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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见科学意义的极好门径——读“中国恐龙之父”杨钟健的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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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51票 浏览9次 时间:2021年8月26日 10:08
杨钟健与巴伯、舒尔茨在内布拉斯加大学博物馆参观(1944年)。资料图片

杨钟健与巴伯、舒尔茨在内布拉斯加大学博物馆参观(1944年)。资料图片

(化石网报道)据光明日报(作者:曹明明):游记是一种特殊而重要的体裁,特殊人物在特殊时期的游记,往往能够反映一个时代的侧面。杨钟健先生是我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恐龙研究专家,被业内尊为“中国恐龙之父”。除专业研究之外,他涉猎丰富,不仅精通英语、德语,还熟悉拉丁文和希腊文,热爱诗词和散文写作,在长期的野外考察过程中,非常重视记录自己的所行、所见、所思和所想。他一生所作七部游记,分别为《去国的悲哀》《西北的剖面》《剖面的剖面》《抗战中看河山》《新眼界》《国外印象记》《访苏两月记》。这些记录的“剖面”,此中含义一为实际观察到的地层剖面,反映其地质构造和科学内涵;另一则为人生的剖面。三联书店此次将其合并为三本出版,以飨读者。

《去国的悲哀》是杨钟健第一部游记,记述了1923年去德国留学以及归来的经历。旅途从故乡陕西华县出发,经北京、上海,以海路赴欧,在船上途经中国香港、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到达欧洲之后,在慕尼黑、巴黎、柏林、伦敦、瑞士游历博物馆以及做地质考察,后从慕尼黑取陆路经维也纳、华沙和莫斯科,再由西伯利亚入东三省而归国。前后历时近五年。年轻时的杨钟健,求学之余喜欢参观欧洲的博物馆和著名的大学,对欧洲科学人文的发达、人民的外貌和精神状态,都感到新奇。而国外国内云泥之别的境况,也令他备受刺激。诚如他所言,此次旅程充满了“欣喜和悲戚”,并不能完全融入求学旅途的欢乐,也不能完全畅怀。杨老一方面对国内情势终抱乐观态度,但同时也对胜利的一日何时到来充满未知感。他一方面认识到中国大力发展科研、科普宣传的必要,但同时又以自己不过得一博士“虚衔”自卑,时常有“百无一用是书生”之慨。这种心情为此书带来一种时代的沉重感,的确与书名中“悲哀”二字紧紧相扣。

该书于1929年初版时,得到诸多朋友的支持。包括封面的绘图者姬德邻先生,以及为本书作序并画插画、题写卷首诗的王德崇先生。他于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后,与杨钟健相识于“共进社”,任《共进》刊物主编,一起积极宣传马列主义,痛斥军阀。1939年在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后回国,在农业经济学术研究上有较深的造诣,著有《农场管理学》等。他自幼聪敏好学,是一位进步青年,且颇有胆识勇气。杨钟健先生与之交情甚笃,视其为“相知”。《去国的悲哀》前面几部分即是以写给王德崇的信件的形式呈献给读者的。字里行间可见二人惺惺相惜、志同道合的默契。

书中提及与作者有交谊的人物,皆为一时之秀。在此,举一人为例。孙云铸先生为我国古生物学的奠基人,20世纪20年代留学于德国哈勒大学,1927年,与杨老在哈尔茨地质旅行途中相会,二人计划成立中国古生物学会。此实为我国古生物学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杨老写完《去国的悲哀》,将稿件交与北平平社编辑出版,就又出发了。他受翁文灏先生嘱托,去往山西西部、陕西北部一带旅行调查三个月,又去东三省不到一月,然后参加中美考察团前往内蒙古二连浩特东部一带,最后是参加中法科学考察团,由张家口出发一直向西到吐鲁番、乌鲁木齐,然后取道西伯利亚回到北平。杨老将这四次旅行的经过和感受记录下来,汇集成册,取名“西北的剖面”,由翁文灏作序,于1932年出版。杨老称“几乎上自天时,下至地理,乃至人世沧桑,世态炎凉等等”,无一不“或深或浅地切剖一下”。值得一提的是,中美考察团和中法科考团这两次中外合作考察项目,在历史上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杨老作为亲身经历者记录的详情,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剖面的剖面》记录了杨钟健先生于1932—1936年在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四川和两广等地所进行的地质、古生物考察和调查活动。杨老照以前一样,将旅途中所观察、感悟到的内容记述下来,成为一部游记。何为剖面?正如翁文灏在序中所说,“就是把我们所要研究的事物解剖开来”。关于此游记的内容,杨老概括有三:第一记地质知识,第二记沿途风景,第三记民俗风物。特别强调,旧时有的游记,有着很美的文字,也是不朽之佳作,然而描写并不合乎事实,如言山必定壁立千仞,说月无非玉兔嫦娥;更有甚者,游龙门必提夏禹,过吐鲁番必称火焰山。因而新式游记则须给人以准确的知识,对每一地的地质背景、地理状况和人情风物,均予以正确的记载。这种写作意图在《抗战中看河山》中更为突出。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被自己视为第二故乡的北平沦陷,杨钟健带着悲痛的心情于当年11月离开,经湖南、云南、四川、陕西,再游新疆,至回到北平,前后历时六年。此次野外旅行是在国土沦丧、时局艰难中进行的,杨老尤感我国山河之美、物产之丰,用“锦绣山河”“地大物博”并不足以说清楚,而应该以实际的描写和科学的解释予以记录。更重要的是,杨老看到外国人对我国的自然地理均有翔实考察记录,而我国边疆地区丧失多年从不见有相似书籍出现,不免惊心,深感地质科学在我国发展的必要。

这两部书的出版都颇为不易,《剖面的剖面》尤其充满波折。此书完稿于1937年,交付禹贡学会的顾颉刚,拟送商务印书馆加入“禹贡丛书”出版。是年恰逢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商务无法印行,原稿也不知踪迹,直到1950年方才找回。1973年,杨老高龄,仍念念不忘此稿出版,曾求助于同人,甚至称“用纸可以次一些,印的份数可否压缩到三百份或四百份,插图和图版加价太昂可以去掉”等等,言辞卑微恳切,令人闻之心酸。即便如此,仍未能如愿。直到2008年该书才首次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今次随另外六种游记一同再版,真有回归之感,令人不胜唏嘘。而《抗战中看河山》虽然写完即交由独立出版社出版,但也非常不易。按照作者原来的计划,会在书中加入路线图和风景照片若干,也因战时艰难未能如愿。而翁文灏先生忙于政务,也未能拨冗赐序,颇为遗憾。但杨老仍然对慷慨帮助过的卢逮曾先生表示了诚恳的谢意,意识到“目下此等困难情形下,印刷这个似乎不重要的书籍,是不容易的”,显示出学者的豁达。

中国地质学家、地理学家翁文灏先生说,“我们学地质学的人是最有游历机会的,背了一个布袋,拿了一把锥子,根究地下的富藏,追寻远古的历史,这是我们的本分。但是除了敲石头之外,所经地方的山川形势人情物产种种都有研究的价值,而且往往与我们的石头有关”,“这些游记正是杨钟健先生科学观察而通俗写作的结晶,也是许多读者借此窥见科学意义的极好门径”。《光明日报》( 2021年08月26日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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