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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面对面:张弥曼的鱼化石之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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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67票 浏览54次 时间:2018年4月09日 12:27
央视面对面:张弥曼的鱼化石之恋

央视面对面:张弥曼的鱼化石之恋

(中国化石网报道)据央视:3月22日,2018年度“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颁奖典礼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位于巴黎的总部举行。留着齐耳短发、身穿中式套装的中国获奖者张弥曼一开口就征服了全场,5分钟的获奖感言,她用了法语、英语、汉语等多国语言,大方优雅的仪态和风趣幽默的致辞,让82岁的张弥曼迅速在社交媒体上走红,不少网友直呼“太可爱了吧”。

记者:您有想到颁奖现场您的演讲完了之后,别人会用可爱来形容您吗?

张弥曼:没想到,我从小就觉得自己长得很难看很丑。

记者:一点都不。

张弥曼:我就是幸运了吧这次。

记者:可是不仅仅是幸运就能当上世界杰出女科学家。

张弥曼:我完全没想到得奖的时候,我在云南昭通,所里的同志告诉我说十万火急,我心里想我犯什么事了。

记者:真正通知您的是得奖的事的时候,您什么反应?

张弥曼:我说我怎么能得这个奖,我说参加过几次评审这个奖,我知道它要求特别高的,我觉得我够不上它。

“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于1998年设立,每年授予全球5位为科学进步做出卓越贡献的女性。张弥曼此次获奖的理由是 “她开创性的工作为水生脊椎动物向陆地的演化提供了化石证据”,在这一被公众普遍关注的获奖之前,张弥曼60年的研究生涯中,多数时候是和化石静静相伴。

张弥曼:你看这条鱼非常完整,几乎比你吃现代的鱼剔出来的骨头还要完整?

记者:但是我们现在看这个鱼化石觉得真的非常精细,怎么从岩石里剥出来的?

张弥曼:发现的时候就是一大块岩石,上头可能露了一点骨头。

记者:等于它原来就是一块石头什么也看不见,一点一点抠出来的。

张弥曼:我们有时候要用绣花针很费时间的。

记者:在石头上用绣花针?

张弥曼:所以你要知道鱼的结构,比方看到背鳍知道这啥都没有,你就可以给它弄掉,你必须知道这是脑袋,这里头会有什么东西出来,你就会比较快一点。

在张弥曼2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她向我们展示了各式各样的鱼化石,这些沉睡上亿年的宝贝,见证了远古的风云变幻,张弥曼的工作就是破解这些化石携带的秘密。

张弥曼:我做的鱼化石很多,各种各样的鱼化石都做,我刚才说的那些鱼化石是在三亿五千万年以前,甚至于四亿年以前的,那时候别说没人,陆地上没有脊椎动物,这个生物怎么样从水演化到陆地上,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跨了一大步,如果没有这一大步,就没有今天你和我俩人坐在这聊这个问题了。

人是从哪里来的?生物经历了怎样的演化过程?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古生物研究就是探索这些根本性的问题。然而,张弥曼却说自己和古生物研究的关系就像古代的包办婚姻,属于先结婚后恋爱。张弥曼1936年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医学生物学教授,受父亲的影响,张弥曼高中毕业后打算报考医学院。由于当时的中国正在朝工业化迈进,国家号召青年学生积极投身地质这一国内几乎是一片空白的学科,年仅17岁的张弥曼毅然改变了初衷,报考了北京地质学院。

记者:可是您那个时候对于地质研究有没有概念?

张弥曼:我是一个比较理想主义的,比较听话的人,觉得国家需要了那就去吧,因为在报上在杂志上都看见一篇文章,是下一代的旅行人祝你们一帆风顺,年轻的时候人的想法都比较浪漫,所以一看到那个以后也觉得挺好,而且很多宣传,觉得骑着骆驼在戈壁上走,也是挺开心的事情,实际上是很苦的,我后来也并没有骑过骆驼到戈壁上去。

大学一年级时,张弥曼被选送到苏联莫斯科大学地质系学习,当时在苏联访问的鱼类学家伍献文先生建议她选择古鱼类研究,5年学成回国后,张弥曼进入了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那时候,张弥曼每年都会花几个月的时间随地质勘探队在荒野采集化石,一天步行20公里是家常便饭,身上的行囊最重时达到35公斤。

记者: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苦不苦?

