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石器视角下的中国史前史——读《让石头说话》
《让石头说话》 陈胜前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化石网cnfossil.com）据光明网（作者 赵家瑞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研究生）：在多数博物馆的通史陈列中，观众首先看到的文物一般会是一堆来自各时期的石头。它们疤痕累累，似乎与路边的石头没什么两样。那么，这些石头为什么会被摆在那里呢？通常，简短的导览牌并没有提供充分的答案。带着疑惑与不解，观众匆匆走过。然而，这些沉默的石头究竟能够讲述怎样的故事呢？这正是《让石头说话：中国史前石器研究》（以下简称“《让石头说话》”）一书要回答的中心问题。
书的作者陈胜前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资深的“石器阅读者”。1991年，还是本科生的陈胜前参加了内蒙古林西白音长汗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很多件距今8000年的农具——石铲与石锄。此后他到北京大学跟随吕遵谔先生攻读旧石器时代考古方向的硕士，又赴美国师从“新考古学”开创者路易斯·宾福德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专注史前考古、考古学理论、石器研究等领域。回国任教后，带领学生跟石头“较劲”，展开一系列石器复制实验。2013年，陈胜前再回到白音长汗遗址，验证石铲、石锄的功能。《让石头说话》可谓作者长期研究中国史前石器的结晶，书中既有作者亲历的石器考古故事，又有理论层面的探讨，以及在方法论上的构建。
如果将人类使用工具的历史比作一天，0点0分南方古猿打制出第一件旧石器；23点56分，磨制石器普及，中国进入新石器时代；午夜前的最后一分钟，青铜时代开启。旧石器时代占据了人类历史的漫长岁月，其间发生了很多大事：从猿到人，语言出现，人类长途迁徙进入亚洲，产生文化、宗教和社会组织。人类漫长的成长岁月中，石器一直是人类身边的忠实伙伴。百十万年前的有机质难以留存，只有石器足够坚韧，几乎成为旧石器时代人类留下的唯一文明线索。石器又在新石器时代与夏商周考古中颇为常见，却因挟带信息不明显而极易被忽视。因此，石器考古成为富有潜力的研究领域。
石器考古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磨制石器。然而，让石器说话并非易事，尤其是打制石器。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更近似于荒野猎人，生活方式与今天的我们有很大不同。中国旧石器时代没有发现墓葬和房屋，连火塘也很难保存下来。考古学家面对的往往是散落满地的石器，无法找到情境的关联。况且打制石器的形制并不稳定，辨识其人工属性和功能都是很困难的事情。对于磨制石器，研究者又往往想当然地拿金属工具与之直接类比，或是仅仅满足于知道其功能，未能用石器讲出一段精彩的故事。
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古人都将磨制石器称为“雷石”，认为是雷击产生的神鬼之物。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殖民者接触到还在使用石器的土著，认识到磨制石器可能是人工制品。1797年，英国的约翰·弗里尔在地下三米的砂层中发现了加工精细的燧石手斧，识别出考古学史上的第一件打制石器。此后人们屡屡发现打制石器、人类骨骼与灭绝动物共生。但直到1859年，才从考古学和地质学上证明了打制石器的古老性。19世纪晚期，考古学家注意到石器的不同形态可能具有年代特征。20世纪，考古学家发现，除了年代差异，不同的人群制作石器的方法可能也不同。于是，石器技术类型学得以创立。20世纪下半叶，石器功能成为研究重点，考古学家不断追问不同的石器是为了应对哪些生态环境而发明的。随后，学者进一步关注石器的象征意义和社会功能。
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已经建立起规范的石器技术类型学和发掘方法。20世纪80年代，开展了实验考古探索石器功能。中国具有丰富多样的生态系统，不同地域的古人如何适应环境？怎样从石器中得到答案？考古学又应该如何分析石器呢？诸多问题的提出，需要合适的方法论解决。
正如作者所言，《让石头说话》希望通过研究石器找寻人类文化适应的关键节点，实现对人类发展关键特征的重建，从而串联出石器视角下的中国史前史。
旧石器时代早中期是人类起源和石器发明的关键阶段。中国南方可能大量使用竹、木等工具，加工竹木的砍砸类石器因此被遗留下来，形成今天人们所见的以砍砸器为主体的考古现象。
洛南盆地的古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工具包”——薄刃斧、手斧、三棱尖手镐、石球和砍砸器等器物共存的石器组合。实验考古发现，该地区的石器原料丰富，尺寸较大，采用摔击法可以同时产生适合生产不同石器工具的毛坯，由此形成了一个区域内的石器传统。
