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访上海自然博物馆古生物化石修复专家底野力(一)
1982年，进馆学习古生物修复技术的第三年，底野力被评为先进分子，心里挺高兴的。图中，他正在修复一头古鹿，左手的尖头凿子，右手的小榔头，还有那只橡皮吹气球，是他三样最常用的“吃饭家伙”。他身后是古代水牛长长的角。
和老师、古生物教授谢万明一起修复恐龙化石。
原始的恐龙化石，1980年代底野力和老师一起从云南禄丰采回来的。古生物修复的第一步，就是要一点点把骨头从石头里凿出来。
底野力，59岁，上海人。拍摄当天，正好有一车甘肃的恐龙化石运到，五个又大又沉的木箱。底野力换上蓝色工作服，帮忙卸货，还要尽快把它们装架，用于明年新馆的展出。有些恐龙骨架硕大，装架时得爬高爬低，人字梯是少不了的。
（中国化石网）据星期日周刊（谢岚）：上海自然博物馆确定要搬家了。新馆明年开张。
积累了数十年的珍贵标本、化石、图书、资料……正在忙碌地运往它们的新家。
这次大搬迁，除了这些有形的物体，有没有遗漏一些珍贵、无形的东西？
一座城市，为什么需要一个自然博物馆？
本期“服务上海三十年”，拜访古生物修复专家底野力，听听他对这些问题的想法。
从25岁进馆起，底野力在这里工作了三十多年。明年新馆开门，他将退休。退休后，他想重去当年采集化石的荒漠，看看那里的恐龙化石是不是还完好地趴在那里；他想躺在戈壁上，看看星空是不是和从前一样低垂，仿佛伸手就能够着。
工作不能只论成败，有机会总结下，挺高兴的
在上海人的心目中，自然博物馆是个有些奇怪的地方。
一提到它，常常和“冷清”、“没落”这些词语联系在一起，似乎已经淡出了人们的生活。连“差头师傅”也会狐疑地问：侬是不是要去人民广场那个博物馆？
可是，它又始终牵动着人们的记挂。但凡一传出“关门”、“搬迁”之类的动静，总会引得媒体和市民前来打探、参观、叹息，似乎很担心失去它。
现在，上海自然博物馆有了一个确定的命运：它即将搬入静安区雕塑公园里的新馆，明年年中正式开放。
这时候，有个人的心情颇为复杂。
他叫底野力，自然博物馆的古生物修复专家。从1979年25岁时进馆算起，30余年的职业生涯似乎正好分成两段：前十多年，经历了博物馆的欣欣向荣；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则目睹了它的沉寂。而明年，新馆开张之时，他也到了退休的年龄。
星期日周刊（以下简称星期日）：底老师，博物馆要搬家了，你是不是很忙？
底野力：最近一阵是比较忙。老馆很多东西要装箱，新馆有不少展品要准备。过几天，还有从甘肃运来的新标本，我和徒弟要尽快装架，新馆要用的。
星期日：有没有什么东西，“搬家”的时候你特别小心？
底野力（打开电脑，显示出一张鳍龙的照片）：这是我们从美国买来的化石标本，中生代的鳍龙，生活在水里，非常大。你看，它的牙齿修复得很好，几乎没有破损。一个古生物化石的头骨能保存那么完好的牙齿，是很少有的，真漂亮！对我们行内人来说，真是宝贝。它的头骨很薄，开箱的时候要很小心。（从裤袋里掏出手机）我为什么拍照呢？就怕坏了，万一坏了怎么修复呢？就按照这个图像来复。
星期日：我是因为“服务上海三十年”这个专题来拜访你的，你怎么看待这次采访？
底野力：昨天你说要来，我晚上在家想了想。你来采访我，我很高兴。毕竟一个人工作一辈子了，马上要退休了，对我的工作有一种认可和赞赏，对我走过的路有一个客观的评价，还是很宽慰的。另外，自然博物馆从一开始立项要建新馆，媒体就对我们挺关注的，你们用这么大的版面来报道，是好事。每个人的工作，不能只论成败的，我有机会总结一下，和年轻人说说我的老师、我的师傅是怎么怎么走过来的，我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对他们也许也是一种帮助。
星期日：自然博物馆冷清了多年，马上又要重新热闹起来了，这个时候退休，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底野力：心情啊……能在退休前，看到新的自然博物馆建成也是一种宽慰。
星期日：不过，你的语气好像不完全是轻松。
