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关怀拓宽人类学研究视野

11月9—10日，第二届亚洲人类学民族学论坛在京召开。论坛以“资源环境与人类社会”为主题，近百名中外与会者围绕“地理环境与人类文化多样性”、“资源开发与社会发展”、“生态危机与环境政策”、“生态人类学的新进展”等议题展开研讨。

生态人类学研究领域渐广

近年来，“生态”成为文化人类学研究关注热点之一。作为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生态人类学的概念于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最先被提出，并一度散见于文化人类学不同学派的研究中。20世纪80年代后，生态人类学在中国得到了比较显著的发展。

据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纳日碧力戈介绍，传统生态人类学主要关注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随着该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社会、人、精神、符号等相互交织形成的复杂系统也开始被纳入生态人类学的视野。“人和周围各种非自然事物的关系，乃至人的感情、思维、逻辑等，现在都属于学科的考察对象。”纳日碧力戈说。

自然科学为人类学研究提供思路

跨学科是人类学研究从诞生之初就具有的特征。纳日碧力戈认为，生态人类学正在逐步打通与社会学、信息论、控制论等理论之间的界限，尤与社会学融合更深。论坛上，结合自然科学研究人类行为心理的变化，成为与会者探讨生态人类学创新的一个亮点。

以往的生态人类学研究鲜有涉及对于微生物与其宿主（人类）之间的关系及影响的研究，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金锋介绍，其通过动物实验研究发现，肠道的菌群影响人对某些神经递质的获取，从而与肠道神经元共同决定着人的幸福感。

“生态人类学研究有时容易忽视生物学因素，因此，我们在考虑人口、移民等社会科学问题时，不应忘了自然科学也能提供解决的思路。”金锋表示，通过生物实验揭示生态环境与人类本能、行为偏移及心理疾病等之间的关系，进而思考幸福感构建、心理疾病解决，透视人类行为、饮食习惯与健康、情绪的关联等，都是值得生态人类学关注的研究点。

在人类学四大传统分支中，体质人类学是唯一一个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紧密结合的交叉学科。据了解，我国体质人类学奠基人之一吴汝康就是学解剖学出身，而目前许多从事现代体质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也都隶属医学院或者生物学系。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赵凌霞表示，近年来，分子生物学在解读现代人类起源理论问题上呈现出多元化声音，为现代人类“非洲起源说”和“多地区起源说”之争提供了更广的商榷空间。2010年在广西崇左的古人类化石考古发现，为挑战长期占据优势的“非洲起源说”提供了新证据。

“分子生物学、化石研究和现代人体质研究等都是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手段。在交叉学科研究中，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任一变量的改变，都会让我们对相关事物进行重新思考。”赵凌霞说。

亚洲文化人类学探索本土化路径

随着人类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亚洲文化人类学也在不断探索理论的创新和本土化路径。

日本名古屋大学教授岛田义仁在对地理环境与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研究中，提出了“欧亚非内陆旱地文明”的概念。他发现，从撒哈拉沙漠斜穿中东、中亚直至蒙古及中国北部的一大片区域，是年均降水量都在500mm以下的“内陆旱地”，而这一区域恰好是人类四大古文明和三大世界宗教的产生地域。

然而，有人提出“干旱”这一不利的自然条件与人类文明诞生之间存在一定的悖论。岛田义仁则表示，旱地农业技术的发展、星罗棋布的灌溉设施的建设等因素，不仅消解了“干旱”的不利影响，而且为文明起源创造了条件。

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和中国民族学学会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民族研究》编辑部协办。

中国社会科学在线 邓之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