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张弥曼院士：用一个甲子的时光解密远古化石谜团
张弥曼（中）在“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颁奖典礼
张弥曼（右一）在颁奖礼上和其他获奖者合影
2011年，张弥曼在新疆进行野外勘探
（中国化石网报道）据央视网（文/李珊珊 张莉）：“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It explores fundamental questions about who we are and where we came from）”这是一个哲学问题，而她却用对地质科学的毕生探索漂亮作答。
3月22日，2018年度“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的颁奖典礼上，一位82岁的中国老人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衣着简洁，笑容轻松，神态坚定。5分钟的演讲，她用了法语、英语、汉语、俄语四种语言，全程脱稿，发音标准，风趣幽默，赢得数次掌声，一举一动尽显大方优雅。
她就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英国林奈学会外籍会士、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张弥曼女士。
“我的古脊椎动物研究生涯始于大概60年前。”张弥曼颁奖典礼上表示，自己最初选择专业并非出于兴趣，而是响应国家号召，但做起研究后“发现非常有意思”，如同“先结婚后恋爱”。
弃医投身地质 与化石“结婚”
张弥曼1936年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张宗汉是医学生物学教授，在神经代谢生理领域卓有成就。幼承庭训的她长大后自然地产生了当医生的想法。到了高中，她在这方面的天赋进一步显现，实验课上解剖那些很细的小蚯蚓，张弥曼从来不会碰破血管，灵巧的操作令人赞叹。
上世纪的5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正在朝工业化迈进，国家号召青年学生积极投身地质这一国内几乎是一片空白的学科。高中毕业的张弥曼心有所思、情有所感，于是选了另一条人生道路，报考了北京地质学院，以期为祖国寻找矿产资源。
带着母亲赶制的厚棉袄从南方来到北方，被分配到古生物系的张弥曼有些惴惴，又满怀期待，在此之前，她对这门学问一无所知。
“1955年，我们十几位同学被分到莫斯科大学古生物学专业学习。至于古生物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当时却连一点儿概念都没有。”张弥曼回忆，但年少的懵懂并没有阻挡张弥曼一颗求实求真的心。
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期间，张弥曼接受鱼类学家伍献文先生的建议，选择古鱼类研究，从此踏入生命演化“失落的世界”——包括人在内的四足动物起源过程。
年轻时的张弥曼每年都会花几个月的时间在全国各地寻找化石。行走20多公里的山路，睡在农家的阁楼上、村里祠堂的戏台上，时而有老鼠爬过，身上长了虱子……数十载的坚持，张弥曼从未退缩。寂寞山岭间，人迹罕至处，多了一个跋涉的倩影——身负30多公斤的行囊，一根扁担挑着锤子、胶水、化石纸和被子。
不负时光 和化石谈“恋爱”
显微镜下，化石表面一条小鱼的轮廓清晰分明，这是张弥曼拥有的很多化石中的一块，在她2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摆着各式各样的化石。这些沉睡上亿年的宝贝，见证了远古的风云变幻。每块化石都见证着一段沧海桑田，而张弥曼的工作则是揭开这些化石背后的谜团。
