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手斧研究

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考古工作的开展，发现增多，加之与西方学术界交流的加强，中国学者积极参与到对莫维斯线的讨论和质疑中来。早在50年前， 裴文中 先生 和贾兰坡 先生等前辈就已经提出中国旧石器文化存在手斧，并发表了丁村遗址采集的一件似手斧石器。此后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手斧研究应属黄慰文和林圣 龙两位 先生的观点。黄慰文系统整理在八十年代之前发现的中国手斧资料，认为在中更新世时期，汾渭地堑、汉水谷地和百色盆地这三个地区有相对集中的手斧地点，丁村、梁山等地点的工具组合也与欧非的手斧文化具有颇多相似之处，中国以及东亚、南亚其他地区存在一批石器工业与欧非的手斧文化相似，旧大陆的东西方在这一时期可能存在文化交流。莫维斯线把世界划分成两个文化圈的观点不符合客观实际。林圣龙对前文中列举的手斧标本进行了再研究，根据Clarke、Kleindienst和Isaac等人研究欧洲和非洲手斧划定的标准，重新审视中国的手斧材料并结合出土信息加以分析，认为所讨论的标本中不存在具有可靠出土层位和年代数据并与其他石制品共生的手斧，可能在中国，典型的阿舍利手斧即使不是完全缺乏也是十分稀少。他认同莫维斯的观点，即在旧石器时代早期，东西方之间存在着不同性质的文化。

林、 黄两位 先生的探讨由对手斧的认定开始，最终落脚在旧石器时代早期东西方文化的关系上，其争论的焦点在于手斧年代和特征界定两方面。在两位先生的引导下，学界始终对手斧保持高度关注，有关考古工作不断推进，相应理论研究逐步深入。

在出土手斧的考古地点日益增多的同时，其年代和地层工作也出现很大突破。目前中国手斧的发现集中在百色盆地、洛南盆地和丹江口水库这三个地区，此外在浙江长兴、广东揭阳等地点也有一些零星的新发现见诸报道。百色盆地自80年代以来，不断有手斧发现。近几年在广西高岭坡和枫树岛等遗址展开科学系统地发掘工作，于地层中发现手斧与玻璃陨石共生，时代根据后者确定为80万年前。最近南水北调工程中在丹江口水库地区的双树遗址中发掘出土手斧，遗址测年约为距今70万~80万年。这些工作为中国手斧的研究解决了年代和出处的问题，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出土背景得以确定。同时洛南盆地出土的大量手斧标本为其特征界定提供良好的材料和载体。268件手斧出自99个露天地点，广泛分布在南洛河流域的2~6级阶地上。我们对其形制比例和剥片流程进行初步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手斧的具体长宽比和宽厚比虽与欧非的典型阿舍利手斧不完全一致，但它们有其自身一定的变异范围，即具有比较稳定的形制。从剥片过程看，标本的修理加工有固定的模式和程序。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手斧虽然在原料、具体形态等方面与莫维斯线以西的典型手斧存在差异，但它同样是复杂的程式化产品，符合手斧的基本标准。所以说，莫维斯线以东的旧大陆上，在相同时期确实存在似阿舍利手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该工具的制作者、使用者一定在技术和行为上与莫维斯线以西的人群存在相似性，或者说两种文化之间存在必然的交流。

手斧使用功能研究的问题与展望

目前国内对手斧的研究仍集中于手斧发现的报道和相关的遗址性质与年代的确定，而且基本以否定莫维斯线为结论。半个世纪的探索与发现证明，作为旧石器早期文化的一种典型器物，手斧存在于旧大陆的不同地区，不应该以莫维斯线为界。手斧研究也不必囿于“莫维斯线”理论。近来在欧洲大陆的考古研究已表明，西方旧石器早期文化并非过去认为的以单一阿舍利手斧文化为代表，也存在大量以砾石工艺、砍砸器为主的遗存。即使在莫维斯线以西发现的手斧，也不全是制作精美的燧石手斧。最近在印度半岛上发现的大量手斧均为粗制的砾石手斧，与中国出土的手斧大同小异。

