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兴获上海人类学会“金琮奖”
周国兴获上海人类学会“金琮奖
周国兴，江苏南通人。1957年进复旦大学专修人类学，曾任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博物馆学会、北京市博物馆学会等多个学会常务理事。1979年进入北京自然博物馆，从事人类学与博物馆学研究至今。
昨天，2011年上海人类学学会学术年会暨复旦大学首届人类学日在复旦大学举行。上海人类学会颁发了2011年度人类学终身成就奖“金琮奖”，获奖者是北京自然博物馆原馆长周国兴，以表彰他在中国古人类学和史前考古学领域做出的贡献。今年，人类学终身成就奖被正式命名为“金琮奖”。
获奖后，周国兴以“我的人类探索之路”为题做了主旨演讲，谈他这几十年的人类学研究和思考，分享了个人一生从事人类学研究的成就和经验。演讲中，他认为野人不存在，人类学研究中也存在很多造假行为，他甚至谈到人类学研究该如何在历史和政治问题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周国兴在人类学上的成就，主要是在元谋人的发现上做出的贡献。1965年5月，在云南元谋县，两颗古人类牙齿化石被发现。1974年，周国兴等人对两颗牙齿化石作形态比较研究，确证为一种早期类型直立人代表——元谋人。周国兴元谋人化石的研究，将中国历史的开端推前到距今170万年以前。
此外，周国兴论证了新疆塔吉克族是我国境内唯一的白色人种原住代表，是古雅利安人的后代。周国兴在塔什库尔干河东岸发现了吉日尕拉史前遗址。1981年起，周国兴建立了柳州“白莲洞文化系列”的模式，证实了华南中石器时代文化的存在，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关注。他还在河南许昌和云南元谋发现了两个中石器时代遗址：灵井和大那乌遗址。
他曾两次被美国国际传记研究所授予“杰出领导人物奖”和“近四分之一世纪500名最有影响人物之一”的称号。在中国中前文化的起源问题上，周国兴提出“多源论”，并在学术上最早正式提出了“长江流域亦是中华古文明”。
周国兴曾追踪调查了神农架野人的线索，并在当时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1976年，神农架几位当地干部称看到了野人，一时间，关于野人的传说非常多。这引起了周国兴的兴趣。随后，他参加了由100余人组成的“鄂西北奇异动物考察队”赴神农架林区，投身到原始森林中去追踪传说中的“野人”。“我们按照目击者所提供的线索，找到了一些毛发，结果却证明，这些毛发是熊的”，周国兴日后在接受采访时说。为了解开“野人”之谜，周国兴还到达过帕米尔高原以及美、前苏联等国。国内凡是有关野人的发现，立即会送给周国兴鉴定。 周国兴曾说，虽然到还没发现真正的野人，但他希望野人之谜永远不要破解，人们是需要“谜”存在的。
周国兴演讲摘录
人类学研究也要“打假”
我曾写过一本书《穷究元谋人》。怎么穷究呢，虽然只有两粒牙齿一条腿骨，但是还做得不够，要追溯到它从哪来，走向何方，它衍生了什么东西。所以运用了文化人类学的几个方面，民族学的资料、考古学的资料，还有神话传说、壁画来追溯这些东西。所以，《穷究元谋人》围绕元谋人来谈我们中国国家的历史开端是什么时候。
在这个过程中也要打假，因为人类学的研究往往会带来人很大的荣誉，比如说发现人类化石了，往往发现者得到很大的荣誉，甚至这些东西都是以发现者的名字命名。但是，在浮躁气氛下的科研会弄虚作假，把A地点发现的东西放到B地点，而且说是底层的。另外把新兴的东西、古猿的东西误判作为人类的东西，比如四川重庆巫山县。现在，巫山他们吹得非常厉害，称找到了中国最早的200多万年前的人类。实际，这是一个古猿的东西。比如人类的臼齿都是磨平的，而这种牙齿一边磨一边不磨。这种形态怎么造成的呢？因为古猿是前牙交错，它只能前后活动，不能做平面活动。所以，我们在研究人类早期的过程中，不仅是要正面地来推动我们的研究，把历史往前推动，另外就是要打假。我这个打假跟方舟子是不一样的，方舟子是自己打假，结果他自己挨打了，我没挨打，因为我是摆事实、讲道理。
野人不存在
我追踪野人已经50年了，从1959年就开始关注这事。上个月10日，莫斯科野人协会要求我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后来我没有去。我考虑了两点，因为我的观念改变了。我第一次去莫斯科的时候，还是认为野人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但今天在我看来，野人问题已经解决了。根本没有野人。哪有什么野人？关于野人的问题，我在国内所有发现“野人”的地方都去了，所有发现的“野人”的东西都研究了，包括毛发、头骨、手标本、脚标本，几乎都研究了，没有一件是真正属于野人的东西。对我来讲，野人的问题95%已经解决了，还有5%的线索值得进一步探索。
尼斯湖我也去了，中国的湖怪也有像这种的自然之谜。那么，人类学家为什么没有参与呢？必须参与。因为它牵扯到人的问题。如果科学家不参与，不用正确的科学知识来解释这些现象，那么谬误就会流传。还有，生物学家不是人类学家，很多生物学家缺少人类学的知识，缺少关于灵长类的知识，所以这些现象他们无法解释，而且他们的目击者也是主观性的比较多。
用人类学研究日本大屠杀
当年日本教科书事件发生时，其中有一点大家在疑问，为什么中国的万人坑不能写入日本教科书？对方说，中国的万人坑问题没有经过科学研究，没有科学证据。而我的研究工作恰恰是提供了非常完整的科学证据。
在大同煤矿有一个山洞，里面有200多具尸体，其中有60多具尸体是带肉的，临死挣扎的状态都有。还有100多个是头骨，我利用人类学的研究，分析他们的年龄、性别，在年龄分析中发现童工，基本上没发现女性，全是男性，在身体上找到很多刀痕。而且还找到7个人的名字，而且有两个还根据相关线索找到了他们家庭，这是一个很完整的资料。后来报纸上都登了，作为声讨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证。
“劳动创造人”
是政治经济学命题
关于马克思主义人类起源论问题，我一开始非常推崇劳动创造人的命题，认为人类起源决定者就是劳动。所以，1971年我在浙江搞了一个展览，题目就是《劳动创造人》。解放以后我们就宣传劳动创造人，而且往往跟劳动创造世界结合起来。但是，我们常常忽视了一点，这个命题不是生物学的命题，不是人类学的命题，是政治经济学命题。但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口号，变成一个教义。现在看来是不对的。劳动仅仅是一个人类起源的重要因素，不是唯一的。而且这种劳动不是真正的劳动，是工具的操作。后来我写了一本书，谈到人类起源的主要因素首先应该服从生物学的因素，劳动仅仅是生物定律中遗传与变异里适应人类的特殊方法。动物的适应是肢体的变化，而人类的适应是主动适应，劳动仅仅是适应的方式。法国人后来把我的书翻译过去，还是认为我是从马克思主义来探索人的起源。
所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应该以科学态度来对待，我很反对有些人过去推崇马克思主义理论，连篇累牍地讲，也不管他讲得正确与否。一旦说马列不吃香了，后来在书中一点都不提了，这不是一个客观的态度。我们在学术过程当中，思想自由、思想独立、学术独立非常重要。
东方早报 石剑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