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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人已去 影响长存——纪念张森水先生逝世10周年座谈研讨会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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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27票 浏览94次 时间:2018年1月13日 13:11
张森水先生在野外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2007年10月在沂源考察)

张森水先生在野外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2007年10月在沂源考察)

张森水先生纪念园

张森水先生纪念园

2004年5月张森水先生在长兴观察标本

2004年5月张森水先生在长兴观察标本

2005年6月张森水先生与徐新民在安吉上马坎遗址

2005年6月张森水先生与徐新民在安吉上马坎遗址

(中国化石网报道)据大众日报:2017年11月27日,在著名考古学家、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张森水先生辞世10周年纪念日,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位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者齐聚浙江安吉,到“张森水纪念园”祭扫、植树并举行座谈、研讨会,缅怀先生对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和中国文物考古事业、人才培养诸方面的卓越贡献,畅谈如何继承先生的遗志,把老一辈开创的事业和留下的精神遗产发扬光大。以下为座谈会的部分发言摘录,以与业内人士分享,并存留一份对先生永恒的追思和怀念。

张森水学术生涯记略

张森水先生(1931年8月21~2007年11月27日),浙江省仙居县人。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古人类学研究室主任、《人类学学报》副主编、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科学指导与咨询委员会成员、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等职。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后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师承裴文中院士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工作。曾经主持辽宁喀左鸽子洞、辽宁营口金牛山、四川汉源富林、贵州普定穿洞、陕西大荔人遗址等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指导了对河北承德四方洞、重庆铜梁、贵州猫猫洞、安徽人字洞、福建万寿岩、云南大河和三峡库区诸多旧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发掘与研究,并在晚年主持了浙江省旧石器时代考古的调查与研究工作,指导了天津旧石器时代考古调查。

他与裴文中先生一道对北京猿人的石器开展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做了新的尝试,归纳出周口店第1地点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特点和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他对丁村遗址不同地点的石器工业进行了重新分析,较系统地应用了数理统计方法,纠正了丁村遗址石器工业由大型石制品主导的认识偏颇,并在研究理念上促进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从定性到定量的转变和研究方法的成熟。他倡导对石器和骨器的制作与使用实验并身体力行,对旧石器时代早期阶段石器的辨认和骨器的判别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意见。他指导了中国首次系统的针对石器功能的微痕研究,极力推动该分支领域在中国学术界的应用与发展,产生了持久的后续影响。他最早将“区系类型”的概念引入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在推动旧石器时代考古与后期考古的接轨方面做出了富有成效的努力。他在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理论探索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并取得重要成就,提出中国旧石器时代存在以小型石片石器为代表的北方主工业和以大型砾石石器为代表的南方主工业的论述,提出中国北方旧石器文化的“区域渐进与文化交流”学说和“继承延缓发展、交流促进创新”的认识。他以各种方式培养了大量不同层面的旧石器时代考古领域的专业人才,可谓桃李遍神州。

他长期参与我国文物考古事业方针和政策的制定,指导和参与了很多旧石器时代考古项目的规划和实施,指导和参与了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保护规划的制定和评审,指导了多座博物馆有关古人类演化与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展陈策划,并致力于与国外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界建立合作关系,推动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与西方的接轨。他成果丰硕,先后发表160多篇学术论文,多部研究专著,还以“路石”和“一丁”等笔名发表了大量的科普文章和杂记。他曾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二等奖和郭沫若中国历史学二等奖、荣誉奖以及裴文中科学奖等奖项,是继裴文中、贾兰坡之后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重要领航者。他锐意开拓,兢兢业业,胸怀坦荡,严于律己,待人真诚,无私奉献,生活简朴,闪烁着一代知识精英和考古大家的精神风貌和人格魅力。

刘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时光飞逝,一晃十年。我与先生乃至旧石器考古是颇有渊源的。当年先生被请到吉林大学讲授旧石器考古课程,我是课代表,与先生结缘。先生希望我从事旧石器考古,鼓励我考他的研究生。可惜当时身体出了点问题,没有报考,后来阴差阳错,做了新石器考古。先生退休后希望能帮家乡填补旧石器考古空白,我推荐了刚从文物局回到考古所的徐新民同志。在安吉考察伊始,我与新民一起陪着先生跑砖瓦厂,找剖面,有了后来的一系列重要发现。师母当时也来了,感叹我们干考古的真辛苦,我们却乐在其中,享受与先生一起工作的时光。此后与先生见面虽不多,但心里对他的感情一直非常深。

