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考古学家眼中的早期人类起源与扩散

法国考古学者艾瑞克·博伊达眼中的早期人类起源与扩散

应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系邀请，法国大学研究院院士、巴黎第十大学考古学与民族学系教授艾瑞克·博伊达(EricBOEDA)于2013年4月8日到12日来武汉大学进行短期讲学，通过三场报告为我们描绘出一个别样的远古世界。

关于三次走出非洲

因为目前最早的人类化石相对集中地发现于东非，与人猿最后共同祖先相关的猿类化石也来自东非，所以关于人类在200万年前第一次走出非洲的假设有一定合理性。但绝大多数早期人类化石之所以发现于东非，应与东非大峡谷特殊的地质、地理环境有关，这里包含古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的地层厚度不大，有些遗物甚至直接出露于剖面。而世界其他地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比如中国泥河湾盆地的马圈沟遗址，包含早期人类文化遗物的地层之上还有300多米厚的河湖相堆积。

在传统观点中，第二波走出非洲的是160万年之后的直立人，其标志性工具是阿舍利手斧。博伊达教授曾在叙利亚UmmElThel遗址进行了20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这里的地层堆积厚达32米，从距今140万年延续到距今2000年。其中距今140~40万年间的手斧与东非的手斧具有类似的完整演化序列，这里的人类到底是源源不断地从非洲迁徙而来还是自身演化的结果，耐人寻味。从整体上看，中国、东亚含手斧的石器工业与西亚、近东是不一样的，一是手斧在整个石器组合中的比例不同，在东亚不超过5%，而在近东达95%以上；二是非洲有薄刃斧，而近东和东亚则缺少典型的薄刃斧。另外，像格鲁吉亚的Dmanisi遗址还发现了180万年前的古人类遗存，也就是说，早在直立人走出非洲之前，这个地区就已经有人类居住。直立人真的不断走出非洲吗？

第三波走出非洲的假设就是关于现代智人起源的所谓“夏娃理论”。在距今30~4万年间，东亚与西方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文化面貌。欧亚大陆西部和北部广泛分布的勒哇娄瓦剥坯技术，在中国仅见于宁夏水洞沟，水洞沟以南以东的地区还没有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欧亚大陆西部普遍出现了石叶的剥坯概念，而东亚绝大部分地区仍是以砾石为毛坯直接制作的工具。从基因上来看，如果“夏娃理论”成立，世界各地的智人都应该是单一起源，而且与各地的早期人类基因应该没有关联。事实上不同地区的智人存在基因交流，而且与本地早期人类之间具有过渡类型，呈现出连续演化的特征。目前看，考古发现中的石器文化与人类基因并不支持“夏娃理论”。

关于走出中国

2003年至2006年，博伊达教授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合作发掘与研究了巫山龙骨坡遗址。博伊达介绍了他们对龙骨坡遗址石器工业和古人类“最后的晚餐”（由动物骨骸和石器组成的遗迹）精彩的分析。

他们主要采用技术-功能分析法，以“操作链”概念为基础，通过对石器形态、表面片疤方向、数量和先后顺序的观察及整合分析来揭示打制者在石器制作过程中运用的知识和技能，达到理解古人类认知模式和技术行为的目的。石器分析的“操作链”方法与苏秉琦、张忠培等中国考古学家在陶器研究时创导的“形制”分析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根据博伊达教授的介绍，龙骨坡出石器的最早层位测年大约为距今230~240万年，石器工业显示出比较进步的技术特征，应该不是人类最早的工具。他注意到与重庆巫山龙骨坡、安徽繁昌人字洞、河北阳原马圈沟等遗址的石器文化同时，东非正好是一个文化的空白期，他提出关于人类可能走出中国的假设。这个假设与现有的根据人类化石复原的人类进化过程不同，由此他特别讨论了在复原早期人类历史时“人类学范式”与“考古学范式”之间的深刻矛盾。

关于走向美洲

关于人类最早到达美洲的时间和路径，学术界流行的观点是：使用克罗维斯(clovis)石器群的人们大约在1.2万年前后越过白令陆桥、经阿拉斯加、沿加拿大中西部的冰川缝隙向美洲大量移民，很短时间内广泛分布于美国至墨西哥，在加拿大仅见于中西部一个狭长的走廊地带。一般认为，克罗维斯石器群代表的是一种源于西伯利亚的先进文化。也有学者认为克罗维斯尖状器与法国梭鲁特文化中的叶形尖状器类似，提出美洲早期人类可能源自欧洲的假说。

但法国考古学者在南美发现了一系列更早的石器，博伊达教授自己在巴西东部发掘的Topper遗址最早出石器的地层年代接近距今5万年。这些南美洲遗址出土的石器与克罗维斯石器工业完全不同，都是以砾石尤其是石英砾石为毛坯制作而成的工具，这些石器与华南等地的旧石器非常相似。其他学者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博伊达教授因为有在中国长期田野考古的经验，熟悉华南的旧石器，所以能够辨认出来。这些发现无疑对学术界的传统认识提出了挑战。

这些“中国人”怎么到达南美的呢？他提出了几种假设：沿东南亚、澳大利亚、新西兰、美拉尼西亚群岛等进入；也可能是由黑潮沿日本群岛、阿留申群岛带到北美洲西海岸；或者经白令陆桥、阿拉斯加、加拿大、美国、中美洲。但目前在美国并没有发现这类石器，是真的没有，还是美国考古学者们的思维定势让他们无视其存在？

由此他提出考古研究中“西方范式”与“东方范式”的冲突。他认为在科学研究中并没有纯粹的客观视角，学者的文化背景会影响其观察问题的角度。

后记

艾瑞克·博伊达教授能够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别样的远古世界，显然与其田野考古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并由此形成广阔的国际视野有关，他在中国的考古经历无疑是构筑起这个别样世界的重要一环。他呼吁中国的考古学家应该走向世界，让“东方范式”与“西方范式”同台竞技，相得益彰。这也是他所持的“保持差异，尊重差异”文化态度的体现。

苏秉琦、林沄等考古学家都对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抢占国际学术制高点提出过殷切期望。2011年1月在吉林大学召开的“考古学科战略规划研讨会”上，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考古学科牵头人林沄将推进“外国考古学”这个课题委托给我，推动中国考古学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也就成了我最大的学术追求。我理解中国考古学“走出去”，不是单维度地向西方学习，生搬硬套西方考古学现成的理论与方法，而是在平等的交流中将“中国范式”推向世界，将“中国学派”发扬光大！这不仅是老一辈中国考古学家的愿望，大概也是许多像博伊达教授这样的外国朋友的期待。（中国文物报 余西云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