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无人区，与地球对话——专访李四光青藏高原地层古生物科考突击队

（化石网cnfossil.com）据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张安琪）：“小心一点脚下，我这里都是石头。”10月27日傍晚，张以春一边侧着身子开门，一边说。“吱呀”一声，顺着打开的门缝，记者看到了一地白色布袋，里面装着的正是他和队员们今年从海拔5000多米的青藏高原上采回来的石头。

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研究一直是我国重大战略任务。依托于国家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重大科技任务，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李四光青藏高原地层古生物科考突击队的队员们已连续多年前往西藏无人区开展野外考察。10月24日，中国科学院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中国科学院优秀科技攻关突击队名单，李四光青藏高原地层古生物科考突击队成功入选，张以春就是这个突击队的队长。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李四光青藏高原地层古生物科考突击队合影。

走进张以春的办公室，第一个动作是蹲下，蹲在了一堆石头跟前。

“这里面有化石吗？”“你手里的没有。看这块，它有。”说话间，张以春递过来一块A4纸大小的石头。石头一面有七八个白色圆圈，依稀能看出“椭圆形”的形状。这是一块形成于2.7亿年前的有孔虫化石，2022年7月被突击队队员于海拔5300米左右的西藏羌塘盆地某处发现。 

这样的高原，为何会有海洋生物的化石？当初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地壳运动？对当下又有何影响？对此，张以春说：“这就是青藏高原科考突击队存在的科学意义——我们要知道地球发生了什么。”

李四光青藏高原地层古生物科考突击队，是一支既年轻又资深的队伍。年轻在队员平均年龄38岁，是一支富有朝气活力的年轻科研骨干队伍，还年轻在其成立时间为去年6月，成队仅一年有余。资深则指的是队员大多是多次参与青藏高原科考的“老手”，队长张以春更是有着20多年经验的“老兵”。

“研究所早在很多年前就组织大家去科考了。借助国家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重大科技任务这个契机，队伍相当于在2022年确定了队名。”张以春解释，队伍以李四光先生命名，旨在激励队员们在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中弘扬李四光先生“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科学家精神，高质量地完成科考任务。突击队目前共集结了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多个研究方向的专家24人，包括研究员10人、副研究员8人、杰青2人。

2022年6月底至8月1日、2023年6月底至7月底，突击队两度前往青藏高原进行野外科考，总行程近2万公里。从日喀则地区的拉孜、萨嘎和仲巴，到阿里地区的普兰、札达，再往北至狮泉河，最后再往东至改则……沿途完成跨越喜马拉雅地块、拉萨地块、南羌塘地块和北羌塘地块，涵盖晚古生代及中生代共计40余条剖面的科考工作，采集古生物化石、地球化学和沉积岩石学样品近10吨。

“高原环境和气候是青藏高原科考的一大难点。”突击队党支部书记张华说，每年科考正式开始前，队伍都会在拉萨待两天养精蓄锐，为从平原到高原的身体留下喘息和适应时间。之后，他们再组成车队，前往高原。

突击队突遇暴雪，队员们在雪地里商量路线。

这一路上并不平静。晴天突然变大风大雪是常事，车子遇到泥沼陷进去“动弹不得”更是每年“必备节目”。据张华回忆，2021年6月，队伍在前进过程中就遇到了一次暴雪，白茫茫的雪一下子覆盖了大地，车队失去了方向，“当时我们差点就回头了，因为实在是找不到路，哪哪都是白色的雪，后来还是咬咬牙、慢慢往前走，最后很幸运地顺利到达了目的地。”

到达海拔5000多米的羌塘盆地后，突击队需要先找一处临近水源、远离山坡的地方作为营地、搭帐篷。一般是一个大帐篷作为会议室，数个单人小帐篷作为队员休息场所。“其实都不太能睡得着，即使大家已经有多次高原野外工作的经验，还是会感到头疼。晚上非常冷，风也特别大，呼呼作响。”张华介绍，在高原上，睡个好觉是件奢侈的事情。

在扎营后的第二天一早，队员们就会带着干粮、分组出发了。因为缺氧、爬坡上坎不容易，即使只是几公里的路，也需要耗费几小时才能走到。来到裸露着的岩层之上，根据科学推测寻找化石层位，科考队员会在可能的层位拿着地质锤仔细敲打、找寻。大家对如何找到化石了然于胸。比如，砾岩里面找不到精美的化石，因为它们沉积很快，不利于化石保存；粉砂岩是粉末状，沉积得比较慢，因此保存化石更容易；碳酸盐岩找到化石的概率比较大……

