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龙骨山——冰河时代的直立人传奇》
《龙骨山——冰河时代的直立人传奇》
最近，美国人类学家诺埃尔·博阿兹和拉塞尔·乔昆所著的《龙骨山——冰河时代的直立人传奇》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并作为《辞书译丛》四本译作系列之一，在北京举行了首发式。《龙骨山》的英文版于2004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虽为一本科普读物，但是其科学性丝毫不亚于学术专著。资料的引用严谨而细致，故事的讲述生动而有趣，令我们对北京人的身世有了最新的了解。
《龙骨山》大体分为两部分。前面是介绍发掘和发现的历史，其中包括了震惊世界的北京人化石的失踪。后面介绍的是研究历史和最新认识，包括对直立人解剖学特征、直立人的进化地位、直立人的智力、生存方式、语言能力、文化适应乃至绝灭原因的解释。对周口店的发掘史，作者查阅了保存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史密森研究院以及许多大学、研究所和图书馆中的档案资料，从许多文件和私人来往信件中，以及对一些亲历者或其亲属子女的采访中，发掘出许多过去鲜为人知的细节，使得周口店发掘和北京人化石失踪的历史脉络更加清晰。作者还从当代古人类学科发展的成果和视野对北京人研究做了评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假说。这些前沿科学研究成果，显然是值得我国古人类学和旧石器考古学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自1921年安特生发现周口店遗址以来，龙骨山仍然是世界上最大和最重要的古人类遗址之一。九十年来国内发现的其他古人类遗址也无出其右，这实在是古人类学和考古学史上的传奇，是当时国内外各种条件与科学机遇的风云际会。
安特生是一位经济地质学家，来华任中国政府的矿政顾问，但是他对考古学和古生物学的兴趣使他成为中国考古学的启动者和两处最重要史前遗址龙骨山和仰韶村的发现者，成就了他成为瑞典东方博物馆的奠基馆长。步达生来华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解剖学教授，他的受训背景表明，他的应聘正是直奔中国可能存在古人类化石的目标而来，恰恰与20世纪最重要的古人类化石不期而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宗旨本来与古人类学毫不相干也没有兴趣，却无意中成为这项伟大发现的资助者。由于北京人化石发现的重大意义，最终使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意步达生的想法，在协和医学院筹建新生代研究室，为周口店发掘提供经费，使得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协和医学院的国际合作一直持续到二战爆发。协和医学院院长胡恒德博士是一位敬业的医务工作者，出于职业操守，他对步达生的“不务正业”深感不爽，对于将新生代研究室这个与医学院毫无关系的化石研究作为医学院的工作重心更是气不打一处来。这自然对步达生形成了无形的压力，使得步达生只能彻夜加班来研究古人类化石，最终导致心脏病发作而在他的实验室里殉职。胡恒德还对北京人化石失踪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他始终低估北京人化石的价值，并对转移化石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魏敦瑞是国际顶尖的德国解剖学教授，学术和政治生涯一帆风顺，但因纳粹的反智运动和种族清洗而流亡美国。此时正逢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物色一位步达生的接替者，于是成就了他成为北京人化石最伟大诠释者的地位。龙骨山发掘也使中国第一代古生物学家和古人类学家杨钟健、裴文中和贾兰坡功成名遂，永垂青史。
《龙骨山》一书对直立人和人类进化有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解读。
比如，北京猿人遗址一直被视为“北京人之家”，以往教科书和一些展览为公众复原了一幅五十万年前远古人类的生活场景。白天，男子到山前地带狩猎，而妇女带着孩子在洞穴周围采集朴树籽等植物。表现为一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始田园景象。新的解读对这种带有现代主义的浪漫色彩的场景复原提出了挑战。
从出土化石比例看，古人类是和鬣狗这类穴居食肉类动物分享着这个洞穴，而且鬣狗更像是这个洞穴的主要栖居者。作者指出，洞穴中虽然发现了大量的石器，它们没有一件被认为足以或适于杀死大型有蹄类哺乳动物。而他们根据骨骼上留有的石器切痕往往覆盖在食肉类的咬痕之上，推断古人类采取的一种食尸或腐食的觅食策略。