莫维斯线真正的学术意义在于它提出了这样一个理念，即旧石器时代文化中存在东西方文化发展和石器技术工艺的差别。只是，对这种文化差别的定义没有建立在对东亚旧石器文化传统的全面认识的基础之上。因此，要真正认识和理解莫维斯线，我们首先必须跳出莫维斯线的羁绊，将研究重心放在中国或东亚手斧本身，在形态、技术研究之外，通过石器微痕引入功能分析，解读其中蕴含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石器工业和人类适应行为方面的信息。

无论是精细的燧石手斧还是粗简的砾石手斧，其产生渊源以及长期的存在都表明手斧功能可以广泛适应旧石器时代的自然环境和人类生存条件。那么，手斧的具体使用方式是什么呢？手斧出土地区分布广泛，环境与生态资源变异较大，形态较为规整的手斧是否有不同的使用功能呢？

迄今为止，学术界一般基于其特制的形态，将手斧推断为多功能的大型切割工具。这一结论得到微痕分析开创人之一基利的肯定。他在后来作为专著出版的博士论文研究中，基于对四件手斧实验标本的观察认识，对英国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克拉克当文化的两件手斧进行了微痕分析，提出这两件考古标本曾被用来割肉和截肢，具有屠宰功能。他还指出，与之共出的大量石片也具有屠宰用途。基利认为手斧并不具有特殊的、唯一的使用功能。他还提出手斧可能是远行的狩猎者携带的多功能工具。

然而在大量研究手斧的文章中，真正运用微痕分析对手斧进行功能分析的，除了上世纪80年代的基利之外寥寥无几。对手斧使用功能的研究实际上还停留在原点。

对手斧功能进行深入的微痕分析，并不仅仅是了解几件手斧个体的使用情况，更重要的是解决手斧研究中一直困扰学者们的有关起源、传播和分布的问题。目前中国所发现的手斧主要分布在中部丘陵地带的东缘（接近东部平原）的山谷盆地中，南北约呈一线分布。在这一地区与手斧共出的遗物以砾石砍砸器工具为主。曾有学者提出，中国南方的砾石工业特征是因为竹器的制作和使用竹器而形成的，那么手斧是否与加工竹木材料有关呢？此外，手斧使用功能是否与砍砸器和大型石片工具的功能相同？抑或它们是互补的关系？但是，在同样是以与砾石文化为主导特征的华南平原，为什么手斧却极为少见呢？

对于中国手斧的起源，我们亦可从功能分析入手。首先通过微痕研究确定中国手斧的使用特征，进一步阐述手斧的出现是否与当时地域环境有关联。也就是说，我们能否找到手斧的产生与流行是因为人们利用它的某种特殊用途以适应当地环境的一种人类适应行为的考古证据。我们应该认真考量手斧上某个部位是否有特殊的使用功能，比如说，百色盆地手斧所具有的地方特点“舌尖状” 尖端。此类手斧的功能，是否和具有“舌头状”尖端的该地区其他工具类型的使用功能一致呢？如果是这样，本土起源的假设就有了依据。反之，如果中国与南亚相同形制的手斧在功能上具有共性，就说明中国的手斧由其使用者通过南亚地区迁移过来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总之，尽管中国手斧的研究目前还存在很多关于地层年代、遗址性质的问题需要解决，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挑战莫维斯线这个观念上。在加深对不同地区手斧制作技术研究的同时，我们更应该致力于探索手斧生产与使用背后的区域性人类行为和文化适应性。关注手斧的使用功能研究，通过微痕分析解决长期困惑学术界的相关难题，将会是中国旧石器考古对世界考古的一大贡献。通过对手斧使用功能的研究以及对东西方手斧文化人类进行比较，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和阐述莫维斯线的真正内涵，那就是旧石器时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到底表现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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