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研究人员称发现北京人头盖骨新线索(二)
日本密探锭者繁晴能够说流利的中文和英语，可以同时和中国人和美国人打交道。1942年、1943年之交，锭者繁晴从满洲悄悄来到北京进行调查。根据线索，他首先找到了裴文中。下面是他们的对话：
“盗窃者是美国人，他们转移和运走了这些珍贵化石。我只是想听一听裴先生您，作为化石的发现者和令人尊敬的科学家，所了解的情况和看法。”
“我在西城的兵马司上班，协和在东城。两者相距甚远，那时发生了什么无从知道，何况细节！”
“北京人标本到底存放在什么地方？”
“应该在协和解剖系的地下室。”
“具体负责的是谁？”
“掌管在美国人手里，具体是谁，怎样保管，我不清楚。”
“是谁最后看到了化石？”
“应该是美国人和包装它的人。”
“您最后看到是什么时候？”
“大约是美日开战前的一个月，我因为要找一块标本研究，到过地下室。”
没有从裴文中嘴里得到任何信息，锭者繁晴马不停蹄，在几天之内，走访调查了协和医学院几十个和“北京人”化石的研究、保存相关的人员。在天津的瑞士仓库，他翻开了全部可以检查的箱子、行李，核查了能够找到的全部疑点，结果还是一无所得。1943年，无颜回国的锭者繁晴，在北京的一间小公寓里剖腹自杀！
这可奇怪了，锭者繁晴是日本方面派出的王牌侦探，因为完不成上级交代的任务，竟然不惜走上黄泉路，莫非，日本人真的不知道北京人头盖骨的下落？还是，日本上演了一出“贼喊捉贼”的闹剧？
中国人在找，日本人在找，美国人也在找，自从北京人头盖骨神秘丢失的那一刻起，有关头盖骨下落的线索就层出不穷。每一条线索，都在事件历史的回溯中，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战败。作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以及保管、丢失事件的重要知情人 裴文中在二战结束后，立刻写出了一份详细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裴文中提供了这些信息：(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央社东京专电：“盟军最高总部称：前为日军窃夺并运至东京之北京人骨骼现已发现。”(民国)三十五年一月一日，北平《英文时事新闻》载有路透社电：“东京帝国大学已将此无价之骨骼标本运赴盟军总部。”
从这些当时的英文报摘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战争中北京人头盖骨的确被带往日本，存放在东京帝国大学，而战后，这些标本已经由日本交给了美国人。各大通讯社发出的言之凿凿的新闻，让人们不难看到两个方面的内容：一、北京人头盖骨的确是被日本侵略者劫走了；二、日本方面已经将头盖骨上交盟军。
1945年，日本战败。作为战胜国，中国在战后迅速派出使团赴日本，参与受降等有关事宜，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作为使团高级顾问，负责在日本考察和索回被掠走的中国文物，而重中之重，就是查询和找回“北京人”头盖骨。
1946年3月，在东京，李济见到了驻日美国海军司令斯脱特。但是，斯脱特司令的回答却使李济十分失望：盟军司令部已经就中国政府此前的要求，根据报端的信息查问过东京帝国大学。回答是，没有任何根据证明“北京人”在东京或者在日本！
原本白纸黑字的官方通讯社电讯，到了日本却变成了一团迷雾。这是日本人在捣鬼，还是美国人在掩盖？
从李济向盟军提交调查报告整整两年之后，盟军才给出了回复。
日本外务省民间财产局，是二战后归还被侵略国物资的执行部门。在这份发给盟军总部民间财产管理组的报告上，日本外务省民间财产局表示，头盖骨化石并没有在日本被发现。他们同时还表示，1941年12月在秦皇岛及其周围驻扎的日本部队的相关资料已经丢失，该部队人员姓名和现在的地址不详。这样一来，中国方面通过调查驻扎部队来寻找北京人头盖骨的线索，就此中断了。
盟军总部随即向中国使团发出了公函，告知了这一情况。还作出了“一旦得到有关北京人化石的新情况，立即转告”的承诺。
从1946年4月30日，中国驻日代表团向盟军提交寻找申请算起，到1948年9月18日，盟军总部返回官方权威的调查备忘录，经历了整整两年半的时间，但一无所获。在备忘录中，美军做出的追查北京人化石的承诺，也再也没有下文。
如果北京人头盖骨没有进入日本本土，莫非，它丢在了中国？
装载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军用提箱，上面写着美军军医的名字。
威廉·弗利，二战时期美国的军医，头盖骨出境的押运人，他是整个事件链条中最关键的人物。但他在哪儿？1941年12月8日之后，这个美国人就音信皆无。30年后的1971年，一个叫威廉·弗利的人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文章是这样写的：“12月8日，我在秦皇岛被日军逮捕，一周后被释放回天津租界，之后，我收到了从秦皇岛战俘营寄回的行李，以及应该装着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军用提箱。我打开自己的行李，发现被人动过。这让我感到毛骨悚然。第二天，我就把其中的两只箱子送到天津的百利洋行和巴斯德研究所，而另两只则交给我平时最信任的两位中国人。”