秦岭南北则发现数以千计的石球。考古实验表明，十万年前的许家窑人很可能在马科动物出现时群起抛射，用石球击中猎物后上前搏杀。在石球制作过程中，人们的劳动组织、预见性和交流能力都会得到锻炼，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爆发式的文化发展创造了条件。
旧石器时代晚期，末次冰期导致大型动物灭绝或南迁。狩猎采集者们被迫提高流动性，并将矛头对准小型动物。于是，一种新的石器技术出现了——细石叶。它们是窄长而锐利的薄石片，既能嵌入标枪和小刀刃部，又能用作弋射工具的倒刺。细石核成为猎人的弹药库，可以怀揣身上，随时打制细石叶使用，适用于高度流动的生活方式。
距今一万年左右，气候更加稳定的全新时期开启，人类出现两种不同的生存策略。部分青壮年保持高度流动性，外出狩猎动物，周期性带回营地，而不适合流动的老人、儿童及孕妇则留在营地。为了获取更多食物资源，他们开始利用狗尾草等小种子植物和根茎类作物。基于这一需求，中国北方地区出现一种被称为“锛状器”的石器。它兼具锛、斧、铲、锄等不同功能，刃缘厚实，耐用且易于制作，有利于对植物资源的强化利用，是农业起源的一个信号。
在峡江及西南地区则出现了另一种特殊的文化适应模式，以锐棱砸击技术为代表。石器考古研究显示，可能当时男性用在渔猎上的时间更长了，留守营地的女性则承担起制作工具、批量处理渔获的任务。长江中游沿岸的湖北松滋关洲遗址中存在数以千计的锐棱砸击石片。结合实验考古和民族志可知，这很可能是一种由女性独立制作的石器，功能主要是刮鱼鳞、破鱼肚，处理渔获。这种文化适应方式跟农业生产一样，可以承载较大密度的人口，具有较高的社会复杂性。
新石器时代到来，农业的浪潮迅速席卷中国南北。《让石头说话》一书以辽西地区为例，用石器工具讲述史前农业社会的发展过程。辽西地区位于生态交错带，史前农业在波动中前行。兴隆洼文化的“拓荒者”们将石锄做得厚重，以便在丛杂的地表垦除杂草。随后的赵宝沟文化时期，人们开始向河流阶地与河漫滩拓展，发明尖刃、石铲，用于深耕和开垦带有砾石的河漫滩沃土。然而，之后的红山文化似乎并没有在农业上继续创新，反而将更多精力与物质投入宗教祭祀活动中。
稍晚，小河沿文化先民似乎回归了更偏向狩猎采集的生活。大约在这个时期，近千人聚居于科尔沁腹地的哈民忙哈。然而在这种脆弱的生态交错地带，他们的定居过度消耗了当地资源。石制工具研究显示，他们很可能在青黄不接的季节不得不食用广泛分布但开发价值不高的作物。
原始农业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迎来高潮，精耕细作农业形成，先民们用重型石锄平整土地、引水灌溉，用轻薄锋利的石锄除草耕种，向土壤黏重但便于灌溉的河谷地带挺进。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社会进入高度复杂的阶段，人们开始精耕细作，尽可能获取生产剩余，石器工具组合与这个时代背景非常契合。
《光明日报》（2024年02月29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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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网cnfossil.com）据长江日报（记者 马梦娅 整理 作者 陈胜前）：你有没有疑惑过，博物馆里看起来差不多的石头，考古学家怎么能判断这是做什么用的？这些石头说明了什么？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别？这些貌不惊人的石头透露了什么水平的史前人类文明？中国古人讲“格物穷理”，考古学家要“格”的对象是石头。石器是历史最为悠久的人工制品（artifact），从距今300多万年前一直到现在都在使用，没有哪一种其他人工制品能与之匹敌。因此，石头也为当代的考古学家破译过去的生产方式、贸易网络与人地关系提供了关键的民族志材料。
石器是远古社会的密码
1993年凯西·希克（Kathy Schick）与尼古拉斯·托斯（Nicholas Toth）出版了《让沉默的石头说话》（Making Silent Stone Speak）一书，当时我刚刚上硕士研究生，在北京大学跟随吕遵谔先生学习旧石器时代考古。大约是在次年，希克与托斯两位学者访问北大，我见到了他们以及他们送给吕先生的新作。
不过，我之所以采用《让石头说话》这个书名，有更早的渊源。还记得小时候看过一部电视剧《木鱼石的传说》，其主题歌为《一个美丽的传说》，其中唱到“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精美的石头会唱歌……”男主角是乾隆时期的忠臣王尔烈，他为了教授皇子禺琰，历尽艰辛，被害入狱，后被侠女从石牢中救出。禺琰在老师的指教下，跋山涉水，体察民情，最终在千朵莲花山（今千山）找到了木鱼石。王尔烈指点他说：“这块山石，其实一文不值，但不登泰山，不知山高；不涉沧海，不知水深；不入民间苦行，怎能分辨忠奸善恶。”寻找石头的故事对于石器考古来说也颇有启发意义，我们要寻找的并不是石头本身，而是石头背后的故事。
石器本不能说话，它之所以能“说话”，是因为考古工作者的研究。让石器说话的过程就是科学探究的过程，其中所有的美好，一方面是发现石器背后的故事，石器仿佛远古社会的密码，通过它了解久已湮没的历史无疑是快乐的；另一方面是研究过程本身的乐趣。春日户外，我们在阳光下做实验，曾有学生说，如果课程都是这样的话，那该多么令人愉快啊！