比较形态学、古地理学、古生态学及生物进化论是张弥曼长期从事的研究领域。现年82岁的她，获颁“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对中国的古生物学发展，甚至对全世界的古生物学领域来说，都有深远意义。这也是该奖首次授予古生物学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提名声明中称：“她创举性的研究工作为水生脊椎动物向陆地的演化提供了化石证据。”
达尔文时代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陆地脊椎动物，即四足动物是由水中的脊椎动物——鱼逐步进化过来的，但是究竟哪一种鱼是陆地四足动物的祖先？近百年来，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当时，一位在古生物学研究上颇有影响的瑞典古生物学家认为，总鳍鱼类是陆地四足动物祖先，这一观点也被其他学者所认同。
1980年，张弥曼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瑞典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她花费了数十年时间，通过那里的技术和设备来研究中国总鳍鱼类化石，其中有些化石可追溯到距今4亿年前的泥盆纪。那一块块普通人眼中显得生硬的石头，张弥曼常常一摆弄就是一上午。沉迷在化石堆中多年，她一直坚持自己动手采集化石、修理化石、给化石拍照、研究化石。“自己弄的东西自己知道，哪怕不小心把化石弄坏了，也不会妨碍我的研究。”
1982年，她采用连续磨片法，完成了对泥盆纪原始肉鳍鱼类杨氏鱼（Youngolepis）头颅的三维重建，并研究提出：杨氏鱼虽归入总鳍鱼类，但它没有内鼻孔，是一种原始的肺鱼。而没有内鼻孔就不能离开水呼吸空气，也就不存在上岸生活的物质基础。
她的发现让世界古生物界为之震动，对四足动物起源新一轮的探索由此开启。随着中国云南曲靖陆续发现震动古生物界的泥盆纪、志留纪鱼化石，张弥曼的观点逐渐获得学界认同。杨氏鱼的模型陈列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脊椎动物演化展厅。
她的学生、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朱敏说：“越来越多的化石证明，鱼类登陆的关键环节发生在中国云南，而张先生是这一大发现的开拓者。”
海外求学经历使张弥曼视野开阔，重视国际合作。到现在，年逾八旬的张弥曼还能讲流利的英语、俄语。“古生物无国界，这个领域的国际合作和交流非常多，也需要看各种文字的文章，甚至一些比较古老，比如19世纪的文章。”对于没有译本的外语文献，“只能苦苦地拿着字典硬查。”
“古生物学家，特别是研究无脊椎动物的科学家们能给国家矿产、石油开发提供基础的地质资料。”谈及古生物学研究价值，张弥曼认为，这一领域虽然并不为大众所熟知，但其应用价值不可小觑。
心如磐“石” 求索远古的声音
2008年，张弥曼在PNAS（美国科学院院刊）发表关于伍氏献文鱼的研究成果，这类骨骼异常粗大的鱼类见证了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相撞、青藏高原隆升以及由来已久的干旱化进程。
2011年和2015年张弥曼分别荣获芝加哥大学、美国自然博物馆吉尔德研究生院荣誉博士学位，2016年获国际古脊椎动物学界最高奖——罗美尔-辛普森终身成就奖。
功成名就后，张弥曼没有躺在过去的辉煌中安享晚年，而是转身投入另一个少有人关注的领域，开始新的探索——新生代鲤科鱼化石研究。“这一块再不做，中国就赶不上了。”她解释说，新生代鱼类化石反映了近年来地球的变化，未来还能很好地和分子生物学结合起来，可能会诞生新的大发现。
“一个老师的影响是永恒的，他是没法儿知道自己的影响止于何处。”在“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颁奖典礼上，张弥曼分别用俄语和瑞典语读出早期导师的名字，细节之处更显感激之心。
对待年轻人，张弥曼甘当铺路石、领路人，毫无保留。她主动将炙手可热的研究领域交给年轻学者。在她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大学地学院教授朱敏及其团队在Nature、Science等重要刊物发表十余篇重要成果，一些成果被国外教科书所采用，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重要奖励。
