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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辉:中国古生物研究论文为何频现“洋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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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84票 浏览37次 时间:2022年4月12日 10:22
代辉:中国古生物研究论文为何频现“洋作者”?

代辉:中国古生物研究论文为何频现“洋作者”?

(化石网报道)据中新社重庆4月11日电(张旭):中国近年古生物研究热闹非凡,不断有新属种恐龙、古脊椎动物化石发现发表于核心期刊。不少由中国主导的新属种古生物研究,外国权威专家也参与其中。

例如,2022年3月,亚洲最古老剑龙——元始巴山龙发现论文发表,其第三作者Susannah C. R. Maidment是英国自然历史研究博物馆研究馆员。又如,2020年发现的普安云阳龙,其论文的第二作者Roger B. J. Benson是英国牛津大学地球科学系教授。

“洋专家”何以成为中国恐龙论文的作者?他们为何参与?又能给研究带来什么?中新社“东西问”就此专访了重庆市地勘局208地质队副总工程师、川渝共建古生物与古环境协同演化重庆市重点实验室主任代辉。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Susannah C. R. Maidment与Roger B. J. Benson在元始巴山龙和普安云阳龙的论文中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

代辉:这是中国专家主导的新属种恐龙研究,要感谢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徐星、自贡恐龙博物馆研究馆员彭光照等中国专家的指导,外国专家也与我们进行了通力合作。

Roger B. J. Benson在普安云阳龙的研究中,提供了恐龙形态学、系统演化等方面的指导。他是国际学术期刊的审稿人,其母语为英语,对我们文章质量提升很有帮助。同时,他作为大型兽脚类恐龙研究的权威,能够给我们这篇文章方向上进行把关,成为了我们文章的第二作者。

Susannah C. R. Maidment是世界剑龙研究的权威。元始巴山龙的骨骼特征非常明确,与已知侏罗纪剑龙有着明显的差别。她亲自对元始巴山龙进行了系统发育分析,确定其在剑龙演化中的位置。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系统发育分析,这一科研过程非常严谨,不同知识、经验的人来操作,得出结论的可靠度、可信度都不同。她的分析,提高了论文的可信度。同时,她也在学术和语言上帮助我们提升了文章质量。

中新社记者:古生物研究为什么需要东西方合作?

代辉:首先,古生物研究东西方研究者的竞争关系并不明显。

这是由古生物研究的特点决定的。因为古生物研究的基础是化石,而化石具有唯一性,所有的研究和结论都基于化石证据,古生物研究很难出现类似材料学(如电池、航空材料)、生物学(如新冠病毒疫苗研发)、通信技术(如5G技术)那样的竞争状况。

其次,当前的东西方古生物研究具有互补性。

中国地大物博,化石资源丰富。20世纪90年代,以澄江动物群和热河生物群为代表的古生物化石群的发现,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生物研究的发展,在之后的30余年里,中国的古生物研究有了长足进步,在各领域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而同时期的西方,尤其是英国,因为化石资源越来越匮乏,他们的研究人员在研究方法的探索上相对更加积极主动。也就是说,中国在化石资源和古生物基础研究方面更具优势,而国外则在研究方法更具创新优势。

所以,古生物研究的交流合作是彼此需要。从推动古生物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说,这是最好的时代。

再次,合作可以将研究做得更完美、更有影响力。元始巴山龙和普安云阳龙在研究方法和论文语言等方面的合作,就证明了这一点。

从古生物研究的角度来说,闷声做研究也做不到“一枝独秀”。古生物研究是理论,光知道结论用处不大,学科要发展,你得打开“另一面”,你研究了形态学,还得研究生物学、环境学等等,要拓展研究范围、深度、角度,才能迎来学科的蓬勃发展。

中新社记者:目前,古生物研究东西方合作的情况如何?已取得哪些成效?

代辉:一是人的交流密切。中外古生物学科里,学生可以到其他学校进行学习。研究人员也可以做访问学者,带着课题去,和外国的研究人员一起做,甚至与比较知名的学者合作。这种人的交流是双向的。

二是对化石资源的开放程度较高。假如,我在研究过程中需要观察很多化石标本,它们可能属于不同的研究机构、大学和博物馆,我可以向对方申请观察这些标本,通常情况下都能成功。我就曾委托国外的研究人员帮我拍摄一些化石的图片,对方也很乐意辅助我。反之亦然。

三是学术交流多。学术机构之间的合作、学术会议等都比较多,东西方的研究人员都非常愿意参加,这既有助于研究成果的对外公布,也是一个人脉扩展的过程,对学术交流有利。

研究人员大多愿意推广研究方法,世界很多大学、研究机构都会组织各种研究方法的培训讲座,大家都能申请参加。目前,对我们构成较大阻力的不是人为因素,而是新冠疫情。疫情当前,面对面的交流机会少了,但是我们通过邮件,在线深入交流。

一篇核心期刊论文刊发前,编辑会面向全世界的相关专家征求意见,会随机征集审稿人,大家会在匿名的情况下,进行深入沟通,最终把研究做深、做透。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古生物研究与合作对于大众有什么意义?将来还可以在哪些领域继续深入?

代辉:古生物这些“冷门”研究经常被称为“无用之学”,但其实它是有用的,应用遍及科学、文化、经济等领域。

文化方面,还有很多值得挖掘的IP。

坦率说,中国对于恐龙的文化IP挖掘得还不够,关于恐龙的电影几乎没有,甚至纪录片都很少,可以发掘一些类似于《侏罗纪公园》电影、恐龙主题公园之类的知名IP,这是借鉴西方做得好的地方。

科学方面,古生物对科学也可以提供帮助。

我们在研究中,曾给恐龙骨骼做CT,因为恐龙化石石化程度很高,需要的能力就很高,CT设备都是特殊定制的,在这个过程中,相关科研单位还发现了一些CT设备的可改进之处。

还有,目前,我们是无法提取恐龙化石的DNA的,因为恐龙化石经历数千万年到亿余年,目前技术达不到,但这并不代表没有DNA留存在化石上,或许将来能够攻克相关技术。

通过学科的交叉应用,能够增加我们对远古的了解,甚至让我们重新认识世界。同时,医学、生物学方法等为古生物研究提供帮助,也促进着自身继续向前发展。

古生物学科的经济价值同样不可忽视。

世界上很多地方发掘恐龙后,都修建了恐龙博物馆,很受民众欢迎,推动了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以恐龙为代表的古生物甚至可以是一个经济IP,如何更好地发挥其作用,这值得全世界一起探讨。

受访者简介:

代辉,男,古生物学与地层学博士后,正高级工程师,现任重庆市地勘局208地质队副总工程师兼地质遗迹保护研究院院长,川渝共建古生物与古环境协同演化重庆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发现和建立新的恐龙动物群“重庆云阳恐龙动物群”,研究成果填补恐龙演化重要环节。
TAG: 代辉 古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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