掘中受到梁思永先生的熏陶和培育。”
梁氏父子对中国考古学的建立和发展可谓功绩卓著。
十三 志士学者勇当中坚
中国考古学的建立和发展，丁文江及其领导的地质调查所起了关键作用。无论在考古发掘，还是整理研究方面，都奠定了中国考古学的坚实基础。
丁文江（１８８７—１９３６），早年留学日本，后转学美国。先后在剑桥大学、格拉斯哥大学就读，专攻生物学和地质学。１９１１年双科毕业回国后，任职于农商部矿政司。１９１６年创办地质调查所，自任所长。他多方延聘世界一流学者，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葛利普（Ａ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Ｇｒａｂａｕ）、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穴Ｂｌａｃｋ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雪、德国体质人类学家魏敦瑞?穴Ｆｒａｎｚ Ｗｅｉｄｅｎｒｅｉｃｈ?雪等来所工作。在他的努力经营下，地质所在地质、古人类和考古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特别是在考古发掘方面，如安特生１９２１年在河南仰韶村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１９２３年开始发掘的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等。从而使地质调查所成为具有国际水平的科研机构。１９２９年又成立了新生代研究室，丁文江被推举为名誉学术主持人，杨钟健任主任。先后在研究室工作过的裴文中、贾兰坡、卞美年、李捷等，后来都成为中国考古学和人类学界的中坚力量。丁文江致力于训练、延揽人才，培养新秀，奖掖后学，奠定了未来中国考古学的人才基础。
中国考古学初创时期，一大批优秀学者的共同努力起了决定性作用。傅斯年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傅斯年（１８９６—１９５０）早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１９２０年赴英、德留学，１９２６年多科学成后回国，受聘任中山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并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所长长达２０余年。
傅斯年非常重视田野发掘，主张“从国故的故纸堆中，引到更广大的田野工作上，而获得更真实更有意义的结果”他在《国立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周刊》发刊词中明确提出：“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当他聘任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李济担任考古组主任时，提出了著名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口号。这个口号成为当时中国考古学开创者们的行动指南，至今仍然为广大考古工作者所津津乐道。
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主持了多次重大发掘，特别是以重建古史为目标的殷墟发掘工作，从１９２８年开始到１９３７年先后十年间共进行了１５次。这不仅在中国学术界是一次壮举，在世界考古学史上也是为数不多的重要发掘之一。对安阳殷墟的发掘和研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对此，邓广铬在《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中评价说：“可以说，中国没有傅斯年，就没有二三十年代的安阳殷墟发掘；没有当初的殷墟发掘，今天的考古学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
在中国考古学创建时期，最早独立进行田野考古工作并做出创造性贡献的学者当属享有“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李济（１８９６—１９７９）清华学校毕业后留美，１９２３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在南开大学任教。次年开始从事田野考古。１９２６年主持发掘山西西阴村遗址，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自行主持的考古发掘。１９２９年初应聘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领导了殷墟等项发掘。不但使中国考古发掘走上科学的轨道，也造就了第一批田野工作水平较高的考古学家。在考古研究方面特别是在古史重建上为从“疑古”走向“重建”做了大量工作，起到了关键作用。张光直在《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先生》中总结了李济四个方面的贡献：一、开辟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个人类学的途径；二、指明了现代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初期发展的方向；三、开展了殷墟发掘和中国古史的重建；四、打下了中国古器物学的基础。
十四 “动手动脚找东西”