突击队队员们行走在无人区，采集化石。

“这是一份劳动密集型工作。”张华幽默地将其称为“寻宝”游戏：高原的山头上，队员们分散开，用地质锤一下下敲击石块，再把采集到的石头用布袋装起来、标记好，最后蚂蚁搬家似的运回营地。“其实很有意思，每一锤下去都可能是惊喜。不过非常耗体力，因为人在高原地区运动的感受和在平原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走一小段路、爬个50米的小山坡，人就非常喘了，更别提还要抡锤子、砸石头。”

“我第一次去科考的时候，还非常年轻，爬山动作快，一个没注意就脱离大部队先到了山顶。结果到那儿一看，一只野狼正瞪着眼睛盯着我。”谈到爬山，张以春回忆，“怎么办，我就拎着锤子也盯着它，最后把它给瞪走了，后来我就再也不怕野狼了。但怕野牦牛，一头野牦牛有越野车高，身子长有3米，能把车子顶翻。”

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青藏高原气候环境变化及相关科学研究。2017年，第二次青藏科考研究启动之时，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提出殷切期望。

探秘青藏高原，行走无人区，与地球对话。突击队虽然仅仅成立一年有余，但在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方面已取得诸多原创性、创新性的成果，已发表论著77篇，其中NI论文11篇、SCI论文68篇，相关成果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由于特殊的大地构造位置和复杂的地质发展历史，青藏高原内产生了极其丰富的矿产资源，包括油气资源，但高原环境也使矿产开发困难重重。我们的研究能为矿产开发提供重要支撑。”张以春介绍。

以羌塘盆地为例，羌塘盆地油气资源勘探是国家近年来的重大任务。突击队员通过大量地层考察和对比，归纳了北羌塘地块盆地演化规律并提出该地块含有巨大的煤藏潜力，提出南羌塘地块中部的裂谷地层序列，为羌塘盆地的油气资源勘探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地质支撑。

团队还通过对二叠纪-三叠纪火山活动记录的研究，证实在我国青藏高原北缘、昆仑山脉、金沙江流域、中越交界一带含有大规模金属矿产的潜力，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

此外，研究团队通过石炭纪晚期（距今约3.04亿年）冰室气候下，约9万亿吨碳在30万年内排向大气的研究，建立了碳排放与全球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演变之间的联系，为当今地球环境变化以及人们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极端气候提供了可靠的地质历史镜鉴。这项重大原创成果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发表之后，在国际地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这是在当惹雍错湖边发现的2.6亿年前腕足类化石。

上世纪70年代起，我国开展了历时20余年的首次青藏科考。

几十年过去，如今第二次青藏科考研究正在进行。与第一次相比，当下保障条件好了，仪器设备先进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依然接续传承。

张以春说，几十年前，前辈在青藏科考用的是地质锤、罗盘、笔记本“三大件”，地质锤用来敲打岩石观察化石等情况，罗盘用来辨别方向，笔记本用来做记录、画素描。当时，只有老师能有照相机和气压表。现在，能有车队开进去，有电脑、无人机辅助，还有一定的物资保障。“装备在升级，一代代青藏科考人的精神永远不会变。”他说，甘于奉献、艰苦奋斗，这是青藏科考人一直不变的精神底色，未来也必将一代代传承，成为青藏科考人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强大动力。

如今，张华带的学生也加入了科考突击队，1993年出生的蔡垚峰便是其中之一。“今年的科考，我因为有事没能参加，但2019年至2022年，连续3年都有去。”蔡垚峰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担任特别研究助理，“你可以理解为‘博士后’。”他表示，现在自己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尽快完成个人文章发表，成功留在研究所，尽量每年都参加青藏科考。

在蔡垚峰看来，青藏高原是地质学天然的实验室，很多非常稀缺的材料只有那里才有。且对科研工作者来说，就是要冲在最前面，直面问题和挑战，努力做出成绩，“所里就有李四光先生办公旧址，他身上闪烁的不朽的科学家精神，值得我们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继承发扬。”

科学发展规律表明，科技创新，贵在接力。从李四光先生等老一辈的地层古生物学家，到“70后”的张华、“80后”的张以春，再到“90后”的蔡垚峰，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助力我国科学事业上实现从“追赶”到“引领”。

资料显示，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我国在青藏高原进行了多次专项和综合科考，中国科学院在青藏高原建立了多个观测台站，包括西藏的珠峰站、纳木错站、藏东南站、阿里站，等等，持续开展相关科学研究。我国科学家的研究，特别是近二三十年在国家对重大基础研究项目的支持下，某些领域已经在国际上处于第一方阵，例如，包括冰川变化等气候变化领域、生态领域等。（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