“当老朋友一个个离去，我庆幸自己还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更要珍惜时间，多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跋山涉水，踽踽前行，张弥曼一头扎进石岭山岗，用一生索求那来自远古的声音。正如主办方在获奖者介绍中所言——张弥曼仍在继续她的研究，永远坚定地探索着人类的起源，勘测那些在地球和时间中旅行的鱼。
相关报道：张弥曼，在古生物学领域求索６０余载
（中国化石网报道）据新华社（张曼）：“我的古脊椎动物研究生涯始于大概６０年前”。获颁“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的中国科学家张弥曼２２日晚在巴黎参加颁奖典礼时风趣地说，自己最初选择专业并非出于兴趣，而是响应国家号召，但做起研究后“发现非常有意思”，如同“先结婚后恋爱”。
张弥曼和另外４名女科学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获颁今年的“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她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面对荣誉，张弥曼十分谦逊。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她笑称：“我成为科学家是历史的偶然，荣获这一奖项也是历史的偶然，我只是比较早做了中国肉鳍鱼类化石研究，提出了一些看法而已。”
张弥曼现年８２岁，长期从事比较形态学、古地理学、古生态学及生物进化论的研究。教科文组织此前发布评奖消息时说，授予张弥曼这一奖项是为表彰她开创性的研究工作为水生脊椎动物向陆地的演化研究提供了新观点。
“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设立，每年授予从全球遴选出的５名为科学进步作出卓越贡献的女性，表彰她们的杰出成就，支持她们的科研事业。
几十年的科研生涯中，张弥曼经常独自背着３０多公斤重的行囊在荒野间跋涉，寻找化石。对待科研，张弥曼极为严谨。她对总鳍鱼类杨氏鱼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后，对总鳍鱼类是四足动物祖先的判断提出了质疑，在国际上引起了对四足动物起源和肉鳍鱼类演化方面的讨论和反思。
肉鳍鱼类包括肺鱼和总鳍鱼类，“是肺鱼跟四足动物更接近，还是总鳍鱼类跟四足更接近，这个问题很复杂，我认为还没有解决。”张弥曼说。
１９６０年，张弥曼从莫斯科大学地质系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工作。上世纪８０年代，她又前往瑞典进修。到现在，年逾八旬的张弥曼还能讲流利的英语、俄语。
海外求学经历使张弥曼视野开阔，重视国际合作。“古生物无国界，这个领域的国际合作和交流非常多，也需要看各种文字的文章，甚至一些比较古老，比如１９世纪的文章。”对于没有译本的外语文献，“只能苦苦地拿着字典硬查”。
主办方在获奖者介绍中这样评价：正是因为张弥曼的长期努力，中国在国际古生物学领域享有重要地位，并且营造出富有活力的学术氛围，涌现出一批新一代古生物学家。
谈及古生物学研究价值，张弥曼认为，这一领域虽然并不为大众所熟知，但其应用价值不可小觑。“古生物学家，特别是研究无脊椎动物的科学家们能给国家矿产、石油开发提供基础的地质资料。”
“开发矿产就是要从岩石里找东西，而岩石有很多种，有沉积岩、火成岩等，有些岩石里基本没有东西，古生物学家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层积岩。”说起岩石和地质年代，张弥曼如数家珍：“勘察需要了解岩层和时代，比如石炭纪形成了丰富的煤，侏罗纪有段时间也有煤，第三纪也有些褐煤。”