底野力：这十多年来，你说陈旧也好，没落也好，（自然博物馆）就这么维持着，实际上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最近几年政府决定重建设新馆，新馆一开，来参观的人肯定会重新多起来，我心里是很高兴。不过，真正搞好一个博物馆，里面学问很大。有一点是可以肯定，我们的专业力量始终是一个软肋。
古生物修复专家是干什么的？
底野力的专业是古生物修复。
什么是古生物修复呢？
跟着底野力，来到自然博物馆六楼。推开一扇掉漆的绿色木门，是一间空荡荡的屋子，左边的墙根放着几块长溜溜的石头。
底野力弯腰，顺手拿起一块，搁在屋子正中央的小书桌上。即便是门外汉，也能毫不费力地看到，褚红色的岩石包裹着几块灰白色的骨头。“这就是最原始的化石。”底野力说，“是1980年代我和我的老师从云南禄丰采回来的恐龙化石。我们自然博物馆有这么一个工作程序，搞古生物的，每年都要出去采集标本。我这个工作，就得去野外采集化石。回来以后呢，把围岩里的骨骼修复出来，也就是一点点把骨头从石头里凿出来。”
底野力让徒弟缪克佳拿来一套自己的干活家伙。左手握住钢笔粗细的尖头凿子，抵住骨骼周围的岩土，右手握着榔头，敲打着凿子的末端，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这是早侏罗纪地层的恐龙化石，距今有1.9亿年了。它还是属于比较疏松、好凿的。再老一些的水生动物的化石，就没那么方便了，要坚硬得多，互相石化得厉害。”
他的手感很好，看似随意，却很精确。不一会儿，岩土就松动、掉落，埋在里头的骨骼一点点显露出来，却丝毫没有被凿子的尖头划伤。“化石就是这样一点一点、一块一块修出来的。这是个很有趣、也很寂寞的活。你看，这块马上就要出来了吧。”说话间，一块巴掌长、状如小树杈的骨头露了出来。底野力掸了掸敲下来的岩石粉末，高兴地说：“明显吧，这是一块肋骨，结构老好了！很可能是一条不大的恐龙。云南禄丰的地层是出产恐龙化石的地层，但到底是不是，要把更多的骨骼修出来才能确定。”“化石不可能100%的完整，碰到缺损的地方，我就要把它们复原出来，然后装架。”离开小房间，底野力又把我们带到了他的办公桌，打开电脑，继续讲解他的工作。
其中一张图片，是双臼椎龙的骨骼照，那是一种中生代的水生爬行动物。“你看，很多块骨头上都画有黑白两种颜色。”底野力滑动着鼠标，“白色部分是真的化石，黑色部分是人工修补上去的。我们这行，真的假的必须要标注清楚。”
“缺损的骨头，用什么材料修补呢？”“以前用石膏比较多。石膏沉重，装架费力，但质感好，尤其是时间一久，很像化石。现在呢，也会用一些树脂类的材料，比如环氧树脂，它比较坚硬，轻，容易安装。但严格说来，还是石膏好。古生物复原讲究逼真、古典。”
底野力又打开一张照片。照片是在一个空旷的大房间拍摄的，他和徒弟两个人正在完成古生物修复的最后一步：装架，也就是把一块块石膏复制的骨骼、头骨、脊椎骨、肋骨、腿骨、趾骨……安装在一个黑色烤漆铁架上，变成一具完整的展品。
自然博物馆的展厅里写道：“亿万年来，地球上一直有植物和动物生活着，古代的生物死亡后，绝大部分都没有留下痕迹，只有一小部分变成了化石，保存在各个地质时代的底层中。”这一小部分，究竟为什么会成为化石，和今天的人们相遇？仅仅是出于偶然吗？当经由底野力和他同行之手，一块块零星的、残缺的骨头从底层里逐渐显露，重新拼接，它们只是一些复制品呢，还是某种意义上，仍然是一个生命？
30多年来，如何把几十块、几百块骨头装架成一具完整的古生物，对底野力来说，是一桩得心应手的活。什么骨头放在什么位置，他一目了然，“一块脊椎骨，到底是颈椎、背椎、腰椎，还是尾椎，一看基本上是能看出来的。”
老师也好，领导也好，给年轻人创造一切学习的条件
古生物修复是一门综合的技艺。
从业者得是科学家，懂得古代生物、地质、气候等学识，也得是一位优秀的工匠，有一手采石、开凿、翻模、装架的活。同时，它还需要美学素养。石膏刷什么颜色，才更接近千万年前的骨骼化石？化石断裂处用哪种胶水，才浑然一体看不出修补的痕迹？钢铁主梁如何铸造、衔接，才更像一种从未见过的生物的脊椎？甚至连一颗小小的螺丝，都有讲究—装架时，螺丝从什么角度拧上去，才既牢固又不碍眼？
