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猿人第一头盖骨发现者——裴文中(一)

北京猿人第一头盖骨发现者——裴文中

裴文中先生是北京猿人第一头盖骨的发现者，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奠基人，中国史前考古学、古人类学和第四纪地质学的主要创始人。在先生百年诞辰和北京猿人第一头盖骨发现75周年之际，谨以此文对他丰富多采的一生做一简略的追记和评述，以资纪念。

彷徨中的探索

裴文中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动荡和战乱中度过的。国与家的贫穷和时局的混乱促使他在痛苦中思索，在彷徨中探求，并勇敢地去实践自己的诉求。11岁时，在开平高等小学读书的裴文中便在父亲的鼓励下，在街头和庙会上发表演说，痛斥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卖国行径。1919年少年裴文中在滦州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在北平学生五四运动爱国热浪的熏染下，他热心投入运动，积极声援北平学生，并作为班代表参加校学生自治会的工作，负责与校外联络和宣传。

1921年裴文中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3年转入本科地质系。家境贫寒使得他不得不半工半读，兼职小学“全能”教师，在报社作校对，替别人整理稿件，间或从事文学创作，将小说、杂文向报刊投寄，以赚取稿费、资助学业。在因需而写的创作中，裴文中逐渐萌生了浓厚的文学创作欲望并展现出才华。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山海关战火交织，裴文中将对亲人的担忧和国家的忧患之情写入小说《戎马声中》，发表在《晨报》副刊上，得到了鲁迅先生的欣赏，称其为“乡土文学”之一种，称赞其文风“信手写来，不事雕琢”。在此期间他的一篇散文《走过W学校的门口》，表达了反帝反列强的决心。“五卅”惨案后他在《晨报》上发表署名“革命”的三字长歌，宣传反英反日。这首长歌曾印成传单，被游行队伍在全市散发。

裴文中对地质学本无多大的兴趣。在国破家亡的危机面前，他与许多有志青年一样以拯救国家、振兴民族为己任，“有志于办党办报”，并满腔热忱投入其中。1926年裴文中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北京大学地下党小组的活动。其后北平党组织遭到破坏，裴文中与组织失掉联系，又在彷徨中开始新的探索。

周口店的惊世发现

1928年春，在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的安排下，裴文中赴周口店工作，帮助周口店发掘主持人杨钟健做后勤管理。到周口店工作实为生计所迫，但勤奋好学而敬业的他却在岑寂的龙骨山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先是主动参加发掘工作，成为辨认化石能手；翌年春开始主持周口店发掘，于1929年12月2日亲手发掘出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举世轰动。因为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直立人”这一古人类演化阶段得以确立，进化论在人类演化中得到了印证，在此之前发现于印尼的“爪哇人”，也得以回归人类大家庭之中。

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的轰动性，在一定程度上埋没了裴文中在周口店的其他重大发现和研究成果。实际上北京猿人的头三具头盖骨都是裴文中发现的，而且还远不止这些。1929年他在周口店第1地点发现并采集用火遗迹，这是周口店研究的又一里程碑。在接下来的两年内裴文中又从周口店第1地点出土物和地层中辨识出石制品。加之早已出土的丰富的动物化石，他在周口店遗址材料发现方面的功绩近于圆满。

石器的发现和确认虽不及猿人头盖骨那样引人注目，但却少有了偶然的成分，发现过程更加曲折，科学探索和原创精神更加体现得淋漓尽致。当时学术界对史前人类技术和开发原料能力的认识还十分粗浅，在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大量采用石英做工具的先例在世界上极为罕见。在裴文中正式提出周口店洞穴中这些锋利的石英片是中国猿人的工具并遭到当时学术权威的质疑时，他独辟蹊径，采用模拟实验、对人工打击和使用所产生的疤痕同自然破损痕迹进行显微观察与比较的方法，使得一项重大发现得以科学地论证，并最终被权威认可。在对周口店石英制品的实验和观察中，裴文中发现了当时人类开发该种石料的独特方法，并命名为“砸击技术”。这些开创性的工作使周口店由一处古脊椎动物化石地点跃升为一处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古人类和考古遗址，成为人类演化的圣地，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

考古方法的改革和创新

在1931年之前，周口店的发掘完全采用“散挖”方法，以将动物化石和其他遗物挖掘出土为目的。裴文中感到该方法过于粗陋，许多科学信息未被收集。1932年他主导了周口店发掘的第一次改革，借鉴当时安阳殷墟和西阴村的发掘方法，采用探沟和打格分方相结合的方式。次年在发掘山顶洞时，对发掘和记录方法又进行更细、更深入的改革，发展为当时考古发掘中最为规范、最为细致的规程，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一直被遵循和效法。为解决发掘土石的运输问题，提高工作效率，他又亲自设计了一些简单的机械，实现了发掘运输的“机器化”。周口店发掘方法的改革体现了裴文中精益求精的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

