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木伦旧石器时代遗址的重要发现和意义
2010年5月，在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乌兰木伦景观工程施工过程中，沉寂数万载的乌兰木伦旧石器时代遗址重现天日，考古发掘、研究工作随即展开。2012年1月6日，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社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会上，乌兰木伦旧石器时代遗址获评“2011年度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近日，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将乌兰木伦遗址公布为鄂尔多斯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上报申请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乌兰木伦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两年来，究竟获得哪些重要发现和意义呢？
乌兰木伦遗址是继1922年萨拉乌素及水洞沟遗址发现以来，鄂尔多斯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也是首次由鄂尔多斯本土专家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因此，该遗址的发现不仅对于全面揭示鄂尔多斯地区远古人类世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于鄂尔多斯地区文物事业，特别是对旧石器时代考古学领域的发展，将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另外，内蒙虽然是中国的文物大省，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全区记录的不可移动文物点多达21673处，但属于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则不出10处。乌兰木伦遗址的发现，对于进一步揭示内蒙古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面貌及特征，展现早期古人类在内蒙古地区的发展、进化历程，全面认识内蒙古的远古人类历史提供全新的实物佐证。
中国虽然是世界文明古国，文物大国，但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发现的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却数量很少，大约仅30余处，出土遗物也不丰富，且大多数标本为采集所的，经过系统发掘的极少；所见的遗址多为旷野形，遗物多出自河流相地层中，能够提供古人类行为信息的埋藏学资料极为有限；进行过绝对年代测定的遗址极少。由于考古资料很不完备，研究基础很薄弱，直接导致了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考古的时空框架极不健全，分期的依据、标准缺乏科学性、系统性，故有专家在无奈之下，提出了取消按传统进行的中国旧石器时代早、中、晚三段分期法，而改为早、晚两段分期法的建议。
乌兰木伦遗址不仅得到了科学的发掘，而且从发现之初便由国内顶级科研机构组织实施，且有多学科共同参与，所获资料的科学性、系统性、完整性等，在国内均属一流，在国际亦属上等水准。乌兰木伦河流域遗址分布之密集、出土遗物之丰富实属罕见。因此，该遗址所展示的，已不是单一的文化个性，而代表的是由一群遗址共同搭建的旧石器时代中期一个区域文化体的共性。乌兰木伦遗址不仅有地层学依据，也有埋藏学佐证，还有由石器类型和石器工业特征所展示的文化特征，又不乏绝对年代测量数据。因此，乌兰木伦遗址的发现，极有可能为重构中国（至少是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奠定坚实的基础。
乌兰木伦遗址石制品虽然与鄂尔多斯地区已经发现的萨拉乌苏遗址、水洞沟遗址出土的石制品有一定的相同之处，但更多的是自身的独有特征，是一种还不被学术界所了解的文化类型，应该命名为“乌兰木伦文化”。因此，乌兰木伦遗址的发现，不仅填补了华北地区萨拉乌苏文化至水洞沟文化之间的一段空白，在东亚史前史和第四纪硏究领域等领域，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晚更新世是全球环境剧烈变化的一个时期，也是欧亚大陆早期人类频繁进行反复双向迁徙、交流、融合的一个时期。体质学上的现代人（晚期智人）就是在这个跨大陆的双向迁徙浪潮中出现和形成的。乌兰木伦遗址石制品在技术与类型上，同欧洲旧石器中期和晚期文化均有许多相似之处，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生动范例。这种发生在欧亚大陆桥上的文化碰撞及产生的火花，早在萨拉乌苏文化阶段已经开始，而至水洞沟文化阶段达到了空前的境地，同时开启了欧亚草原东端细石器文化的滥觞。不仅对我国华北地区同时期的远古人类产生了深远的推进作用，而且对整个欧亚草原地区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另外，乌兰木伦遗址所处的时代，也是探索直立人向现代人（晚期智人）过渡的关键时段。因此，乌兰木伦遗址的发现，不仅再一次证明了鄂尔多斯高原是探索早期人类东西方文化交流最经典的地区之一，是解密远东地区现代人起源、欧亚草原细石器文化的关键所在，而且，萨拉乌苏文化、水洞沟文化在这些领域所展现的发展链条，很可能因为乌兰木伦文化的填充，而还原的更加完满。