傅仁义(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我是张先生带入旧石器研究大门的。1972年张老师来辽宁主持喀左鸽子洞发掘,这是文革后期东北发掘的第1处遗址。我有幸参加,由此奠定了我的专业方向。74-77年间,张先生又带领我们3次发掘金牛山遗址。日后这个遗址有人类化石出土,但工作基础都是张老师奠定的。发掘时我和先生合住一间屋,先生深深的影响了我做人做事。他手把手教我分类,教我写工作日记,这个习惯我一直保持着。张先生当时正值壮年,干劲十足,考察过辽宁几乎所有的旧石器地点,还在营口金牛山、海城小孤山和本溪庙后山的国保申报工作中给予了很多指导和帮助。

王新金(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我与先生初次接触是在穿洞发掘。先生敬业执着,生活俭朴,是一位可敬可爱的前辈。1981年发掘时,我在记日记时描述一件石制品,先生说:“你应该直接在本子上画石器线图。”我的日记本中至今保留着当时画的那件石器图。我的早期工作日记记得很详细,也是先生帮我养成的好习惯。2006年,先生到贵州完成国家文物局的大遗址考察项目。当时贵州一些旧石器点还没有申报国保,交通条件很差,去观音洞的路很不好走,又赶上大雨。先生不畏艰难,冒雨考察。先生的这次贵州之行使我们受益很多,尤其是观音洞,先生与领导座谈引发重视,管理保护利用得到加强。先生在晚年极力想促成对穿洞遗址的研究,希望我牵头做这件事,临终前还惦念叮嘱。希望我们能完成张先生的遗愿!

蔡回阳(贵州省博物馆):先生生前基本上每年都去贵州,对曹泽田先生和我们的工作帮助很大。78年发现穿洞,79年试掘出土一批材料,先生看了很感兴趣。81年正式发掘,先生带着陈全家来了。开始时我负责后勤,后来先生提出不能让我做太多杂事,应该多参与专业工作,以使我们尽快熟悉业务,尽快成长。发掘后离开贵阳时,张老师还专门叮嘱曹先生,要把动物化石和人类化石让蔡回阳和王新金做研究。先生对晚辈的关心、提携,让我们十分感动。2006年先生来开阳考察打儿窝遗址,路不好走,可他非要去现场。路过一个小沟,他跨步时不小心摔在里面,吓坏了我们。但他起来后还是一定要爬上坡去,亲眼看看遗址!这种脚踏实地,勤奋敬业的态度令人钦佩。

谢飞(河北师范大学):张先生在我心中从未离开过。我从步入旧石器研究,在张先生身上学到的东西最多。我是学地质的,1983年在泥河湾被安排发掘上沙嘴,对如何辨认石器深感困惑。于是去请教张先生,先生亲切和蔼,耐心讲解如何辨认和描述、分析石器,逐字逐句修改我的文章,帮助我发表了旧石器考古的处女作。在爪村发掘时,先生与我们住一个大炕,吃饭不挑剔,生活不讲究,还在早晨抢着倒尿盆。孟家泉发掘一个月,先生在工地待了22天,那也是我笔记记得最好的时候,当然少不了先生的监督和帮助。在四方洞发掘期间我们举办了河北首届旧石器考古培训班,上午上课下午发掘,先生事无巨细做出安排并亲自讲授,培养了一批紧缺的人才。先生的学识和为人,都是我们望尘莫及的,要好好学习。

陈全家(吉林大学):先生与我亦父亦师。当初吉大开办考古专业,张忠培先生安排我讲旧石器考古这门课,并请来张森水老师来带我这个徒弟。我旧石器工作的许多第一次,包括看石器、发掘、调查,都是跟随着张先生。后来我去北大进修,其实主要是待在张先生办公室向先生学习。穿洞发掘前,我们在路上走了近一个月。我陪着先生先在河南大学给学生上课,然后去四川看富林遗址,我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关于在该遗址采集的石器,先生逐字逐句帮我修改。后面路过汉源,雅安,机缘巧合的发现了资阳人B地点。93年吉林仙人洞发掘也是在先生的指导下进行的,2007年9月先生还不远万里拖着疲惫之躯到吉林延边的大洞遗址帮我排忧解惑。我和先生有近百封的通信,内容包括工作和家庭生活。先生的精神和人格魅力,年轻人应该学习和发扬。

魏海波(本溪博物馆):张先生是大专家,但待人随和亲切,不吝赐教。当初先生来庙后山看遗址和标本,气喘吁吁地顺着当时还没有修成台阶的土路爬上陡坡进入洞内考察,详细了解遗址的发掘和保护、管理情况,在博物馆里一件件仔细观察出土标本。当时我刚刚入门,他一边看一边教我,从鉴定到分类,让我受益匪浅。后来先生又带领高星等来遗址考察和研究,对遗址的研究、保护和利用提出了很多指导性意见。先生的报告和文章我读了很多,感觉先生治学十分严谨,无论做人还是做学问都是楷模。