除应用价值外，古生物学的另一个重要价值就是科普。张弥曼说：“我曾去过（古生物）展览现场，小朋友会提关于恐龙的各种有意思的问题，科普可以启发他们的逻辑思维，非常重要。”
如今虽已是耄耋之年，并且早已将学术“含金量”颇高的泥盆纪研究传给了学生朱敏，但张弥曼仍未停下科研的脚步。她打算继续完成杨氏鱼研究，目前还同时进行着青藏高原边缘的鲤科鱼类咽喉齿研究。“到了我这个年纪，做什么项目都行，都可以试试看。”
正如主办方在获奖者介绍中所言，“张弥曼仍在继续她的研究，永远坚定地探索着人类的起源，勘测那些在地球和时间中旅行的鱼”。
相关报道：中国女科学家张弥曼60余载寻找鱼“爬上陆地”的证据 摘取“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的“傻瓜”
（中国化石网报道）据新华每日电讯（屈婷 全晓书）：我们这一代人，自己的事情都是可以牺牲的。不管是科学研究，还是工作都抱着一颗‘公心’。”在张弥曼看来，古生物学的“公心”就是“不到死也要抱着化石不撒手”
3月22日，自嘲为“傻瓜”的张弥曼在巴黎摘取了“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颁奖词称，“她开创性的工作为水生脊椎动物向陆地演化提供了化石证据”
鱼化石，是张弥曼大半辈子的迷恋。
“也许，我们这样的人都是傻瓜吧。”这位82岁的古生物学家说，“但是人类没有‘傻瓜’，可能还是不行。”
3月22日，自嘲为“傻瓜”的张弥曼在巴黎摘取了“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
该奖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欧莱雅基金会于1998年设立，每年授予全球五位为科学进步做出卓越贡献的女性。
颁奖词称，“她开创性的工作为水生脊椎动物向陆地演化提供了化石证据。”
去巴黎领奖前，鲜有出现在公众视野的张弥曼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她说：“获奖当然高兴，是巨大的鼓励，但觉得自己还够不上。”
逃难途中读的书
“这段逃难的经历决定了我一生为人处世的取向”。“八·一三”淞沪会战后，张弥曼的父亲带着全家疏散到南京，又在1940年搬迁到重庆北碚，之后又辗转江西各地。
低调的张弥曼是当今世界最受推崇的古鱼类学家之一。2010年，一本献给她的论文集在德国出版，里面的观点有的与张弥曼相同，有的与她相左，但无一例外都受到她的影响。
她的学生、英国自然杂志资深编辑纪恒瑞(Henry Gee)在这论文集的“前言”里描述说：“她是一位和善的淑女，跟我们一起参加学术会议的野外考察，总是饶有兴趣地倾听我们一派学生腔的叽叽喳喳，而她自己却不显山不露水。”
而眼前的张弥曼看起来像一位慈祥的祖母，轻声细语，一身蓝色的套头毛衣、布裤和披肩，衬得她皮肤白皙，几乎没有长期野外工作的沧桑。
她有一双名震古生物圈的巧手，总能把化石和岩石沉积物准确地剥离。“我相信我的双手还不算太笨拙。”张弥曼的回忆从此开始，“因为我的父亲在医学院工作，我常常穿过解剖室去他的办公室喊他吃饭，看惯了许多男、女学生在实验室解剖尸体。高中实验课，我解剖很细的小蚯蚓也不会碰破血管。”
1936年生于南京的张弥曼，是家中长女。父亲出身贫寒，靠族人借款上中学，后来靠公费去芝加哥大学深造。学成归国后，他在上海的一家医学院谋得教职，教人体生理学。
父亲开明，常带她去溪边网虾，到菜地捉虫，到麦田看蚂蚁怎么沿着麦秆爬上去寻找蚜虫，用放大镜观察花的雌雄蕊和昆虫复眼等。“我们可以在父亲面前随意发表意见，甚至和他争吵，而他对我们总是和颜悦色。”
母亲严厉。“我生性顽劣。母亲读书不多，却一丝不苟地逼我完成作业。”张弥曼笑言。“我一直想当医生，而不是科学家。”——因为父亲单位有不少敬业、有教养的医生，令她仰慕。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无忧无虑的日子戛然而止。“八·一三”淞沪会战后，父亲带着全家疏散到南京，又在1940年搬迁到重庆北碚，之后又辗转江西各地。
当时，年幼的张弥曼和弟弟妹妹尚不懂家国之恨。跋涉在赣南的路途间隙，这些逃难的“野孩子”常常潜在河里，不顾撑篙人的怒骂，迅速爬上船沿，从船尾跳到河里，把肚皮拍得生痛；到了晚上，他们又缠着下课的大学生讲故事，直到中了“调虎离山”之计，被大学生锁在门外，方才垂头丧气，各自散去。
