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煤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杨起(二)

让祖国“煤”开眼笑

20世纪50年代，杨起着重研究大区域的煤田成因类型、煤系分布规律，探求我国煤炭资源的前景。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杨起结合找煤，从古地理类型和大地构造控煤角度，研究我国各时代聚煤作用有利地区时空上的迁移规律。尤其重点针对南方缺煤省份探讨构造活动性、坳陷继承性等对聚煤作用的影响；讨论构造体系对华北晚古生代巨型波状坳陷的聚煤作用与后期分布的控制作用。20世纪70年代，杨起首次提出区域岩浆热变质类型和多热源叠加变质观点，指出多数中国煤经历过3个演化阶段，开拓性地解决了困惑已久的我国部分“煤级偏高”难题，初步阐明了中国煤种分带规律，不仅为寻找急需煤种提供了依据，还指导了寻找隐伏岩体及伴生内生矿床的研究。

1979年，国际长远能源会议在加拿大召开，100多个国家的400多位代表围绕能源问题热烈讨论。会上，杨起听到一个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故意压低我国煤资源储量和年产量贬低中国，在散发的文稿中还把台湾说为一个国家、搞“两个中国”。杨起当场对其做了纠正，并提出抗议。后来大会秘书长特地向中国代表团表示了道歉。第二天，《蒙特利尔报》等报刊这样报道：中国一位教授用适度的口气打断了这个不友好国家代表的讲话。

大智若愚的煤地质学之父

杨起长期忙于科学事业，直到55岁才成家。

夫人王荣禧出身于书香之家，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曾从业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文艺部，一直从事艺术、新闻工作，系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王荣禧说：“开始，杨先生嫌我思想太活跃、太富于幻想；我嫌他太死板、太冰冷。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接触、磨合，他发现我热情、开朗、活泼；我发现他真诚、直爽、重感情，原来是个‘热水瓶’，热在其中。”他们互相取长补短，相濡以沫。

与杨起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老伴王荣禧在接受采访时讲述了不少有关杨起的生活轶事。透过这些生活中的细节，或许会让我们看到老人的另一面。

一次，王荣禧发高烧而不能做饭，对杨起说：“家里还有一点龙须面，你在铁锅里加点水，少倒一点酱油，等水开了把龙须面下进去搅一下，等水再开了就好了。”不一会儿，他回来了，表情十分奇怪。“出什么问题了？”“真怪，龙须面变成大棒子了。”原来，杨起未将捆龙须面的塑料绳解开，就把整捆的龙须面扔进锅里了。在夫人眼里，杨起大智若愚。

不过，生活中的杨起并不古板或乏味。他喜爱听京戏、看电影，喜欢游泳、打排球、打垒球，爱水仙花，爱荷花。杨起身边的朋友都知道老人特别喜欢猫。他的家里，到处都有猫的影子。墙上挂的、桌上摆的、毛绒的、塑料的，各种各样、造型可爱的小猫占领了室内的每个角落。有时候，杨起还会提醒老伴儿去买些猪肝喂给窗外的流浪猫。后来，“猫咪”成了他对夫人王荣禧的爱称。

其实不光是猫，杨起对所有的小动物都很喜欢，一切缘于他的心地太善良。杨起很小的时候，家里养过一只大公鸡，他非常喜欢。可有一天，他的表叔来作客，家里要杀鸡待客，只能选这只不下蛋的公鸡了。可杨起死活不答应把大公鸡杀了。但胳膊拧不过大腿，鸡还是被大人们杀了吃了。他一口也没吃，而且从此以后，再也不理那个表叔了。

杨起跟王荣禧刚结婚的时候，亲戚送来一只鸡。杨起自告奋勇说他去杀鸡，拎起鸡就出了门。这让王荣禧心中暗喜，心想看不出平日里斯斯文文的他竟然会宰鸡。可是，怎么出去半天没一点动静。王荣禧正在纳闷，门突然开了，只见杨起站在门前，一手拎鸡，一手提刀，面有难色地说：“它正瞪着眼看着我，我不好意思下手呀！”当时的场面让王荣禧哭笑不得……

节俭的好老头儿

少为人知的是，杨起早年嗜烟，是一位资深烟民。在西南联大时代，杨起就开始了自己的烟民生涯。当时，在昆明他很容易买到从越南进口的“又好又便宜”的法国烟。由于烟劲儿大，有一次他抽得多了，感到不舒服，想吐，以至于不得不躺下……参加工作以后，随着工作任务的加重，抽烟也跟着升级，备课要抽、阅卷要抽、科研也要抽。为此，他的烟民资格一步步升级，从抽纸烟到一日两包还加上抽烟斗，工作成绩上去了，但健康却下降了。随着烟龄的增长，杨起抽烟的质和量都有所提高，王荣禧说：“他有时抽得脑袋发木，吃东西没味儿。”结婚前，王荣禧在单位借了一本有关抽烟危害的书给他看，这时杨起毫不犹豫地丢掉手中的烟蒂。从此，杨起与陪伴自己30余年的香烟绝交。改革开放后，各种进口好烟涌进，曾有人拿来好烟请杨起品尝，杨起始终不为所动，抵制了各种诱惑。王荣禧非常钦佩他的毅力！

杨起生活节俭，一张纸、一支铅笔也不肯浪费，曾经穿过的圆领衫、棉毛衫破了许多洞，好像渔网似的。然而，杨起对别人却很大方。他总是热心地帮助别人，甚至不去考虑自己的承受能力。1963年前后曾有一次调整工资的机会，杨起与另一位教师都有资格，但名额只有一个，杨起考虑那位教师刚结婚，可能负担大一些，就把这多年不遇的名额让了。

有一次，杨起出国归来，学校派车去机场接他。飞机晚点好久，王荣禧觉得影响了司机师傅的休息，于是就向司机表示歉意。没想到，这位师傅说：“没关系，我跟杨先生没说的——我年轻的时候有5个孩子，每月杨先生都给我补贴家用。”如果不是这么一件事，王荣禧也不会知道杨起悄悄做了这么多好事。

也正是在这种热心助人精神的支撑下，2001年，杨起在拿到何梁何利奖时，又拿出10万元捐给学校，设立基金以奖励德才兼备的学地质的学生。2006年冬天，考虑到银行利息下降，还在北大医院住院的杨起再次把当年的政府津贴全部捐了出去。他的心愿就是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可以帮助更多的年轻人实现自己的理想。

人民政协报 吴志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