张弥曼:不觉得苦,那时候因为都是年轻人大家在一起,那些男生我就一个女的,他们对我特别好。

记者:但是在野外那么艰苦的环境里,您去扛去走去找化石的路上,您跟这个专业谈上恋爱了吗?

张弥曼:那时候已经觉得挺好的,找到化石高兴得很,有时候在那打了一个星期啥都没有,后来就想放弃了走吧,一站起来看地上有一块化石,这种情况那真是惊喜,拿回来以后你就要知道它是什么,一边修一边就在想,突然你看见一个什么东西你就高兴得很。

记者:这个开心在哪儿?

张弥曼:我们觉得一点都不枯燥。

1965年,张弥曼被送往世界古生物研究中心—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学习,由于赶上文革,张弥曼不得不中断研究工作。1980年4月,46岁的张弥曼以访问学者身份再次到瑞典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她带去了云南曲靖早泥盆纪早期地层中发现的杨氏鱼,利用瑞典斯德哥尔摩学派的经典方法——连续磨片法开展研究。杨氏鱼的颅骨化石只有2.8厘米长,张弥曼需要先磨掉极微小的一块,在显微镜下画出切面图,直到整块化石完全磨完为止。为了加快进度,张弥曼整天泡在实验室,去使馆开会时连电影都不看就赶回来,博物馆里的人称呼她为“不睡觉”的中国女人。

记者:这个描述夸张吗?

张弥曼:话可能不是这样说的,我确实睡得很少,大概大部分的日子每天晚上睡四个小时,能做得动的时候就拼命地做,那时候有点觉得想把时间抢回来,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要拼命做,想把它做完,把他们那个办法学一下,我当时磨的话,最大的图像大概要连续画14个小时。

两年的时间,张弥曼做完了一套540多张图的杨氏鱼化石的连续磨片,然而在对化石的头颅部分进行详细研究时,张弥曼发现,杨氏鱼没有内鼻孔,而当时的古生物学家们普遍认同总鳍鱼类是陆地四足动物的祖先,因为这类鱼具有内鼻孔,可以不用鳃而直接呼吸空气,杨氏鱼也是总鳍鱼类,但它却没有内鼻孔,是一种原始的肺鱼。张弥曼同时对英国、德国、法国所收藏的同类化石作了详细的研究,她发现它们均与杨氏鱼相似,这样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总鳍鱼类是四足动物祖先的地位,对这一传统的四足动物起源说发起了一次真正的挑战,而挑战的对象正是她的导师“瑞典学派”的理论权威,雅尔维克。

记者:跟当时您导师的权威标准不一样,以你当时的学术分量你有一些忐忑吗?

张弥曼:那当然,我开始去的时候,我只想把这件工作做完,觉得机会很难得,开始的时候,我的老师觉得就是他的那一类,将来变成四足动物的那个鱼类,他的观点在那个时候可以说已经在世界上确立起来了,你在教科书里看见都是那样一个观点,我也那么看,可是我一点一点往下磨的时候,应该出来一些结构,就是跟他的鱼一样,结果我越来越磨下去的话,我就看不见那些结构。

记者:其实您是在探索这个未知,但原本你以为这个未知,就是你的导师所设定的那个未知?

张弥曼:我以为是那样。

记者:但是当结果不一样的时候怎么办?

张弥曼:结果一点一点就不一样了,我只能写出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张弥曼的发现让世界古生物界为之震动,对四足动物起源新一轮的探索由此开启。一些著名的古鱼类学家携带着自己的标本,从其他国家赶去和张弥曼一道讨论古生物进化史上这一热门问题。

张弥曼:当时有一位也比较年长的他倒不是做脊椎动物的,他凡是来了人他就都带到我那去看,说有一个中国的女孩在这,做了一个这样的工作,跟原来的看法不是完全一样的,我的老师他就不太高兴,他每天跑到我那来,他就说我写的东西,他说够了,他说足够了,意思就是不要再写了。

记者:不要再往下写了?

张弥曼:他说非常够了,有的时候他来的时候,他就说,他还要骂人,他说该死的鱼。

记者:那你是什么反应?

张弥曼:我没说什么。

记者:你会停下来吗?

张弥曼:开始的时候我也无所谓,我心里就在想,待会儿不要说该死的女人。

记者:他没说过吧?

张弥曼:没有,他说古怪的鱼就是很古怪,很像恶魔一样的鱼,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样说我下次再找到一个新的鱼,我就把它叫做魔鬼鱼。
记者:为什么非要用这样的方式?