据弗利回忆，后来他很快就又被日军逮捕，所幸箱子已经都转移出去了。弗利的回忆中有两条线索，头盖骨可能有两个去向，一个是在天津百利洋行和巴斯德研究所，另一个是在两位中国人手里。
根据弗利提供的这些线索，天津市公安局等有关部门在第一时间成立了专案组。专案组询问了百利洋行天津分行和巴斯德研究所的所有老职员，得到的回答却惊人的一致：“提箱？什么提箱？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美国军医。”
而至于弗利所提到的那两位朋友，专案组也找到了。两人本是夫妻，之后劳燕分飞。女的去了上海，男的去了四川，几十年天各一方，断了来往，但两人的叙述倒是相当吻合：当年，弗利是托付给了他们两个箱子，其中一箱是医疗器械，另一箱是私人衣物和一些古董瓷器，外加500美元。绝没有任何和化石，乃至骨头相似的东西。在当时不可能互相通气的情况下，两个人叙说一致，可靠性应该不容怀疑，结论是：箱子里装的根本不是“北京人”头盖骨。
虽然从弗利的回忆中，并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但得出的一个推论却令人兴奋。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会不会根本就没去秦皇岛。
这样的推论绝非空穴来风。因为在民间早就有过传闻：美国公使馆跟日本人玩了一出“调包计”，表面上，所有的化石被送上专列押往秦皇岛，但暗地里，北京人头盖骨却被秘密送往天津，准备从天津出海。
1980年秋季，美国人类学家夏皮罗博士踏上了中国大地，在北京稍作停留，就直奔天津，因为他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档案库中查到：北京人头盖骨，当年的确曾经在天津的美军兵营中停放过。
在天津博物馆负责人陪同下，夏皮罗来到军营旧址，夏博士拿出随身携带的照片仔细辨认，验证了所到的这个地方，就是当年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营。
然而，40年过去，天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年的军营已经成为了医科大学的卫生学校。夏皮罗认为当年有可能存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六号楼，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坍塌，之后被夷为平地改成操场。据陆战队员回忆说，六号楼的地下室是“木板地面”，但是学校负责人介绍，在清理大楼废墟时连地基都挖开了，根本没有木板结构。
天津没有，那北京呢？一旦有了调包计的推论，那各种情况就都有可能。
多年来，学者们寻访过当年设在北京的美国公使馆旧址、协和医院，甚至周口店龙骨山原址，但都没有什么发现。直到20世纪90年代，一名当年参加了侵华战争的老兵，在弥留之际，透露出了一段神秘的忏悔：头盖骨化石，就藏在北京城的中心。
老兵不敢讲出自己的名字，只是说他当年是日本“731”部队的上尉军医，在中国期间奉命在协和医学院进行细菌武器的秘密研究。日军侵占北平不久，就已经截获了“北京人”化石，并决定：将化石继续放在协和医学院保存和进行研究，这位老兵，被指定为护卫保管“北京人”头盖骨的负责人。
老兵说，1945年日本失败后，他奉命迅速转移“北京人”，由于形势紧迫，这些东西已经没有运往日本的可能。仓皇之间，老兵决定在北平找一个僻静之处，先将化石掩埋，留待日后再作打算。
据这位老兵讲述，在秋天的一个沉沉黑夜，他把“北京人”化石掩埋在了协和医学院正东、大约两公里，一个有着许多松柏古树的地方，为了日后识别，他还在埋藏地点旁的一棵松树干上，用军刀刮下一块长约1米、宽约20厘米的树皮。
根据这名老兵的回忆进行勘测定位，在广阔的北京东部，只有日坛公园符合“僻静、有许多古树”的条件特征。而更令人兴奋的是：在日坛神道北侧不远的地方，人们的确找到了一棵被刮过树皮的松树，而且痕迹老旧。中科院立刻动用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现代科技手段 电震探测进行地表测量，居然发现那棵古松树周围信号“异常”！
经过协商，中科院最终与北京日坛公园管理处达成了协议 在1996年6月3日上午正式发掘。挖掘过程非常低调，现场四周都用塑料布围裹起来。但是，挖掘成果令人失望：下挖近三米，没有发现任何埋藏物，现场专家由此判断，当时物探异常，应该是地表下大量灰白色钙质结核层所引起的，所以决定停止发掘寻找。
时光飞逝，裴文中去世了，魏敦瑞去世了，贾兰坡去世了，日本侦探神秘自杀，侵华老兵撒手人寰，几十年中，与北京人头盖骨相关的人士相继辞世，多次调查无功而返，种种线索戛然而止。追寻国宝的下落，希望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