胡连荣(舟山博物馆):2000年舟山海底发现动物化石,有的骨骼上面有人工痕迹。我通过古脊椎所的祁国琴老师认识了张老师。张老师来了后一点没有大专家的架子,住的条件很简陋,但一点儿不介意,专心工作,还买骨头做实验,教我认真与海底发现的化石上的痕迹做对比分析。他一直鼓励我在舟山寻找古人类遗址。我虽然现在退休了,但仍然听从张先生的话,一直在找。2005年我写了一个考察报告,先生逐字修改,还帮我写序。先生的精神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忘初心,不辱使命,用他的工作态度完美的践行了这句话。

王幼平(北京大学):学习先生首先要学习他对事业的态度。我与张先生没有真正一起工作过,但他多次来我们工地指导工作,对我们帮助很多,却从不教训我们,都是当朋友一样谈话,如沐春风。先生的学术贡献很大,他1989年就提出我国旧石器文化区域渐进,还有南北二元结构,这都是多年学术积累的总结。记得先生在1977年《人类学学报》写富林文化论文时首次对“旧石器文化”的概念提出探讨,还做了定量分析。富林没有被称作遗址,而是当作地点,这一提法我们应该重视。水洞沟的外来文化交流也是先生早在1990年区域渐进那篇文章中就提出过。对先生除了怀念,更要深入挖掘他的学术思想,继承他的学术遗产。

成胜泉(阳原县文管所): 我是81年发现东谷坨遗址后去古脊椎所学习的。82年在所里待了很长时间,与先生有过接触。后来参加过周口店培训班,听过张老师讲课。在1988年举办的河北省首届旧石器考古培训班上,张先生教我们辨认石器,描述石器,考试时就让我们随机拿到石器标本做描述分析。他讲课严肃认真,但生活中我们与他开玩笑他也不介意。1993年三峡调查,我回到古脊椎所,先生对我十分关心,连怎么去澡堂洗澡这些小事都专门告诉我。我有次去先生家里找先生签个字,带了点儿水果,先生却怎么都不要,一直追到楼梯口还给我。先生总叫我的外号“小长梁”,可惜现在听不到了。

王社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1995年张先生去洛南考察,到了陕西考古所就问石兴邦先生在哪儿,饭也不吃要先去看石先生,因为当初张老师在半坡实习时受过石先生的指导。见面后对石先生十分恭敬,真正的尊师重道。11月30日去洛南,路不好走,经过了堵车、绕路,经历过危险路段。到了龙牙洞,先生一看就是两、三个小时,一直勉励我要把发掘和研究做好。现在看来,当时先生提出的一些关于遗址的学术观点具有很强的预见性。后来我们去汉中考察,大雪封山,一路看见很多交通事故。我们怕路上危险,建议少看几个点,先生却说难得来一趟,一定要多看。陕南下雨后土非常粘,十分难走,先生却全然不畏艰险。2005年回国后,每次见着我都问我的工作与生活。在织机洞旧石器考古会议上,先生对我所做的有关洛南手斧的报告十分感兴趣,给予了很多鼓励和指导,这些还都历历在目。

徐新民(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生与浙江旧石器考古和我们的工作是有缘的。先生论文集的封面照片选的就是我在长兴博物馆为老人家拍的工作照,最后一篇文章选的是“浙江旧石器考古调查”。这让我深感荣幸。先生从浙江出去(老家是仙居县),最后一个工作点落脚在浙江。先生对我的关怀有时超过了父亲,我人生遇到波折时,是先生的人格魅力引领着我,无论事业还是生活。先生教我写文章,对我的文章反复修改。有一次我引用乌龟洞的文章,把引文作者写错了,先生在上面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提醒我,教导我做人做事都要认真。合溪洞发掘时,因为洞穴考古经验不够,我老给先生打电话。先生身体不好,但还是过来指导,到来后发现他很疲惫。随后去山东沂源开会,我居然不顾先生疲惫,一直跟他在火车上聊到了晚上11点……

张乐(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作为张先生学生的学生,与他一起工作,接受他的教诲,学到的东西让我受益终生。2001年,我初生牛犊不怕虎地做了一个报告,批评中国旧石器考古报告和简报的不可再利用性。张老师听后告诉我:应该在实际工作的基础上再写这样的文章,做事情不能只破而不立,只指出问题而不解决问题。现在我才体会到这番话的分量。那次严肃的谈话之后,他就开始言传身教地带我做各种实际工作。2006年在贵州30几度的高温下,张老师看打儿窝的碎骨一看就是一下午,还不时地给我看各种典型标本,解答我的疑问。在马鞍山遗址,他不辞辛苦地帮我划地层,指导我取样。张老师的朋友和学生遍天下,在做国保单位保护调研时,在重庆一下子见到很多曾经的学生,那是先生在三峡旧石器考古培训班播下的学术种子。

