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文中学术思想初探——以周口店石英制品和丁村尖状器为例

1980年裴文中（右）与盖培（左）在日本札幌考察

北京猿人头盖骨

周口店出土的大量石器

1954年丁村犀牛化石发掘现场（前排面向右者为裴文中教授，对面戴眼镜者为贾兰坡教授，后排左起分别是程玉树、王建、付子安）

《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1979年裴文中在小长梁遗址

（中国化石网报道）据考古汇（王益人杨跃民）：裴文中先生是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第四纪哺乳动物学的奠基者，古人类学的主要创始人。因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而蜚声中外。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和山西襄汾丁村遗址是裴文中先生研究最为深刻的两个旧石器时代遗址，在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学科发展和建设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昭示作用。

1929年12月2日，裴文中先生在周口店发掘出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标本，从而确立了人类进化谱系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直立人”这一古人类演化阶段，并印证荷兰医生杜布瓦在印尼发现的“爪哇人”，轰动中外学术界，使周口店成为20世纪上半叶全世界古人类起源研究的中心。

裴文中先生一生涉猎地质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等多个方面，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正如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研究员所言：“裴文中先生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也是中国史前考古学的主要开拓者。他奠定了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架设了该学科的基本体系框架，主持了一系列旧石器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工作，与贾兰坡先生一道培养了我国该领域的第二代研究队伍，并将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成果推向世界。”其学术成就早为学界熟知。回顾裴文中先生的学术成就，不难发现他身上特有的、最为可贵的“创新精神”和“民族气节”。

内忧外患下的爱国情怀

裴文中先生的青少年时代，国家内忧外患不断，人民生活动荡不安。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人民自强觉醒，争取民族独立的浪潮空前高涨，还在读中学的裴文中也投入了轰轰烈烈的爱国救亡洪流之中。

然而，爱国不是空喊，必须通过自强不息的努力、勇于拼搏的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换取他人的尊重。这一点贯穿裴文中的整个学术生涯。特别是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掘和襄汾丁村遗址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对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学科发展和建设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昭示作用。

裴文中对周口店石英制品的试验和观察，是他开阔的思维能力和不向学术权威低头、不屈不挠专研精神的体现。法国旧石器考古学家步日耶（AbbeBreuil）特别欣赏裴文中的这种专研精神，招入门下专攻石器打制技术。在法国攻读博士学位期间（1935~1937），裴文中将石器的制作实验和人工与非人工标本的对比作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人类制作的石器与自然形成的“假石器”之间的根本区别。所涉及的自然营力包括温度作用、地层的挤压错动、树木根系的挤压作用、水流搬运作用、冰川作用、海洋作用、风蚀作用、车辆碾压作用、机器“造假”、动物践踏的破碎作用等。他仅用不到两年的时间完成了《史前人类使用的硬岩石的破碎和成型中自然现象的作用》的博士论文，取得了巴黎大学理学哲学博士学位。

独立思考和创新精神——以周口店石英制品的研究为例

192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的裴文中进入中央地质调查所，协助主持周口店发掘的杨钟健先生做后勤管理工作。由于勤奋好学，很快掌握了古脊椎动物学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技术骨干。1929年，杨钟健和法国地质学家德日进（TeilharddeChardin）去山陕地区考察新生代地层期间，裴文中负责周口店发掘事宜，并亲手发掘出第一个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从此，他与旧石器考古学结下不解之缘，为它贡献出毕生的智慧。

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后，裴文中仍然不骄不躁、埋头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不断地积累能量、学习各方面知识。1931年，裴文中全面担负起周口店第1地点发掘的主持工作。他以敏锐的眼光在周口店第1地点中发现了用火遗迹和石英制品。