在中国考古学开创初期，田野发掘就有了一系列惊世发现。除了发现泥河湾遗址外，１９２１年，安特生和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等人在当地百姓引导下，于周口店龙骨山北坡找到一处比安特生３年前在这一带发现含动物化石的裂隙堆积更大、更丰富的含化石地点，即后来闻名于世的北京人遗址——“周口店第１地点。”到１９２３年，先后发掘出两颗人牙，并定为人属。由此，４年后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系统发掘。１９２９年在裴文中的独自主持下，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这一消息的公布，震动了世界学术界。１９３５年，一直参加周口店发掘的贾兰坡接替裴文中主持发掘。第２年１１月接连发现３个比较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在此之前，虽然德国的尼安德特人，印尼爪哇的“直立人”和德国的海德堡人的遗骨已经问世，但由于保守思想的束缚并未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即使在持进化论的学者当中，对于人类的起源问题和这些发现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地位，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自从北京人头盖骨发现以后，特别是随后又发现了石器和用火遗迹，直立人的存在才得到肯定，从而基本上明确了人类进化的序列，为“从猿到人”的伟大学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１９２８，我国学者吴金鼎到山东历城调查考古遗址，发现龙山镇以东的武原河畔一个称为“城子崖”的台地上有古文化遗迹。１９３０年１１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山东省政府联合组成山东古迹研究委员会，由李济带队对城子崖进行首次发掘。次年秋，梁思永受命主持第二次发掘。后由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３人编著出版了考古报告集《城子崖》。该遗址上层为东周时代遗存，下层是首次发现的一种以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当时称为“黑陶文化”，后以该遗址命名为山东龙山文化。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它是由中国考古学者发现和发掘的第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由此揭示出来的龙山文化，对于认识和研究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山东省日照县城东北的两城镇遗址，１９３４年发现，１９３６年由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尹达主持发掘。其上层为少量的周代遗存，下层为龙山文化遗存。发掘出的墓葬反映了龙山文化的概貌，进一步确立了龙山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上的重要地位。
在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３０年间，参加中（国）瑞（典）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我国学者黄文弼四次赴新疆考察，曾在吐鲁番附近考察高昌古城遗址，发掘雅尔湖的麹氏高昌墓地。在罗布淖尔北崖发现了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汉代烽燧遗址，又在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调查。黄文弼根据实地调查，论证了楼兰、龟兹、于阗等古国及古城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演变，判明了麹氏高昌的纪年顺序和茔城分布，提出了古代塔里木盆地南北两河的变迁问题，为探讨新疆地区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资料。
在北京大学考古研究室、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专业考古学术团体纷纷开展田野发掘的同时，一些省区的地方团体和学者在“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号召下也开展了田野考古工作，如杭州西湖博物馆的学者们于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３６年间通过调查发掘，发现了余杭县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遗址。华西大学博物馆于１９３２年发掘了四川广汉月亮湾遗址等。
十五 初具规模成气候
正当中国考古学不断走向成熟并受到国际瞩目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１９３７年７月，周口店发掘被迫停止，安阳殷墟发掘匆忙结束。战争除了给田野考古带来毁灭性打击外，在其它方面也严重影响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不少珍贵的史前遗物毁于战火；一些已有成就的考古学家或投笔从戎或死于战争；已经交付出版的著作或毁于战火永远消失，或无法付印难以问世；一批正在研究的项目不幸夭折，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举步维艰。战争初期，大部分考古学术机关团体迁往内地，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仍然都坚持工作，有的采取合作的方式进行田野发掘，也取得一些较为重要的收获。如史语所考古组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作，于１９３９—１９４０年在云南大理附近，发掘史前和南诏时期的几处遗址。后又分别于四川省博物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先后发掘四川彭山汉代崖墓和成都附近的前蜀王建墓，并两次赴河西走廊等地区进行考古调查。１９４４年夏鼐在甘肃宁定县阳洼湾发掘齐家文化的墓葬，首次发现齐家文化晚于仰韶文化的地层证据，纠正了安特生１９２５年在甘肃远古文化分期问题上的错误论断。在此以前，尹达曾于１９３７年根据器物形制的分析对安特生概括的仰韶文化内容和齐家文化年代问题提出过质疑。
