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河湾:一封写给未来的书信

200多万年前,最早的人类从哪里来?他们是如何演化、扩散的?20万年前的现代人又是怎样起源的?他们与200万年前的祖先,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这些问题最令古人类学者痴迷,也让他们争论不休。

每当问起这样的问题,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聚焦在非洲奥杜威峡谷,然而,在中国有个被称为“东方的奥杜威峡谷”的地方,在100多万年里,人类曾在这里连绵不绝地生存过。它不间断地提醒着人们,在回答上述问题时,中国有着不容忽视的“话语权”。

东方的奥杜威峡谷

“东方的奥杜威峡谷”——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盆地的泥河湾遗址群,站在高处俯视,两千平方公里内,遍布着150多处早期人类遗址,其中40处达百万年以上,遗址的分布密度世所罕见。

泥河湾遗址群最早发现于上世纪20年代初,发现者是法国传教士文森特。1924年,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桑志华,美国地质学家巴尔博闻讯赶来,拉开了泥河湾考察、研究的序幕。从上世纪20年代至今,从泥河湾遗址群陆续出土的古人类化石、动物化石和各种石器,多达数万件。

面对泥河湾丰富的人类遗存,有人说,泥河湾遗址是远古人类写给未来人类的“一封信”,为了解读这封信所蕴涵的宝贵信息,几十年来,很多学者把毕生的心血倾注到了这片盆地中。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下简称古脊椎所)是我国古人类领域当之无愧的“国家队”,在泥河湾科考的早期阶段,我国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前辈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等人就在这里留下了足迹。

1978年,古脊椎所的考察队在桑干河南发掘出了小长梁遗址,这个遗址距今136万年,曾是我国境内发掘出的最早的古人类遗址,被世界称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现”。

几十年来,研究所承担了泥河湾的主要发掘工作,一些研究人员,则在这里奋战了几十年。古脊椎所研究员卫奇,就是其中一位,从1972年起,他就在这里工作,如今已经40多年。由于长年野外考察风吹日晒,他被当地人称为最“黑”的人。从1999年开始,为了便于在泥河湾遗址实地进行调查研究,他举家迁居到泥河湾小长梁遗址所在地东谷坨村。

“1990年我首次有机会到泥河湾考古发掘,当时是参加一个中美合作考古项目。”古脊椎所副所长、旧石器学者高星说。此后他多次到盆地研究、考察,在这里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并参与过泥河湾博物馆的策划。目前,高星领导的一个课题组正在这里的一处遗址进行发掘工作。

经过几十年的研究、考察,经过几代科学家的工作,古脊椎所目前初步建立起了泥河湾人类演化的序列。

不久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专程到泥河湾进行考察时,将泥河湾的科研未来提升到了“国家科技能力和软实力的重要体现”的高度,并表示要加强泥河湾的挖掘保护工作。

东方人类从这里走来?

泥河湾的“书信”,是一部无字之书,写在每一件化石、每一片石器上,写在人类祖先的栖居地上。人们只能通过挖掘、发现,不断拼合起更加完整的信息,通过研究对信息进行更加深入、准确地解释。

泥河湾盆地享有“东方人类从这里走来”的美誉,因此,在人类起源的问题上,向泥河湾要答案,也是大多数学者的期盼。

目前关于人类起源最有影响力的说法是:200万年前,人类走出非洲向世界各地扩散。此后,早期的原始人类因为种种原因,在各地灭绝了,现代人类在20万年前,再次走出非洲,大概在10万~6万年间迁徙到世界各地,成为当今人类——这就是著名的非洲起源说。

多年来,在非洲起源说的强势话语面前,中科院古脊椎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新智立足我国出土的古人类材料,始终坚定地表示:中国人是这块土地上的主体人群,是生生不息、延绵不绝的,连续进化的线条没有中断过。

然而,几十年来,对泥河湾遗址的考察总体来说不够系统,研究潜力没有充分发掘出来,很多焦点问题没有得到满意的解答。中科院古脊椎所研究员裴树文说,“尽管泥河湾留下了100多万年连绵不绝的人类遗迹,却至今也没有发现直立人阶段的人类化石。”

“从上世纪前半叶外国传教士发现泥河湾遗址之后,我们的发掘保护工作力度整体来说还很不够。”李长春在视察时表示。

目前中科院古脊椎所是我国古人类研究唯一一支相对完整的专业队伍,承担着古人类学和旧石器考古学领域的主要发掘和研究任务。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在成果产出的能力上,却有着巨大的差距。

以日本为例,日本只有3万年的人类历史,却已经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2万多处,相关从业人员3000多人;我国有着200多万年的人类历史,只发掘了旧石器遗址不到2000处,能称得上专业的学者,全国只有50余人。

吴新智曾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长期以来,由于人力、物力上的投入不足,很难保障持续性、系统性的挖掘与研究,导致我国得天独厚的古人类学研究潜力没有能充分发挥出来。

对此,李长春分析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温饱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因此没有更多的经费用于人类遗址考古发掘,现在我们的经济实力壮大了,开始逐步加大这方面的投入。“目前没有发现人类化石,并不表示它不存在。”

卫奇、高星、裴树文等长期在泥河湾工作的学者也坚信,随着挖掘工作的不间断展开,“找到人类化石,这只是一个时间与机会的问题”。

保障科研的可持续性

对人类遗址的研究与保护,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领域,解读泥河湾的“无字之书”,需要以古人类学为主体,多学科协同攻关。

多年来,中科院古脊椎所与其他科研单位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取得了很多优秀成果。2004年,《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将泥河湾最古老的人类确定为166万年前,这是最受世界认可的对泥河湾的年代测定。文章的主要作者是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中科院院士朱日祥。

朱日祥是一位年代学家,与古脊椎所合作多年,在泥河湾、周口店等古人类遗址的年代测定上,近年来颇有建树,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

与年代学家的合作,只是古人类学协同攻关的一个缩影。

面对这样一个多学科交叉的领域,学界普遍认为,必须要有大型国家级科研计划与项目保障,才能组织好多学科协同攻关,保障学科健康发展,保障考察和研究工作的连续性、深入性和系统性,并在关键的科学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和突破。

针对学科交叉的特点,李长春指示中科院、科技部共同组织协调攻关工作,并建议科技部将泥河湾考察作为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并行的国家级项目进行考古立项。

据悉,目前中国科学院正筹划在院级层面上设立一个研究项目,以泥河湾遗址为主,由旧石器专家、年代学专家、古环境专家共同牵头。中科院副院长丁仲礼表示,要对泥河湾长期、全面地挖掘,对泥河湾的研究和保护作一个详细的规划,争取在古人类形态演化和技术文化发展、遗址确定、人类活动与环境演变关系等方面更有明确的认识。

在人才保障方面,李长春强调必须有相当数量的专家学者常年不断地在现场考古发掘。因此,从长远看,教育部要适应考古事业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加强考古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加大硕士生、博士生等高水平研究人才的培养力度。

目前,中国科学院正在商讨、确定一份保障人才可持续性的具体方案。


中国科学报 洪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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