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多地起源说”存在巨大漏洞？中国专家：最好不要轻易下结论

资料图：“人类多地起源说”存在巨大漏洞？（中国化石网配图）

（中国化石网报道）据中国社会科学报（闫勇）：最近,美国杜兰大学人类学教授特伦顿·豪勒迪(Trenton Holliday)等人在12月出版的《当代考古学》杂志上发表文章《错误原因的正确性——从后尼安德特基因时代看现代人的起源》(Right for the Wrong Reasons: Reflections on Modern Human Origins in the Post-Neanderthal Genome Era)提出,“人类多地起源说”(Multiregional Evolution)在推论上存在巨大漏洞。该文章再次引起了人们对于人类起源问题的关注。现代人的祖先究竟是走出非洲之后散布到全球各地,还是分别起源于世界不同区域?自从达尔文进化论为学界接受之后,考古学家就一直对上述话题争论不休。然而,人们往往将目光集中在二者孰是孰非上,却忽视了在人类起源之争背后存在着深刻的考古学研究范式分歧。

“非洲单一起源说”逐渐式微

人类起源于非洲假说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1871年出版的达尔文著作《人类的由来》,直到著作发表50年后,非洲各地出土了许多古人类化石,这一假说才获得了广泛认可。但随着史前考古学的发现越来越多,人类起源于多个地方的观点开始出现并赢得了不少支持。20世纪30年代,德国人类学家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在研究北京直立人化石时提出了“亚洲假说”,进而将上述假说延伸至其他区域并产生了重大影响。20世纪80年代,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米尔福德·沃波夫(Milford Wolpoff)开发出“多地区人类进化模型”,其主要内容是“今天的智人(Homo Sapiens)是由各地的直立人各自进化而来,同时,在世界各地的人群之间还保持着少量的基因流动”。

至此,“非洲单一起源说”似乎逐渐式微。不过,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后分子人类学和遗传考古学的兴起,通过对人类线粒体DNA与Y染色体的分析发现,世界各地人类的祖先都可以追溯到距今14万—6万年前的一个智人群体,这个原始人群在距今12.5万—6万年前曾一次或多次离开非洲,取代了非洲之外的早期人类(直立人和尼安德特人等),并且成功在世界各地繁衍生息至今。即使支持“人类多地起源说”的考古学家也不得不承认,近年来总体形势进一步朝着有利于“现代人类晚近非洲起源说”(Recent African origin of modern humans)的方向发展。

“人类多地起源说”推论尚无法判定

豪勒迪等人认为,“近来,对尼安德特人基因组的测序回答了这种史前人类是否对现代人起源有所影响的问题。答案是肯定的,现今大部分人都含有一小部分尼安德特人基因。这个发现否定了最严格意义上的‘现代人类晚近非洲起源说’,同时‘人类多地起源说’也因该发现在更大程度上被否定。‘人类多地起源说’的支持者认为,史前全球范围的人类基因流动阻止了人类在各地产生重大分支进化的可能,这样才使得今天世界各地人们的基因高度相似。实际上这个根据是站不住脚的,通过更新世界人口规模的重构可知当时的人口规模还不够大,人口密度也不够高,在全球各地很难产生大规模和高级的人类基因流动;通过考察哺乳动物的进化树及相关数据,发现人属的出现相当晚,人属之下各个种类在彼此隔绝的情况下很难延续后代,更不可能发生大规模基因流动。”

豪勒迪等人的研究方法基于计算机建模和人类基因研究,这种借助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在当前西方史前考古学中渐成主流,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可。其缜密的推论和客观的数据似乎令人难以辩驳。那么,“人类多地起源说”在研究方法和结论上真的显得苍白无力吗?对此,兰州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研究所所长魏文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新技术手段的分析结果与考古常识出现反差时,最好不要轻易地下结论,而要思考产生这种反差的原因并进行谨慎的判断。”

史前考古研究范式引发争论

英国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说,“考古学中最激动人心的新发展并不是在实验室取得的新成就,也不是改善测年法或研究早期社会环境方面的成功,而是在视野和理论基础方面发生的变化。”史前考古学及其研究范式是相辅相成、共同演进的。作为了解史前社会的唯一途径,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决定了人们对史前社会的认知。

过程考古学(又称新考古学)创始人、美国著名考古学家刘易斯·宾福德(Lewis Binford)认可伦福儒关于“促进美国新考古学产生的主要因素居然是碳十四测年技术”的说法。这也印证了学界对于过程考古学研究范式的归纳,即过程考古学拥有唯物主义的本体论、中立的价值观念和以系统科学对假说与概念进行验证的研究方法。学界普遍认为,过程考古学的内核与其青睐的研究方法十分适用于旧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从“现代人类晚近非洲起源说”的研究方法和实践来看,其采用的分子人类学、遗传考古学甚至近期一些学者的人口模型都极为强调研究方法的逻辑。所以,“现代人类晚近非洲起源说”的演绎、推论应该属于过程考古学的大框架之内。魏文斌对记者表示,“考古学的不断发展和研究目标的不断细化,要求学者在考古研究中不断引入新的手段、技术和方法。”但并不是说过程考古学是一种完美的学说。

而“人类多地起源说”多采用地层学、类型学(形态学)和化石证据等研究手段,应归类于传统的文化历史考古研究范式。这种研究理论自20世纪中期以来影响逐渐减小,但依然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之一。魏文斌认为,“地层学与类型学属于考古学的基础研究方法,但是仅凭它们难以取得更多的细节信息。”因此近年来支持“人类多地起源说”的学者也应用了科技研究方法,渐有向过程主义研究方法靠拢的趋势。但是部分学者也注意到,这部分研究所采用的铀系测年法并不能很好地适用于古人类人骨化石的测序。“人类多地起源说”青睐的传统文化历史考古研究范式难以与其新采用的自然科学手段形成完美配合。另一方面,“人类多地起源说”提出的各地人类之间分别进化的观点是以类型学(形态学)和化石证据的传统研究方法得出的证据为支撑,在当前分子人类学的进展面前已经显得被动。其各地区人类祖先基因流动的观点虽然借助了过程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但尚停留在假说层面,并无直接而有力的科学证据,难以自圆其说。

尽管如此,并不能说明“非洲单一起源说”及其背后的过程考古学的研究范式在人类起源领域大获全胜。在仅有遗传证据的条件下,这一说法并不能完全说服持有不同声音的考古学家。人类起源谜题的破解,还需要更多的基因研究成果和化石证据共同印证和配合,其背后的不同研究范式也各有其能,不可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