也有一些事令张弥曼万分恐惧。日军轰炸重庆北碚时，她和大着肚子的母亲躲在床下，父亲赶回来时几乎以为她们已经炸死；她亲眼见到孩子因缺医少药死去，自己得了疟疾“打摆子”，头晕眼花，却一刻不敢落在队伍后面……
有件趣事几乎成了她日后学地质学的先兆。有一次，她和弟弟在流亡路上偶得《木偶奇遇记》和《谈天说地》两本书。《谈天说地》这本书对幼年的张弥曼是枯燥的，但由于没有别的书看，她还是很认真地读了一遍。令她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在大学上《普通地质学》时，老师居然讲到了这书中的一些内容。
她说：“这段逃难的经历决定了我一生为人处世的取向。”
爱上了鱼
那时，野外勘探一天步行20公里是家常便饭。由于消耗太大，地质队员们都如“饿鬼”一般。有一次，恰逢中秋节，队里发了一斤米饭，一斤烙饼，张弥曼竟就着酱豆腐一扫而空。
1953年，17岁的张弥曼响应国家“地质报国”的号召，放弃学医理想，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彼时，中国地质科学有了许多国外回来，或从西南联大毕业的老师，但很缺学生。“大家心中真的有一股热血。”她说，那一届单女生就有200名，毕业后多去了艰苦地区搞地质勘探。
与此同时，中国科学界积极培养“新鲜血液”。1955年，张弥曼被送到莫斯科大学学习古生物学。但是，这位地质学专业的学生，完全不知道该学哪类古生物。
“学鱼！”当时在苏联访问的鱼类学家伍献文先生建议张弥曼。
张弥曼自称“是一个立了理想，怎么也不会改变的人”。她听了伍先生的建议，从此开始了对鱼化石的研究。张弥曼经常到莫斯科河岸边的全新世沉积中采集鱼化石，夜里用小船撒下横跨莫斯科河的鱼网，清晨把撞在网上的各种鱼类采集下来，用来和化石进行对比，以探究古鱼类同现代鱼类之间的关系。
1960年，张弥曼回国，进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工作，开始了她的寻“鱼”生涯。年轻时每年约有三个月，她都随地质勘探队在荒野采集化石。“野外勘探是基本功，再远我也能走下来，而且不比任何人慢。”
那时，野外勘探基本靠腿，一天步行20公里，是家常便饭，很多时候只能投宿老乡家，或在村里祠堂的戏台上过夜。由于消耗太大，地质队员们都如“饿鬼”一般。有一次，恰逢中秋节，队里发了一斤米饭，一斤烙饼，张弥曼竟就着酱豆腐一扫而空，创下“个人纪录”。
“每次身上都带着虱子，回家进门前要先把衣服煮一遍。”回想起这些，张弥曼眼中绽放快乐的光彩，“那时候，衣服没有化纤，确实经煮。换成现在，放进开水锅恐怕就捞不出整件的衣服来了。”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总是能遇到好老师。”她说，“伍老当年的一句话定了我的‘终身’，但谁说媒妁之言的婚姻就一定会不幸福呢？”
为纪念伍献文先生，2008年，张弥曼将在柴达木盆地发现的一种奇特鱼化石命名为“伍氏献文鱼”。
“不睡觉”的中国女人
“越来越多的鱼化石显示，鱼类登陆这一关键环节就发生在中国云南。而张弥曼是这一大发现的开拓者”
约4.3亿年前到4亿年前，云南东部还是一片处于赤道附近的热带浅海。海里陆续“游”出了包括晨晓弥曼鱼、斑鳞鱼、杨氏鱼、奇异鱼、全颌鱼、麒麟鱼在内的“明星物种”，谱写了鱼类从海洋向陆地演化的关键篇章。
“晨晓弥曼鱼”的命名者、古鱼类专家朱敏说：“它是献给我的老师、中国肉鳍鱼类研究的开拓者张弥曼女士最好的礼物。”
在生命“进化树”上，人类属于四足动物。大约在3.8亿年前，肉鳍鱼类登上陆地，演化出了四足动物。但哪一种肉鳍鱼类，才是人和鱼的最近共同祖先呢？数百年间，这个“谜”在古生物学界悬而未决。
1980年张弥曼访学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看到瑞典学派代表人物雅尔维克用25年时间还原的肉鳍鱼化石。震撼之余，她决心用最短时间“追赶”上去。那时，没有CT扫描技术，想从内到外“看清”微小的鱼化石，需要一种极为复杂的连续磨片及腊制模型方法。