中国旧石器考古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是裴文中铺垫的。毋庸讳言，最初该学科的基本方法是由德日进、步日耶等法国学者传入中国的，但这些基于西欧石器材料的方法在周口店陷入困境。为了证实与中国猿人伴生的痕迹不清楚、形态不规则的石英石片是古人类制品，裴文中进行了几方面的尝试：其一，石器制作实验，以此观察人工石英制品的形态特征，并从中发现了有效开发石英原料的砸击技术；其二，采集自然碎石与标本进行对比观察；其三，通过对破裂面的光泽、破损和断口形态及裂纹、波纹等特征的显微观察，确立人工与非人工标本的区别标准。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触摸到现代流行的以模拟石器的制作与使用为核心的实验考古学和以解析石器功能为宗旨的使用痕迹分析的根系；裴文中的成就确立了他在这些分支学科发展史上的开拓者地位，受到西方学术界的推崇。

1935年裴文中赴巴黎留学。在博士论文研究期间, 他将石器的制作实验和人工与非人工标本的对比观察进一步推向系统和成熟。此项研究最精彩的部分是对非人工破碎而又易于与人工石制品混淆的碎石的观察，所涉及的自然营力包括温度作用、地层挤压错动、树木根系挤压作用、水流搬运作用、冰川作用、海洋作用、风蚀作用、车辆碾压作用、机器“造假”、动物践踏等，在此基础上完成的《石器与非石器之区别》一文是一部石器研究的里程碑式文献，至今仍有重要的启示。

裴文中对考古遗址出土的碎骨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所观察的项目包括动物咬痕和抓痕、化学腐蚀、水和机械作用等，并结合标本列举了一些易于误判的例证，如化石上的自然穿孔、假铭文或假雕刻、机械作用产生的假骨器等。基于这样的观察和研究，裴文中对中国猿人的骨器问题重新进行了审视，由原来受步日耶影响认同碎骨中有骨器而转为更加慎重的态度，指出动物骨骼破碎与石器制作有诸多不同；即使是人工破碎的骨骼，也还有敲骨吸髓这样非工具制作的现象。有鉴于此，裴先生谆谆教诲：“要牢记这一点，在确认骨化石上的史前人类加工痕迹之前，一定要非常谨慎”。

埋藏学的先驱

裴文中上述对碎石、碎骨的成因和环境研究成为后起于西方的考古埋藏学的核心内容。他在周口店早期发掘时对遗物的分布和埋藏情况给予了更全面的关注。在发掘鸽子堂石英II层时，他注意到存在动物化石种类失衡的现象，即有大量的食草动物而鲜有食肉动物，据此推测是古人类猎食所致。他根据出土的骨骼多具有新鲜的破裂边缘的现象推测，这些骨骼在形成后未经历长时间的风化作用，很快得以埋藏。对于山顶洞遗址，他也从埋藏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根据人骨化石上的赤铁矿粉和装饰品的分布位置，以及人骨的出土状态，判断其为一处墓葬，并指出墓葬形成后发生过动物的扰动和坍塌石块的破坏作用。可见裴文中在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中已经涉及到考古遗存的形成过程和后天各种营力对遗址的改造作用，并通过动物碎骨的种类比例、破碎状况、风化和磨蚀程度等推断遗址的性质和埋藏条件，并提取古人类的行为信息，故称他是埋藏学的先驱是当之无愧的。

倡导古生态古环境研究

裴文中很早就在旧石器考古研究中关注环境对古人类生存和文化的影响。在研究周口店第15地点时，他根据动物群中一些有气候环境标志的种属，对当时当地的生态环境做这样的推测：以草原生态为主，一些山坡被森林覆盖，高地或坡脚间或分布着沙漠条带。当他首次尝试将中国的古人类遗存与欧洲的材料进行比较研究时，他更是依赖于环境方面的资料以弥补中西文化间缺乏可比性的不足，将动物群组分、冰期与间冰期更替等多项环境指标引入古环境研究，为中国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文化寻求与欧洲遗存的对应关系，建立起中国的古人类演化和古文化发展序列。如此多方位研究古人类的生存环境以及考古学文化与环境的耦合关系，裴文中不但在中国是第一人，在当时的国际学术界也是执牛耳者。1960年裴文中撰文专门讨论“中国原始人类的生活环境”，指出“人和动物的主要区别之一，是他们和生活环境的关系。动物的生活完全受外界环境支配, 它们用自己的身体来适应自然环境。人类则不一样。人类用两只手从事劳动，改造自然，创造一切生活的条件，来克服自然界所加在他们身上的困难。”在这里，裴文中又将动物地理区划和孢粉学等手段引入古人类环境研究，在此方面开了学术先河。在此之后兴起于美英的“新考古学”开始关注环境问题，并将古环境特点作为文化和古人类行为变异的主要动因，应该说也是步其后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