如果说发现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属于运气垂青，那么发现用火遗迹则来自他敏锐的观察能力。用火遗迹的发现不可小视，它标志着周口店从一个单纯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地点向着古人类文化遗存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周口店石器的发现和确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虽然在此之前，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G.Andersson）对周口店堆积物中的石英碎片作为古人类工具的可能性做过推测。但是，当时学术界对史前人类的开发原料能力和石器打制技术没有足够的认识，特别是对脉石英打制石器的技术研究尚属空白。即便是见多识广的德日进等世界级的旧石器考古专家也未能辨识。裴文中经过反复观察，正式提出这些锋利的石英碎片为北京猿人的工具。为此周口店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分歧。在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时任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特邀步日耶来华主持鉴定。裴文中提出的石英制品的观点得到了步日耶肯定。随后裴文中采用模拟试验和对人工打击、使用所产生的疤痕和自然破损痕迹进行显微观察与比较研究，其打制方法被命名为“砸击技术”。

著名考古学家安志敏先生曾说：“随着旧石器和用火遗迹的发现，裴文中教授意识到过去那种以挖掘动物化石为目的的方法不再适用了，于是从1932年起，开始采用布方的方法，……凡属重要的标本均加以测量——绘在平面图和剖面图上，建立了完整的资料档案。这是周口店发掘中的重要转折，也是裴文中教授的重大功绩之一。”

这些都体现了裴文中的自强不息、拼搏向上的精神和独立思考的创新精神。

开创中国独立的旧石器类型体系——以丁村尖状器为例

东西方旧石器文化的差异和多样性的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20世纪40年代，哈佛大学人类学家莫维斯（H.L.Movius）教授根据当时亚洲发现的周口店、水洞沟、萨拉乌苏、安雅特、巴芝丹等石器工业，提出一套不同于欧洲、非洲和西亚旧石器的分类体系，并在印度次大陆划出一条分割旧大陆东西方旧石器文化圈的莫维斯线。

中国境内的旧石器文化遗存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有着明显的自身特点。早年在周口店石制品的研究中，德日进、裴文中已经意识到这一点。1932年他们撰文指出：“周口店中国猿人文化是中国境内真正的、最古老的一种文化，它是这个典型地点以外未见报道的一种旧石器文化。”1937年裴文中在《中国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一文指出：“欧洲史前人类主要工具的形式特征及分期，尚不见于中国……史前文化本身很难用于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对比，因为这两个地区的石器制造技术有很大区别。……采用不同方式制造他们的石器。”

裴文中既不同意莫维斯线，也不赞成与西方旧石器混为一谈的做法。他独辟蹊径，试图创立一个属于中国的旧石器类型体系。这一点在1958年出版的《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裴文中在法国留学期间对西方的手斧文化应当说了解甚深，但是，在丁村遗址的研究中他与贾兰坡先生共同倡导了旧石器类型的本土化。他们把丁村遗址的标志性器物叫做“三棱大尖状器”或者“鹤嘴形尖状器”，并给出了一个统一的名称——丁村尖状器（厚尖状器）；与之为伍的有“大石片”、“砍砸器”、“球状器”、“单边形器”、“多边形器”、“刮削器”和“小尖状器”等类型；并将一件地表采集的最接近手斧的器物叫做“似手斧”，认为这样的石器组合“在中国和其他国家都没有发现过”。这些观点对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研究是富有指导意义的，它避免生搬硬套欧洲旧石器类型，以建立符合实际情况的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类型学和研究方法，给中国的旧石器考古学带来一阵清风，吹遍了大江南北。

丁村遗址石器类型体系，一方面反映出老一代考古学家实事求是的学术作风，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们致力于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学科独立。回顾中国近现代考古学各个学科的发展历程，都有一个从西方引进、吸收，到独立发展的过程，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考古学科建设体系。旧石器考古学与历史阶段的考古学不同，是一个国际性学科。因此与历史阶段考古泾渭分明，似乎应该与国际接轨形成一致的类型学体系。然而，各个地区的旧石器是有区别的。依据自身发现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类型学体系也是必然的。