张弥曼还原的是云南曲靖的杨氏鱼。它的颅骨化石只有2.8厘米长，张弥曼需要先磨掉极微小的一块，在显微镜下画出切面图，直到整块化石完全磨完为止。
她画了540多张图，把它们贴在平整的石头上，用熔化的石蜡和蜂蜡，制作出薄薄的拓片，再将剖面图雕刻出来……最后，所有的剖面“拼装”出一个20倍等比例放大的标本。
渐渐地，博物馆里的人都知道这个中国女人“不睡觉”。于是，有人给她搬来躺椅；有人在她桌上放一束鲜花，以表达敬意。就这样，她仅用两年完成了这项研究。
按照瑞典学派的观点，杨氏鱼应有一对内鼻孔，头颅分成前后两半，由一个颅中关节连接。张弥曼在做这个鱼标本时，既没找到内鼻孔，也没找到颅中关节。内鼻孔是鱼类“登陆”时学会呼吸的关键构造。由于她的工作无可挑剔，人们开始对内鼻孔的起源，乃至四足动物的起源有了各种新的认识。
后来，她用更多证据动摇了瑞典学派的权威，认为杨氏鱼和奇异鱼都是一种原始的肺鱼，在国际古生物界激起轩然大波。但张弥曼说：“真理不辩不明，从不后悔这么做。”
直到1995年，世界古生物学界才普遍认同她的观点，肉鳍鱼类起源的中心地区也逐渐从欧洲和北美转向了中国云南曲靖。
“越来越多的鱼化石显示，鱼类登陆这一关键环节就发生在中国云南。”朱敏说。“而张先生是这一大发现的开拓者。”
40多年过去，张弥曼那双巧手因为总拿着小钢钎在化石上敲敲打打，指纹都几乎磨平了。
抽掉“踏脚板”
“我小时候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平等和诚实。把错的、对的都摆出来，对科学有益处。我很喜欢人家不同意我，也喜欢看年轻人比我们做得好”
在1942年拍摄的一张与小学老师和同学的合影中，大家都正色看着镜头，唯有张弥曼歪着头，探出脚，毫无旧时女子该有的“端正”。她说：“我从来没有尊卑观念，因此也惹了不少麻烦。”
在“十年动乱”期间，张弥曼被送到农村改造，她坦然面对，退掉城里的房子，做好了一辈子回不来的准备。“我本来就是从农民中来的，回到农村又怎样呢？”
张弥曼的丈夫是她莫斯科大学的同学，学物理，回国后去了戈壁滩，搞原子弹和氢弹研究。女儿出生一个月，张弥曼就送她去了上海外婆家。从此，一家三口分隔三地多年。女儿十岁时，她才将其接回自己身边。
“我们这一代人，自己的事情都是可以牺牲的。”她感慨地说，不管是科学研究，还是工作都抱着一颗“公心”。在她看来，古生物学的“公心”就是“不到死也要抱着化石不撒手”。
她最敬佩的学者是已故的英国古生物学家柯林·帕特森。她记得柯林在一篇论文中，曾大胆提出一种观点，并写道：“我们这样做，几乎是把自己脚下的踏脚板抽掉。”化石材料，就是每一个古生物学家的“踏脚板”，吸引着科学家进入未知而引人入胜的世界。
张弥曼在科研中是有勇气抽掉自己“踏脚板”的人。上世纪90年代初，她把炙手可热的“金矿”——泥盆纪鱼类研究，移交给了朱敏等年轻人，转而研究很多人不屑的新生代鲤科鱼类化石。彼时，六七十岁的她，去过青海、新疆野外勘探。她说：“年轻人做得比我好。”
朱敏说，当了老师的张弥曼从不责骂学生，但“她淡淡地说几句，你也受不了的”。因为，她的严谨是学术圈出了名的，也不会绕圈子，说出的问题往往切中要害。
“我小时候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平等和诚实。”张弥曼笑着说，把错的、对的都摆出来，对科学有益处。“我很喜欢人家不同意我，也喜欢看年轻人比我们做得好”。
鲤科鱼类化石分布广、比较常见，很难在短时间内发表高质量的论文。她说：“我不是没有思想斗争。但是没有寂寞、枯燥的基础工作，怎么会有真正的大发现？！”
鱼类分布严格受水系格局的限制，因此，新生代鱼化石研究可以揭示诸如古气候、古水系格局、古高度等古环境因素，进而协助重建地球变化的历史。
近年来，张弥曼和她的同事在青藏高原上发现了丰富、保存精良的新生代鱼化石，将有助于揭开这一地区“演化进行时”的历史。比如，伍氏献文鱼，其全身极度增粗的骨骼，可能是随着水中钙盐浓度升高而逐渐变化的，“今天我们说高原干旱化的故事，还有什么比它更生动呢？”
有人不明白：对古鱼类的研究跟今人生活有何关系呢？张弥曼说，没有直接关系。但这个研究能帮我们认识生物演化，而关于生物演化的科普能激发孩子们逻辑思维的萌芽，“这些对于地球和人类的未来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