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所长徐旭生于１９３３—１９３５年间组织了陕西宝鸡斗鸡台遗址的发掘。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周秦时期和汉代的墓葬。后由苏秉琦将沟东区周秦墓葬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出版了《斗鸡台沟东区墓葬》、《瓦鬲的研究》等报告。该会又对河北邯郸附近的响堂山石窟作了比较详细的勘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徐旭生将考古文化与古史传说研究结合起来，不但开启了夏文化研究的序幕，而且提出了中华民族由华夏、东夷、苗栾三集团融合组成的观点，为我国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做出了贡献。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助理研究员尹达，曾七次参加殷墟发掘，主持了两城镇遗址的发掘。１９３７年毅然离开书斋，奔赴延安，投身革命。虽然不再专门从事考古工作，但仍然痴心不改，业余时间还采集新石器时代的遗物。曾应杨秀峰之邀，在邯郸发掘墓葬。他将考古工作的收获运用到历史研究之中，于１９４３年在延安出版了《中国原始社会》一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叙述和分析了中国原始社会的漫长历史，为中国原始文化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并非田野考古出身的考古学家郭沫若，通过自学和研究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中国甲骨文和古代社会进行深入研究，写出了很多宏篇巨著。特别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性地把古文字和古代史的研究结合起来，阐释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此，董作宾在《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中评价说：“把古书的记载与考古的成果结合起来，再上升到理论的高度，郭沫若先生开拓的这条道路决定了此后多年中国古史研究的方向。应该说已经超出疑古而走进新的时代了。”
解放战争时期，田野考古工作陷于停顿状态。在东北和华北解放区，民主政府十分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对吉林西团山石棺和邯郸附近的汉墓作过清理发掘，又曾收集景县封氏墓群出土的文物。在国民党统治区，仅裴文中于１９４７—１９４８年前往甘肃、青海进行过史前遗址的调查。
中国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从小到大，经过２０多年的开拓、发展，已经初具规模。到新中国成立前，虽然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但却摸索出一套适合中国特点的田野工作方法。尽管田野考古主要限于周口店、殷墟及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的史前遗址，其他地区和历史时期的工作开展较少，存在较多的年代缺环和地区空白，但终归开辟了自己的道路，积累了一批通过正规发掘获得的科学资料，出版了李济的《西阴村史前遗存》、裴文中的《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梁思永等的《城子崖》、施更昕的《良渚》、苏秉琦的《斗鸡沟东区墓葬》、黄文弼的《罗布淖尔考古记》等著作，以及《安阳发掘报告》和《中国考古学报》等刊物。考古学家们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研究课题，如中国史前文化的发展过程；北京猿人及其文化是否是“最原始性”的；应从“泥河湾之碎石”中寻找“最具原始性”的石器以及中国文化的起源等。尤为重要的是在“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口号下，造就了一支中国自己的考古工作者队伍。
十六 裴文中心系泥河湾（上）
在中国考古学创建时期，除了杨钟健外，裴文中是中国最早涉足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考古调查的学者。
裴文中（１９０４－１９８２）河北滦县人。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奠基人，北京猿人第一个完整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文中１９２７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不久便参加了地质调查所组织的周口店发掘工作，１９２８年他与瑞典学者步林（Ｂ·Ｂｏｈｌｉｎ）、杨钟健三人共同负责该发掘工作。次年，步林到西北科学考察团工作，杨钟键同德日进到陕、晋、内蒙古等地进行科学考察，周口店的发掘工作便由裴文中一人负责。同年１２月发现了中国猿人的第一个完整头盖骨后，一直领导着这里的发掘。从１９３１年起，他首次通过研究，确认石器、烧骨和用火灰烬的存在，从而明确了北京猿人的文化性质，将北京猿人的研究纳入考古学研究的范围。１９３３—１９３４年他主持发掘山顶洞遗址，又获得旧石器时代晚期山顶洞人化石及其文化遗物。
１９３５年裴文中赴法国留学，从师步日耶攻读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两年后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回国，任地质调查所技正、新生代研究室主任兼周口店办事处主任，并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中法大学讲授史前考古学。其间在讲稿的基础上完成了《史前考古学概论》的长篇著作。该书不仅系统介绍了国际史前考古学的基础知识，而且在总结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基础上，对中石器和新石器代时代进行了综合研究。全书包括序论、欧洲史前文化和中国史前文化３部分，３０余万言。１９４７年交出版社付印，可惜文稿除序论部分外全部散失。后由安志敏根据裴文中起草的教学提纲、残稿和安两次听课的笔记整理成讲稿，由裴文中审阅修改后以《史前考古学基础》为书名在１９８３年《史前研究》杂志第１、２期上发表。