为什么要选择研究石器？理由非常简单，因为石器是历史最为悠久的人工制品，从距今300多万年前一直到现在都在使用，没有哪一种其他人工制品能与之匹敌。更直接的理由是，石头足够坚韧，不像有机物那样会腐烂，能够经历百万年的埋藏留存到现在。
通过石头实现“透物见人”
石器是史前考古，尤其是旧石器时代考古（简称旧石器考古）最主要、最常见的研究材料。这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的幸运之处，当然，这也是他们的痛苦之所在。旧石器，通常也称为打制石器（旧石器时代晚期偶尔也有磨制石器，如石磨盘），其形制远不像陶器那样稳定。拼合石器也远比拼合陶片困难，陶片拼合是二维的，但石器拼合是三维的，可能在某个意想不到的角度拼合。石器出土也不像陶器一样能够与特定的遗迹现象如房址或墓葬联系在一起，石器只是在偶尔的情况下能够与火塘联系起来，大多数情况下，发掘者只是得到石器而已。
研究石器，仅仅端详或凝视是不够的。我们从石器上所得到的认识都是基于考古推理所得，然而，考古推理何以可得？简单地说，那就是基于一定的理论、方法与材料进行推理。我们常把考古学研究与刑事断案相提并论，神探福尔摩斯的厉害之处正在于他能够建立完整的行为逻辑链条。不过，在考古学研究中，类似的推理是很难建立的，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史前时代尤其是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生活跟现代生活差别太大。
在中国学术体系中，旧石器时代考古与地质学、古人类学联系紧密，都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石器考古学家面对的研究对象比古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刑侦学家等面对的困难多得多。即便是最好的民族志材料，也不足以描述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人类生活，我们根本不知道两者之间是否具有一致性。在石器研究过程中，所有这些方法都需要采用；同时，还需要把它们以一种合理的逻辑结构组织起来，以产生合力，从而穿透现象，了解古人，也就是考古学经常讨论的“透物见人”的过程。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论框架？我称之为“分层—关联的方法”。这是我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过若干案例研究的检验，还是比较有效的。它没有将石器研究局限于形态特征，即最后的结论不能只是石器形态特征本身的归纳（或是语焉不详的旧石器时代文化特征的归纳），而是需要深入古人行为层面，深入古代社会发展的层面，实现“透物见人”的目的。
还原远古时代的故事
尽管我强调综合运用多样的方法，但我还是有自己专属的领域，那就是实验考古。石器考古中，实验考古有悠久的历史，有诸如博尔德（Bordes）、克拉布特里（Crabtree）这样的石器打制大师，后来者中精于石器制作的不乏其人。石器作为一种考古材料，在研究过程中极其需要实验的方法。在这个方面，我有不少的切身体会。2009年在发掘湖北郧县余嘴2号旧石器时代遗址时，发现了一些外观有些像砍砸器的粉砂岩石块，由于表面有些风化，很难确定打制痕迹。而通过实验，尤其是使用实验，我完全可以确信，这种原料不可能用作砍砸器。它的硬度不足以胜任，使用中刃口会迅速磨圆，无法承担砍斫功能。再比如石球实验，按照常识，我们都会想当然地认为寻找本身就类似于石球的砾石，稍稍加工一下，就可能制作出石球，这样会最节省时间。但实验研究告诉我们，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且不说在河滩上寻找这样的原料有多难，即便找到了，也往往因为这样的原料缺乏可以打击的台面，难以进行下一步的加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石器实验考古是一种极其有效的研究方法，而要发挥这种方法的效力，就要特别注意与考古材料结合起来。针对的问题越清楚，作用可能就越大。
这里希望通过对有限的具体石器材料的研究，以点带面，一方面，把石器考古的理论、方法与材料结合起来，进而讨论一些重要的问题，建立成功的范例；另一方面，试图以石器为视角，透视中国史前史。内容的构成是按照从早到晚的时间顺序，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一直延伸到商周时期，包括中国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文化适应、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细石叶技术起源、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发展五个重大问题。这些研究希望说明一点，石器考古是可以告诉我们有关远古时代的故事的，而不只是发现石器材料、分析材料本身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