乌兰木伦遗址“1号地点”不仅内涵丰富，而且出土遗物数量众多，在一个面积不到30平方米，迄今仍为做到底的探方中，便出土石制品4000余件，骨制品、动物化石2000余件，还有大量炭屑等遗物，丰富程度实属全国罕见。而乌兰木伦流域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密度之大，在全国也十分鲜见。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可能在于当时的鄂尔多斯虽处在全球性末次冰期的恶劣环境下，但因拥有独特的良好暖湿局地自然环境，而吸引了大量古人类在此生息繁衍，故遗留下如此密布的文化遗存。另一方面，则恐怕和这里蕴含大量可供古人类制作石器的原材料有直接的关联。假如确实如此，古老的鄂尔多斯不仅在二十一世纪作为新型能源基地为世界所瞩目，数万年前，已经作为重要的能源基地，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无论是查阅地质报告，还是在鄂尔多斯实地田野调查中都不难发现，鄂尔多斯高原晚期一直处于地壳抬升期，与古人类活动相关的新生代第四纪地层缺失非常严重，尤其是鄂尔多斯中西部地区，地表裸露的大多是中生代地层。因此，虽然科学考察证实鄂尔多斯古生物进化循序渐进、链条完整，古地理、古气候环境非常适宜早期古人类繁衍生息，从理论上推测这一地区应该是探寻远古人类起源的重要区域，但鉴于与古人类活动息息相关的古地层的严重缺失，使得在鄂尔多斯高原寻找旧石器时代遗存，特别是有埋藏学环境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活动遗址，几乎成了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们的一种奢望。这次乌兰木伦遗址的发现，不仅使学界对鄂尔多斯高原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存以及古人类活动行踪有了全新的认识，而且由于当地业务人员长期、系统地参与了乌兰木伦遗址的考古发掘及流域专题调查，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专业技能大大提高，特别是在如何辨别人工打制石制品、古生物化石的特征、更新世地质地貌特征以及旧石器时代遗址的特征、分布规律等诸多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展。故在其后开展其他业务工作时，在准格尔旗、达拉特旗、杭锦旗、东胜区等地，都相继发现了旧石器时代遗存的线索，不仅极大地拓展了鄂尔多斯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存的数量、分布范围，其时代也有向更早的中更新世迈进的迹象。因此可以说，乌兰木伦遗址的发现，对于本地区文物事业的发展具有全面的推进作用。
鄂尔多斯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乌兰木伦遗址的工作。遗址一经发现，不仅立即终止该区域已经规划并正在施工的景观河建设，下拨专项经费开展工作，使乌兰木伦遗址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不仅得以顺利进行，而且达到了国内一流水准，并一举入选“2011年度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同时高瞻远瞩，及时启动对遗址的科学保护规划工作。目前，鄂尔多斯市政府委托中国文化遗产院开展的《乌兰木伦遗址保护总体规划（2012~2030）》、《乌兰木伦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已通过专家初步论证，遗址综合保护、遗址公园、遗址博物馆建设等将陆续展开。依托鄂尔多斯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强劲的经济实力，建设集遗址博物馆、史前考古研究中心、科普文化传播于一身，综合文化遗产展示、研究与开发于一体的乌兰木伦遗址研究基地的发展目标已确定。不久的将来，乌兰木伦遗址将以集旧石器文化的展示、教育、发掘、科研、人才培养、国内外学术交流于一体的身姿，成为鄂尔多斯市乃至中国史前时代历史文化的靓丽新地标而闻名世界。
新世纪鄂尔多斯的大开发，使乌兰木伦这处沉寂数万载的古人类活动遗址重现天日。初步研究成果，已经传递出了大量重要的信息，鄂尔多斯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文化面貌以及人类行为，比我们以往所了解的恐怕要深刻和丰富得多。我们期待着乌兰木伦景观湖上这道深邃、敦厚、异彩纷呈的人文景观，破译出更多鲜为人知的鄂尔多斯远古历史信息，绽放出更加绚烂夺目的光彩。
鄂尔多斯日报 杨泽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