还有，长期以来，猿人洞中的灰烬一直被认为是人类最早的用火证据。但是，斯蒂夫·韦纳和保罗·戈德堡对洞穴第4层和第10层用火遗迹进行重新测定，发现缺乏植硅石，因此对北京人用火表示怀疑。作者对北京人用火提出了一种新的描述，他们支持直立人用火的观点，但认为这还不是智人层次的用火，并不能像现代人那样对它操控自如，火对于直立人是一种生态武器。他们指出，火是直立人与其他动物进行有效竞争，并在更新世万物争雄的中国确立其自身地位的最主要的杀手锏，而熟食只是这种适应的一个副产品而已。火很可能起到虚张声势的作用，食肉的猛兽只要从用火的北京人那里吃过一次亏，就会退避三舍。
再有，我们一直以为北京人的厚骨和粗大眉脊是猿类原始性的表现。其实，猩猩和南猿都没有厚骨的特征，因此这是唯独直立人才有的特点。为此，作者提出了一个假设来解释这种特点，认为是群体内的暴力和冲突，导致直立人颅骨增厚，以保护脑子。他们用大角鹿、肿头龙、澳洲土著的头骨特点，以及现代人群中脑颅损伤的案例来解释其功能。在没有更好的说法之前，这确实是一种言之成理的解释。
作者根据最新的研究，对直立人的语言能力进行分析，认为北京人仍然不会说话。他们推测，直立人在语言能力上仍有点像黑猩猩，是一种几近哑巴的方式——能打手势和简单发声，却不会说话。这种推断，也许可以从直立人文化发展的落后与缓慢得到间接的说明，为何旧石器技术在200万年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作者还证实了北京人有同类相食的习惯，从他们头骨上发现了石器切割的痕迹，说明北京人确实从他们死去的同伴身上割肉，而这种行为与他们从动物骨头上割肉并无二致。从世界各地出土的古人类骨骼上，考古学家也有类似的发现。这说明，直立人的适应大体上还是一种类似动物的生物学适应，现代人自我意识的那种人性在那时还没有形成。
现在一个令人瞩目的焦点，就是智人是如何取代直立人的。目前一般认为，大约90~80万年前，在非洲和欧亚大陆西部，一类新的物种——海德堡人从直立人中分离开来。这批脑量较大、下颌较小但仍比较原始的人群扩散到欧洲和亚洲，大约在30万年前在欧洲进化成尼安德特人，而他们在中国的代表就是大荔人、金牛山人、马坝人和许家窑人等所谓的早期智人。
直立人食尸以及他们走出非洲的时间证据，居然得到了一项寄生虫分子遗传学研究的支持。美国寄生虫学家埃里克·霍伯格研究了三种感染人类的绦虫。分子研究表明，它们在170万年到78万年之间在进化上分道扬镳，这正是直立人出现并开始走出非洲的时段。作者推测，直立人在许多情况下像食肉动物一样茹毛饮血。大约从170万年前开始，食肉动物体内的绦虫开始适应直立人的肠道环境，最后演化成人类特有的一种寄生虫。
对于现代人起源问题，本书作者认为，分子材料一直被大多数分子遗传学家和古人类学家普遍误读，并建议从群体遗传学的角度来弥补两者之间的不协调。他们认为不可能有某个叫“夏娃”的单一古人类游群走出非洲，“取代”了世界各地所有的古人类群体。一方面，由快速进化的生物分子所判断的遗传多样性，会随局部种群的绝灭而消失。因此，分子谱系构建的图像与化石证据会有很大的出入。另一方面，当一个种群取代另一个群体时，控制着我们生物学构造的大部分基因线条是连续的。一类物种绝灭，而拥有新基因的后继者与其关系密切，并在体质特征许多方面很相似，但是拥有了重要的不同适应方式，使得新物种在生存中具有更大的优势。进化生物学家将其称之为“再生”，海德堡人就是这样先取代直立人，后来又被现代人所取代的。渐变取代模式设想的是种群的一种逐渐转变，而非一种完全的取代。“再生”是一种微进化过程，是人群的一种小规模变迁。新物种的产生会有一种“奠基者效应”，他们在与其他群体相对隔绝的状态下由基因突变而出现。然后，这些新物种群体慢慢扩散，来到新的地方，与当地群体交配无法产生有繁殖力的后代。他们移入，逐渐占领了老物种群体全部地盘，并将他们逼上了绝路。作者认为，这一情景既符合多地区说学者强调的化石特征连续性，也与遗传学证据相吻合。这种微进化虽然是一种渐变取代，但是从地质时代的长度来衡量还是比较快的。渐变取代既可以解释海德堡人取代直立人，也可以解释现代人的起源。
龙骨山发掘是中国古人类学和旧石器考古学的起点和一座光辉的里程碑，它的成功和深远影响体现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至今仍是科学史上的成功典范之一。在目前科学全球化和中国科技文化复兴的重要关头，龙骨山研究可以作为我们21世纪科学攻关的榜样。这可能不但需要我们引入新的视野和研究方法，更需要我们克服一种民族和乡土观念，以放眼世界的胸怀和中立不偏的科学态度来面对这个问题。
（《龙骨山——冰河时代的直立人传奇》，诺埃尔·博阿兹、拉塞尔·乔昆著，陈淳、陈虹、沈辛成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8月出版，定价：33元）
中国文物信息网 陈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