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弥曼——寻鱼，追溯亿年前的真相(一)
张弥曼与国际同行在野外考察
浅绿毛衣、牛仔裤、平底鞋，一头清爽的短发，说话时抑扬顿挫，吐音清晰而完整。眼前的张弥曼朴素而优雅，她的气场让人不知不觉恍惚置身于细雨绢伞、小桥流水的空间中。有一瞬间，记者错以为自己在采访一位文学老人，然而她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科学家，世界上备受同行推崇的古鱼类学家之一。
去年，国际同行为她献上一本论文集——《鱼类化石的形态、系统发育和古地理分布：张弥曼贺献专集》，由德国慕尼黑法伊尔出版社出版发行。今年2月，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她外籍院士；5月12日，美国芝加哥大学又宣布授予她荣誉博士——
因为她几十年如一日，在荒野中寻觅古代鱼类的踪迹，仔细、踏实地用材料提出观点，几乎所有同行都认为“她说什么都有证据”；因为她淡然大度，爱才善举，为把年轻学者推上学术一线，甘愿放弃自己“仍然眼馋”的学术“金矿”，转向需要花无数苦功打基础的新领域。
“我今年已经75岁了，即使没有任何意外地工作到80岁，也只有5年时间。可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我只希望还能多少做一点工作，而不期望任何其他的事情。”
在采访中，张弥曼不止一次地对记者说，“不要为了这些荣誉而写我，我真的没觉得自己做了什么，比我做得好的人有的是。”在她看来，荣誉属于整个中国古生物界，而她自己只是幸运地“被天上掉的馅儿饼砸到了头上”。
把四亿年前“魔鬼般的鱼”，带到20世纪
蓝天白云，椰风海韵。穿着淡紫小花旗袍的张弥曼，手牵一条长着四条腿的鱼，漫步在沙滩。她对那条鱼说：“杨，我带你去20世纪！”
——这是一幅漫画，她今年收到的一份生日礼物，出自她现在的一位学生之手，配了相框。张弥曼非常喜欢，放在办公室的书橱中。
画中这条四足怪鱼，便是张弥曼闻名国际古生物学界的研究成就——“杨氏鱼”。
四亿年前，海洋里的鱼类如何进化成为呼吸空气的陆地动物？这是生物进化史上的一个重大题目，而当时杨氏鱼被认为属于陆生四足动物的祖先总鳍鱼类。
在张弥曼研究杨氏鱼之前，瑞典学派雅尔维克等人认为，杨氏鱼既然是总鳍鱼类，就应该有内鼻孔和其他一些四足动物所具备的特征。
1980年，张弥曼前往瑞典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师从史天秀、雅尔维克等三位瑞典学派主要学者。她带去了在云南曲靖早泥盆纪早期地层中发现的杨氏鱼，采用连续磨片的方法，制出了蜡质模型，最后提出：杨氏鱼虽归入总鳍鱼类，但它没有内鼻孔。
随后，张弥曼在和另一位学者于小波的共同研究中又提出奇异鱼是最原始的肺鱼。虽然这些结果，颇引起导师和权威们的不悦，但张弥曼认为——必须根据事实说话。
于小波是张弥曼以前的学生，现任美国新泽西州肯恩大学生物系教授。他对这件事记忆犹新。他说，科学是在争论中前行的，张老师的这个结论直到1995年才得到古生物学界越来越多人的认同——随着学科的发展，后来陆续发现的材料证明了她的观点。杨氏鱼和奇异鱼都被认为是和肺鱼关系比较近的种类。
对于这名中国女学者所带来的挑战，雅尔维克戏称她带来的是“魔鬼般的鱼”。她在瑞典的一位同事说：“她从不越出证据说话，所以当她说什么时，你就信。”
记者好奇地问她：“什么是连续磨片？这种方法有什么优越性？”
张弥曼笑了。她说：“现在很少人用这个方法了，首先它会破坏化石，其次它太耗功夫了。但是，这个瑞典学派发明的方法，的确能获得很多信息，即使现在有同步辐射光源和CT扫描这样先进的设备，但它们目前能达到的精确度，在有些标本上也不能和连续磨片相比。”
所谓连续磨片，就是拿一块化石磨掉薄薄的一层，画一个切面图，再磨掉一小层，再画一个切面，直到整块化石磨完为止——和胚胎学用的切片很相近。
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做起来却极费功夫。首先要把化石包埋在硬石膏里，然后开始研磨。张弥曼做的化石一层只能磨掉50微米，因此，每磨几下，就要用精密的尺子量一下——一个面要测量5个点，每个点都必须在误差范围内，才能保证化石磨得很平。磨好的化石，要放在显微镜下，利用一面45°的反光镜，把图像映到纸上，再用铅笔仔细地描下来——化石的围岩是白的，化石是黑的，比CT和同步辐射的结果都更好辨认。最后，所有图纸画好后，还需上墨，使图更清晰、易懂。
杨氏鱼的颅骨化石只有2.8厘米长，张弥曼总共画了540多幅图，而一些复杂的图一张就要画十四五个小时。
“有时候，我会一直画到凌晨4点，回去睡一会儿，早上8点又到实验室接着干。”张弥曼说，当时中国文革刚结束，百废待兴，物资匮乏，在瑞典看到用来画图的纸质量好，她舍不得浪费，就把两幅图画在一张纸上，结果产生了一些误差。她现在想，要不是当时少一点节约的念头，或许工作可以更完美些。
其实，这套图纸已经非常漂亮了。张弥曼回国后，瑞典方面很想留下图纸。在当时博物馆秘书的帮助下，她取回了图纸，后来又让人做出电子版，方便收藏和使用。
张弥曼并不是个因循守旧的人，她非常喜欢尝试新技术，只不过她不以技术的新旧为取舍标准，而是十分客观地评价每一种方法的适用范围、可改进之处。
今年1月，张弥曼来到大陆首个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上海光源，尝试用现代“最锐利的光”，对化石的内部结构探个究竟。“同步辐射光真的可以很清楚、很仔细地看清化石内部的结构，但可惜的是，它们只能看直径5厘米左右的样品。”她说，“这对化石研究来说，太局限了。”
澳大利亚的同行用CT来扫描样品，她看过文献后感到，确实能看得很清楚，但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化石。“澳洲发现的化石很结实，与周围岩石的密度差别也比较大，在做CT前，容易用酸作预处理，也容易看清。但云南的化石标本裂缝很多，如用酸处理，就全散架了！”
记者感叹于她精湛的描画技术以及耐心。张弥曼说自己小时候曾跟着在医学院工作的父亲，看过许多解剖实验，高中时候也曾灵巧地解剖过蚯蚓，“手还不算笨”。
不过，她自谦地说，除此外自己其实“很笨”，没法像一些人那样拿起什么看一眼，就能讲得头头是道。她说自己也带不了很多研究生，同时带的学生从来不超过3个，至今学生总共不过十几个。
“我必须得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不管给学生改论文，还是帮人审稿，或是准备自己的发言和讲座。”她总觉得时间不够用，而自己又做得太慢，“尽管很羡慕别人，但我还是只能这么慢慢地做。”
就算忙得很长时间没去医院为自己做体检，就算忙得很少有时间去美国看看女儿和外孙，张弥曼依旧坚持着慢慢地、踏踏实实地做她手头的每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