张弥曼:好玩。

1982年3月31日,张弥曼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通过了题为《中国西南部云南省早泥盆世总鳍鱼类杨氏鱼的头颅》的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到1995年,世界古生物学界开始普遍认同她的观点,总鳍鱼类起源的中心地区也逐渐从欧洲和北美转向了中国云南曲靖。随后她又通过一系列的研究,和其他一些国内外的科学家提出另一种假说:一种接近古总鳍鱼类和肺鱼类共同祖先的鱼类是四足动物的祖先,但是对于这一成果,她的导师雅尔维克一直都不认可。

记者:直到他去世也没有认可你吗?

张弥曼:很短的一段时间,我们一起到加拿大开会碰见了,大家都挺好的,后来不知道,因为我们写文章有时候要把一些事实讲清楚,我估计他还是不太高兴,我倒觉得别人不同意你的意见,我觉得没有什么,你要是就是一种意见科学也走不到哪去,我自己个人倒是觉得,别人要不同意我的,说我错了,我不会那么不高兴,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还没有最终解决,很多演化上的问题,你只能提出一些看法,提出一些证据,你认为这些证据,能说明问题的,可是实际上问题还没解决,我觉得是这样。

上世纪90年代,张弥曼把自己研究多年更容易出成果的泥盆纪鱼类研究,移交给了她的学生朱敏等年轻人。自己转向中新生代鱼类化石这一相对薄弱的领域,2006年,在张弥曼70岁之际,朱敏将自己发现的一项重大鱼类化石命名为“晨晓弥曼鱼”,献给了自己的导师。

记者:早期的那个鱼类研究一定是会有好多的成果涌现出来,特出成绩,您选择了一偏门,为什么非要这样做?

张弥曼:那个时候我已经60多岁了,我心里想我出野外,也不像别人那么灵活了,我觉得应该把好的地点让给别人去做,当然我也是要挑,我觉得他能做出好的工作来的人,但是这些人要有相当的时间要甘受寂寞。

记者:您觉得寂寞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张弥曼:我们现在有一个不太好的现象,就是从上到下都要求你快出成果,快出成果,文章要写得多,最好要上自然和科学,这种做法我觉得不太好,不能让人沉下心来好好做工作,科学家有成功的,还有最后没成功的,不管怎么样的话都得耐心慢慢做,那才会有成功的人,也不一定是你,也不一定是我,但是人类总会有成功的时候,所以不耐心,不会有很好的结果。

在一件事上耗费太多时间和精力,难免在另一些事情上留有遗憾。张弥曼的丈夫是她莫斯科大学的同学,学物理,回国后去了戈壁滩,搞原子弹和氢弹研究。女儿出生一个月,张弥曼就送她去了上海外婆家。从此,一家三口分隔三地多年,女儿十岁时,她才将其接回自己身边。

张弥曼:她不认我。

记者:那是什么样的情景?

张弥曼:我不知道,她就大哭。

记者:看到你之后大哭?

张弥曼:因为她在上海,她说别人的妈妈好像都挺像样的,都打扮,穿的衣服,烫的头发,我就很土,我带她出去玩,开始我也不知道,她也不是很愿意跟我照相。

记者:作为一个妈还是很难接受吧?

张弥曼:也还行,习惯了,挺遗憾的,人生很短,能够看见的和做的事情都不多。

2016年,张弥曼摘得国际古脊椎动物学界最高奖——罗美尔-辛普森终身成就奖,今年又获得“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作为当今世界最受推崇的古鱼类学家之一,82岁的张弥曼现在依然每天来研究所上班,剩下的时间里,她想把新生代鲤科鱼化石的研究做起来。

记者:可是您也说过,做这行不到死也要抱着化石?

张弥曼:我没说过这句话。

记者:很多媒体都引用了这句话?

张弥曼:我看见了,我就不知道,有些怎么好像,我说的话最后走偏了。

记者:实际上您想表达的是什么?

张弥曼:我没有说过这句话,我要抱着化石不放,我只是觉得我只会做这件事,我做了它我感兴趣,现在让我去学广场舞,我也挺愿意的,但是我跳不动了,是吧,我本来也有点愿意,喜欢唱歌的,我也参加一个合唱团,但是我一年多都没去了,因为心脏有毛病没气了,所以都做不动了,我觉得做这个工作,我的生活最规律,而且还有很多乐趣,所以我就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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