就在这本书出的第三章史前学发达史的第二节“中国史前发达史”的之三“中国史前学将来之希望”中说：“第一希望是发见最古之人类，即中国猿人以前人类之发见。我们从石器上看，中国猿人制作之石器，实已相当进步，决非石器之最原始者；反过来说，即当另有一种石器，较中国猿人之石器，更简单，更具原始性。这个并非是一种理想，事实已有证明。例如，泥河湾之碎石，上有打击之痕迹，将来或有可能有大量石器之发见，但不一定在泥河湾，只要有此年代之堆积，即有发见之可能，这是我们将来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这一段表达了裴文中的四个观点：一、在周口店发现的中国猿人的石器不是最原始的石器，肯定有比此还早的石器。这不是想当然，已有事实证明。二、有哪里的事实证明呢？泥河湾。可见裴见过德日进、桑志华采集的步日耶研究过的泥河湾的石块。而且将来有可能发现更多的石器。三、也有可能不在泥河湾，但不管在中国的什么地方，只要有那个年代的堆积物就有可能发现。四、我们应把搜寻更原始的石器作为将来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来做。这就清楚地表明，裴文中在上个世纪３０、４０年代就认为泥河湾有比周口店更古老、更原始的石器，自然也有更早的人类！也就是说，他和德日进、步日耶的看法一样！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裴文中出任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博物馆处处长。１９５０年６月，局里收到察哈尔省雁北专区大同县李家湾村的人民来信，说那里发现了动物化石和石器。身为考古学家的裴文中自然知道大同县属泥河湾盆地，那里发现的动物化石和石器的消息一下引起了他的重视，马上和局长郑振铎汇报。郑振铎何许人也？郑振铎是中外知名的作家和文学史家。笔名西谛，五四时期积极参加北京的学生运动。１９２１年与沈雁冰、王统照组织文学研究会，后主编《小说月报》，担任上海、北平各大学教授，致力于学术研究。抗战时期坚持进步文化工作，１９４５年后积极参加民主运动。解放后任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副部长，自古文史相通。他一听裴文中的汇报，便非常关注，马上指派裴文中亲自前往实地调查。
十七 裴文中心系泥河湾（中）
１９５０年６月１９日，裴文中一行乘火车到察哈尔省省会张家口，先与省文教厅取得联系后便于次日到了雁北专署所在地大同。第三天在专署文教科同志陪同下搭乘水利公司的大货车到了李家湾村。与写信反映情况的村干部、村民谈话并查看了发现的化石和石器，又到现场观察了发现化石的地层。经过当场鉴定，认为石器是自然石块，看不到人工打制痕迹。动物化石有象、马和犀牛等的牙齿和骨骼，２３日返京时一并带回。后移交自然博物馆保存。
不久，文化部又接到察哈尔省政府的报告，说山阴县在开凿桑干河南干渠时发现了大批文物，请文化部派专家去鉴定处理。于是部里便组织了以裴文中任团长，刘致平、陈梦家为副团长的雁北文物勘察团。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组织的第一个规模较大的文物考察团，全团由１６人组成，分考古和古建两个组，团员都是当时著名的专家如闫文儒、宿白、傅振伦、张广泉等。他们于７月２１日出发，先后进行了为期１０天的实地考察。这次考察遍及泥河湾盆地西部的大同、阳高、山阴、应县、浑源、朔县、代县和五台等县。考古组共发现了３处史前遗址。在云岗石窟东南一公里的西梁上发现了一处史前人类寄居之地，在耕地的地面上散布着不少陶片和石片。陶片多为深灰色或红色，上有细深纹印，石片大多是红黄色燧石，还发现有彩陶片。从一农民手中购得一件长方形小石斧，磨制甚精，棱角清晰。经专家们观察，鉴定为仰韶文化遗物。
在大同西３０公里的高山城附近发现了一处细石器文化遗址。高山城遗址位于桑干河支流十里河的第二级阶地。阶地被水冲刷得不大平整，散布着很多细石器和较晚期的一些文化遗物如深灰色篦纹陶片和灰色绳纹陶片。石器有石镞、石钻、圆头刮器。裴文中当时判断此为新石器末期的细石器文化遗物，时间大约相当于“赤峰期”。
他们还在浑源县李峪村东南的庙坡，也就是安特生曾经发现铜器的地方发现了彩陶文化遗址。在耕地梯田的崖岸处发现了很多陶片、石片和石环，还有村民发现的一件灰色小陶罐。裴文中和考古组的专家们认为这里“似为彩陶文化的典型地点，……以彩陶之花纹论，颇有近于甘肃之马家窑（仰韶期住地）者，然如菱形花纹则可能为地方性特点。由此或可推论，此史前遗址之时代，约相当于彩陶文化之仰韶期，惟仰韶期之后，人类仍居住于此地，其文化则受中国中原之原始文化之影响，此可由薄黑陶、灰色素面陶及灰色绳纹陶之存在证明之一。”
雁北文物勘察团回京后，发表了《雁北文物勘察团报告》，其中《雁北三处史前遗址之调查》详细记述了泥河湾古湖西部三处遗址的考察情况。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发表的第一个考古科学调查报告。
裴文中心怀“发见最古之人类”的“第一希望”，一直在搜寻着中国土地上最早人类的踪迹。在上个世纪５０年代，他除了继续进行周口店的发掘和在泥河湾一带考察外，１９５１年主持发掘了四川资阳县黄鳝溪资阳人化石（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的发掘。资阳人化石为一老年女性较完整的头骨，其基本特征与现代人相似。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１９５４年指导和参与了由贾兰坡主持的山西襄汾丁村遗址的发掘。遗址中出土有属于早期智人阶段的丁村人牙齿化石，以及以三棱大尖状器为突出特征的文化遗物。经科学鉴定表明，丁村人是介于北京人与现代人之间的人类。这样一直到５０年代末，裴文中也没有找到“中国猿人以前之人类”，自然也没有“发见最原始者”石器。于是他不再坚持４０年代的观点，改而主张北京猿人“最古论”，认为“我们最早的祖先就是在北京附近周口店发现的中国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