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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动物馆馆长王原的下一站

收藏 打印 发给朋友 来源: 中国化石网 网站编辑:杨毅
热度359票 浏览1647次 时间:2013年2月08日 14:48

中国古动物馆馆长王原

中国古动物馆馆长王原

不急着写科普书,也不开认证微博提升个人名气,王原或许是在追求科研、科普效益最大化的同时,为保持自身的低调而寻找着某种平衡。

面前的盒子里,静静地躺着一块来自恐龙时代的蝾螈化石。

“我还真怕一不留神把它打碎了。”这是记者第一次零距离接触如此古老的“小生命”。

“嗨,没事,打过胶了,你别特意砸了它就成。”

大眼镜,瘦高个,44岁的王原是个典型的科学家。2004年,他走马上任中国古动物馆馆长,同时也是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一口京片子,很快打消了记者的忐忑。

意外“跨行”

1991年大学毕业,作为唯一一名被录取的研究生,梦想研究恐龙的王原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来到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他的老同学中,有出国的,有转行做公务员的,还有一些因为炒股发了点小财。或许对他们来说,地质系的理学学士只是张文凭。

年轻的王原倒没想那么多,“只要好好干,准能留所工作。”

作古动物研究就得经常出野外采集化石,这种生活很苦。有一回王原在新疆,遇上刮大风下大雨,帐篷都给吹翻了,很是狼狈。王原却觉得很有趣,“你在城里可体会不到”。

但盗挖对他们来说却是灾难。科考队挖掘化石,现场总是保持得十分规整,“但第二次我们再去,千疮百孔!全被盗挖的搞乱了。”

这就需要科研人员“兼职”当保安守夜。十多年前在东北的冬夜里,王原也曾披着一床军褥子,冻得瑟瑟发抖看着山。

2011年1月1日,《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开始施行,对古生物化石保护原则、范围、制度以及古生物化石发掘、收藏、进出境等作了明确规定。

尽管这距离一些科研人员的期待尚有差距,但王原觉得这部法律仍有利于让盗采和走私“刹车”。

做研究的时候,王原凭着自己的兴趣为《大自然》、《化石》等杂志写过一些科普文章。2004年,当研究所领导找到这个“对科普表现出兴趣”的博士,问他愿不愿意受聘出任中国古动物馆馆长时,王原知道,自己可能要“跨行”了。

“大展宏兔”

中国古动物馆坐落北京西城区,和北京动物园的“活物”们就隔着一条街。馆后是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上了出租车打听这里,司机说:“呵!就门口俩大恐龙模型那地儿?”

2004年初任馆长的王原却没有这个待遇,“当时没几个人知道我们馆在哪”。9年过去,王原觉得“让北京司机认了路”也是自己任内重要的科普成效之一。

特展是古动物馆的一大特色。这些年,王原他们组织了50多个馆内的古生物特展。“大展宏兔”是古动物馆2011年3月组织的一个特展,首次对外展出了号称“世界第一兔”的远古道森兔标本。

王原说,古动物馆的最大优势就在于能够积聚科研圈里的资源,有研究所作“靠山”。一了解到研究所里有什么成果要发表,他第一时间就去和同事联系,申请特展也都比较顺利。“我们馆面积不大,一定要强调特色。不办特展,下次哪还有人愿意来?”

点开中国古动物馆网站的特展区简介,会发现这里曾举办过的几个特展名字都很有特色:“游龙归来”、“西域龙影”、“征服蓝天400000000年”。

本来,在王原的计划中,当馆长以后要“七分心思花在博物馆,三分留神在研究”。如今再提起这句话,他却说“不耽误科研那是假的”!

但王原的目光并不局限于此。也许是因为有过海外留学经历,他崇尚西方社会关于科学家与纳税人关系的一套理论:“科学家拿着纳税人的钱去做科研,就应该反馈给纳税人一些东西。毕竟科研论文的读者是少数,而且还有好多是外国人。”

王原反问记者:“你觉得中国的老百姓从科研中,具体得到了什么呢?”

他说,也许自己有一天不作馆长了,但会坚持做科普。

寻找平衡

中国古动物馆于1995年12月正式对公众开放,是目前亚洲最大的古动物博物馆。就在去年,古动物馆获得了由中国科协颁发的“全国科普教育基地”称号,在第二批入选基地的300多家单位中,中国古动物馆的名字排在第一位。

点开大众点评网,在博物馆分类中很容易就能找到中国古动物馆。总体评价项目一栏,中国古动物馆获评4星,在博物馆类中的排行很靠前。

100多条点评中,很多游客认为这里“恬静,有味道”,但有一条点评引起了记者注意:“古动物馆商业气息太浓,感觉像卖恐龙玩具的商场。”

尽管这并非主流意见,但王原还是很认真地向记者解释了缘由。

办国际巡展的时候,王原去过日本,那里的展览操作模式让他印象深刻。“一般都是像朝日新闻社这样的大媒体主办,宣传力度大,同时配套发行恐龙玩具、模型和T恤衫等各种纪念品以及相关的图书、音像制品。真正地形成了一种古生物文化产业。”

这与国内不同,日本的模式是一种良性循环,“能挣到钱,展览就能一直做下去”。王原认为这种运作模式值得学习。

在地方博物馆做巡展时,王原尝试了同样的方法,每年也积极在各地博物馆和大学里做科普讲座和宣传,但他觉得力度还是不够。

相关科普产品是否真的能为博物馆挣到钱?记者想起了2012年广受媒体关注的《它们》——一本由没有古生物学学科背景的中国公知圈名人主编的恐龙科普图书,定价398元,或许是为了定位某类“高端市场”。

对照网上对这本书的热捧,古动物科普市场的“广阔”可见一斑。

王原却认为:“尽管名人的身份有助于科学传播,但由没有学科背景的人担任主编,恐怕开创了一个不好的先河。”

王原不是没想过写书,但觉得自己能力还是不够,尽管他已经当了9年古动物馆馆长。另外科研、科普兼顾,“时间和精力也有限”。

虽说是个“60后”,王原还很是新潮地玩上了微博,但却没有效仿他的好友、北京天文馆馆长朱进作身份认证,也没有以“馆长王原”的身份发布信息。

在他眼中,微博是个私人化的东西,以博友身份做科普更随意一些,“这样没有压力吧”。

王原或许就是在追求科研、科普效益最大化的同时,为保持自身的低调而寻找某种平衡。

采访结束前,王原特意和记者说:“我们馆春节期间又要开个特展:‘生命从远古走来——我们体内的鱼’,请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中国科学报 见习记者 吴益超

TAG: 王原 中国古动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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