和他的同龄人一样，59岁的底野力经历过上山下乡、回城就业的“时代曲”，没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那么，他的本事是从哪里学来的？
星期日：底老师，刚到自然博物馆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年轻人？
底野力：因为你来采访，昨天晚上我想了想自己这三十四年，回顾一下也挺有意思的。1970年我才16岁不到，就到安徽插队落户了。下乡五年，又当兵走了。一当兵就执行秘密援外任务，在崇山峻岭里待了四五年。16岁出去，26岁回来，这个10年，人生最需要接受教育、最需要接受知识文化的时间，荒废了。
星期日：所以，你是个想要学习的年轻人？
底野力：1979年我回到上海，分到上海自然博物馆，一开始是分来坐办公室的。但我觉得，尽管荒废了十年，那时也才25、26岁，抓紧时间还来得及，再不抓紧，一转眼到三十岁，就真的荒废了，所以就想学一门专业技术。有专业，对自己以后毕竟是有好处的。还有，那时候总觉得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总要对社会有所作为，没知识没文化，你怎么去作为，怎么去贡献？
星期日：所以你选择了古生物修复？
底野力：说不上是选择。那时候我和你一样，只是好奇，咦，怎么石头里面还有骨头的。后来听老师介绍，觉得蛮适合我的，我从小也是比较喜欢学，喜欢动手，总想做一些东西。而且老师们也觉得我是复员军人，身体素质好，搞古生物修复是个力气活。
星期日：那你怎么给自己“补课”呢？
底野力：古生物修复没有一定的基础是学不下来的，它里头物理也有、化学也有、生物也有，很多知识都在里面了。那时候我进了专业部门以后，就自己在外面学习，上夜校。先把初中的课全部补完，再补高中的课，然后去考大专夜校。为什么要重头学一遍？我插队落户的时候说是初中毕业，其实只有小学水平，因为中学几乎没有学什么，只有“工业基础”、“农业基础”，我们叫“公鸡母鸡”，数理化什么的，根本就没有。所有的文化基础知识课都补全后，再补专业课，怎么补呢？首先我到复旦大学进修普通生物，又到华师大地理系上课，又到同济大学去听海洋地质学的课程。
星期日：那时候，从复旦大学到华师大，可真是挺远的。
底野力：是啊，那时候就骑一个自行车，来回几个钟头。
星期日：你白天上班，晚上上课？
底野力：不是的，白天也有课。一九八几年的时候，只要有课我就去，上班的时候也可以去。当时不止我一个，有好几个年轻人都是这样的。只要在专业部门，自己想学，单位也好，老师也好，领导也好，给你创造一切学习的条件。这一点我很感谢当时的领导和几位老师。
星期日：现在有个名词叫“学习型组织”。我想，1980年代的自然博物馆，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型组织”。
底野力：对，当时社会上像我这样的人多了，只不过我很幸运，碰到了一个鼓励年轻人去学习的单位。
星期日：这是当时自然博物馆的一种机制吗？
底野力：当时人丁兴旺，专业力量很强，有很多古代动物、植物、古人类、地质……各个领域的学者。很多老师八点钟一上班，一坐下来一口气就坐到下班，中午就吃个饭。
星期日：这些老师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底野力：（拿出几支修复化石用的气锤笔）这支是国产的，这两支是美国产的，用起来顺手得多，还有一支老的，在我家里。八九十年代，博物馆经费有限，每年的拨款十万二十万，用完就没了。你就是知道有一些好东西、好材料，也只能想一想。1980年代中期，我有一个老师叫王惠基，现在已经过世了，是腹足类古生物的化石专家，通俗地说，就是研究螺蛳之类的生物。当时，他到美国去合作交流了两三年。那时候出一次国不容易，人家回来都带个彩电冰箱。搞学问的，真是不一样。当时国内修化石，都是用榔头敲的。王老师用仅有的一点外汇马克，给我买了一支西德产的气锤笔，确实很感动。那时我刚跟他没几年，也就是31、32岁左右。那支笔我用了很多年，一直珍藏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