张晓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我对先生印象最深的是先生的几个经典姿势,一是看标本时头埋的很低,二是写日记时躬着腰。我与先生接触最多的是在云南大河遗址发掘期间,先生看标本真是一件件看,十分认真;也让年轻人多看标本,多摸实物,还帮我们修改文章,十分仔细。他对别人的工作十分尊重,生怕麻烦别人,特别怕耽误年轻人时间。记得先生找我帮忙把一篇文章打成电子稿,后来专门送我小礼物以示感谢,说耽误我时间了。我去加拿大学习,先生问我去多久,我说一年,先生笑着说:那我们怕是见不到喽。我说哪儿能呢,就一年时间。没想到一语成谶。

彭菲(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记得在发掘万寿岩遗址时,先生下了火车就到遗址看标本,一直看到很晚都不肯去吃饭,边看边给我们讲解。当时我是刚接触到旧石器材料,尽管他根本不认识我这个小字辈,却没有丝毫敷衍,十分认真的回答我的每个问题,使我受益颇丰。万寿岩遗址从即将被三明钢铁厂炸掉的石料场到获评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乃至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再到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址中首个做出保护规划的遗址和成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都浸透着张老师的心血和汗水。可以说,没有张老师,就不会保留下这处重要遗址!这次纪念活动不仅让我了解学习了更多有关先生的点点滴滴,也让我从各位老师身上学到了尊师重道四个字更深刻的涵义。

赵海龙(河北师范大学):我十分骄傲先生是我的师爷。我的两位老师,陈全家老师和高星老师,都是先生的学生。2007年延边大洞遗址发掘时得以与先生一起工作,学到了很多东西。先生手术前张乐带我去看望先生,先生跟张乐说:我有几本书你要记得带给赵海龙。张乐说:这就是赵海龙啊。先生看看我,有些害羞的笑了。今年我在河北师大组织了一次纪念先生的读书会,还专门制作了纪念先生的T恤衫。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我一定践行先生的精神,将先生的故事传颂下去。

王法岗(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我2004年保研,本来是和陈全家老师学动物考古。后来陈老师带我们到北京,在所里第一次见到了张先生。先生衣着朴素,和蔼可亲。先生和我们聊了很久,还亲自签名送书给我们。我就向陈老师表示想改学旧石器,可以说是先生的魅力让我进入了旧石器行业。我第一次整理的旧石器材料出自桦甸仙人洞,是在向先生学习中完成的。后来到浙江实习,地点是上马坎遗址,是先生在浙江发现的第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真是和先生有缘!

高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先生是旧石器考古学科的坚定捍卫者,为此会与其他先生争论得面红耳赤;在国家文物局的会议上也会为旧石器考古所受到的忽视据理力争。当年水洞沟发掘项目申报十大考古新发现,结果没有评上。先生十分生气乃至浑身颤抖,愤愤地说:都说这个项目好,就是不给投票,本位主义!先生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天天写工作日记,我出差时常常与他睡一屋,有时很困了,看见先生还在躬身书写。我从美国留学归来,是张老师在幕后做了很多工作,我是应先生的召唤回来的。先生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压满了在外游学者孩子们的照片,犹如一个幼儿园,我深知先生对游子的牵挂,期盼我们能学成归来,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做大做强。真的很怀念先生,我们要从先生的业绩和品格中汲取知识,汲取力量,将老一辈的事业和精神发扬光大!

张毓敏(张森水先生的女儿):我父亲一生最重事业和情谊,对学生有时候比对我们还好,好像他们是家庭的成员,而我们姐俩倒是常被忽略。我虽然不是搞考古的,但父亲常常对我们说一些专业术语,所以我也对这些名词耳熟能详。家中存放着父亲厚厚的一摞野外工作日志,这些都是他的心血和汗水。我感觉父亲是为工作而活着,一生钟情于事业,在外考察的时间远比在家里的时间多。很高兴他的事业有你们大家继承。

朱清清(安吉县文物局):这次活动很有意义,我们又了解到有关先生更多的故事。先生长眠于安吉,这是我们的荣幸;大家能常来安吉,看看先生,这是先生带给我们的缘分。安吉文物局一定会呵护好“张森水纪念园”,保护好上马坎遗址,让先生的灵魂和大家的情感有个归宿。文字整理:彭菲 高星  图片提供:高星 徐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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