对裴文中、贾兰坡他们这一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国际合作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学者来说，当新中国建立，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何尝不想独立自主地从事他们所钟爱的事业。丁村遗址恰如其分地提供了这样的舞台。1954年12月27日，杨钟键、裴文中、贾兰坡、吴汝康、周明镇等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分别以《中国化石人类研究的过去与未来》《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山西襄汾县丁村人类化石及旧石器发掘报告》《中国发现的各种人类化石及其在人类进化上的意义》《从脊椎动物化石上可能看到的中国化石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为题，从不同角度对丁村遗址及中国古人类化石、旧石器考古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会后《科学通报》出版专号，1955年9月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类化石的发现与研究》刊载了这些论文。因此，丁村遗址一直以第一个由中国人独立发现、发掘和研究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为标签。

丁村遗址的发现和研究很快得到了国际旧石器考古界的回应，也牵动了远在法国的步日耶的注意。然而，裴文中在1965年的一篇文章中说：“接受他关于丁村手斧的观点是有困难的”，那个时候，中国的旧石器考古发现从周口店到丁村再到全国各地全面铺开，已经足够看出它与西方手斧文化的差异所在。中国旧石器类型的本土化也已具雏形。当然由于种种原因，迄今为止，中国的旧石器类型学仍然没有真正地完全定型。就像高星所说的那样：总体上看并不很成功，分类标准混乱和对一些学术名词使用各行其是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回顾中国旧石器类型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在文化对比、石制品分类命名和引进吸收等方面，一贯极为谨慎。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旧石器分类体系基本上拒绝“手斧”这样的称谓，拒绝与“手斧文化”对比联系，甚至还与“文化西来”作过斗争。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西方视野下的外来压力有一定关系。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旧石器考古再次打开国门，倡导与国际接轨，引进了许多新的理论与方法。这时的中国旧石器不再“谈斧色变”了。部分学者抛弃了三棱大尖状器等类型，将其中的一部分归为“手斧”、“镐”或“三棱镐”（Pick）。竭尽所能地倒向“西来”学说一边。但事实上，并没有真正搞清楚西方手斧技术和手斧文化与中国旧石器的本质区别在哪里。换言之，没有搞清楚什么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什么是别人的东西。

在丁村文化或者说丁村遗址群石制品的分类上，其中有个别标本虽然与西方的手斧或镐有相似之处，但西方的手斧文化是一个完整的技术体系，手斧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除手斧外，还有勒瓦娄哇技术、软锤技术、截端技术（Truncated Technique）等等。那么，首先要回答为什么单单只有手斧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而不见其他西方旧石器打制技术和类型？石器打制技术的比较，远比单纯的形态对比更能反映早期人类的行为。我们不认同丁村遗址中个别类型的“手斧”的叫法，并不是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而是考古学家必须采取的谨慎的科学态度。

现代考古学不仅仅是寻找相同的器物，而是要解决人类适应自然、生存发展的方式。这种方式应该是具有多样性的，也是有地域性的。旧石器时代石器的制作方法和形态都是有限的，远古人类在不同的时间空间中创作出形态相似的石器来并不一定要划等号，也不能说明二者有必然的联系。即便是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信息时代，科学家在不同的实验室做出同样的实验——这种在不受任何信息干扰情况下的发明创作——趋同现象也屡见不鲜。我们不排斥与国外石器遗存的比较。在遥远的石器时代，仅凭几件形态相近的石器为东西方远古文化交流的证据，而不考虑传播中间地带的发现和年代学证据，不考虑趋同现象的存在，未免显得有些草率。我们认为丁村文化中的石器类型，既不是为“莫维斯线”所划出的两个文化圈服务的，也不是为与西方“手斧文化”联姻服务的。丁村石器是丁村人适应自然的结果。

如今，已经进入信息时代，各种信息杂乱无章。我们应当学习裴文中先生立足自我，以科学求真、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分析我们所面对的石器是极其重要的。这是裴文中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特此感谢卫奇先生提供的相关老照片！（作者：王益人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跃民丁村民俗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