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洞沟──穿越远古与现代》(二)

（一） 从旧石器结的缘分

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等编著《水洞沟──穿越远古与现代》一书，是对举世闻名的水洞沟遗址最新的综合研究与科普著作。

今月8月份，我在京见到高星时，他告诉我，七月上旬刚从俄罗斯西伯利亚回来，在阿尔泰参加了“欧亚大陆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期过渡特征”研讨会，是次与会的专家，包括欧美及东亚旧石器、体质人类学及遗传学各方面的学者，开展了多学科交叉的讨论。他兴奋地谈到，在会上中日两国旧石器的研究者切磋，言辞间意犹未尽，我也甚受感染。我恭听并分享他在阿尔泰最新的见闻，言者津津，听者跃跃，备受教益。他告诉我目前仍在周口店遗址进行发掘工作，最近从第3、4层中，发现了可能是由砾石围筑的火炉遗迹，并出土若干的石器。周口店这次重大的发现，确实是振奋人心，一扫近十多年来西方学者对北京猿人用火能力的怀疑。最后高星把他和宁夏地区文博学者王惠民、贺吉德合作刚出版的《水洞沟──穿越远古与现代》，惠送给我，嘱我为此书写一篇书后。当初我虽然很犹豫，但一再考虑，还是欣然同意了。

我的犹豫是虽然自己从学生时代起，就矢志于旧石器的研究，但过去只是集中于两万年前后东北亚细石叶技术的探索，研究的对象范围较偏窄，并不具备全面讨论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资格。然而，高星谈话中告诉我，最近我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撰写的《从张光直对宁夏水洞沟旧石器的研究谈起》一文，恰巧他是此文的审稿人。幸好高星的审稿已完成，没有妨碍他公正的审查。正因为这样，我又不能以遁辞，说自己对水洞沟完全无知。另一个让我犹豫的原因，近十多年来我因为工作环境的限制，未有更多精力在旧石器方面的学习。高星不弃在野，让我有机会对他的大作先睹为快。最近几年，我在思考东亚新石器时代玉器起源的问题上，深切感觉归根到底，必须从更新世晚期的阶段，从现代智人的现代行为模式即象征性能力（Symbolic repertoires）的焦点入手，也就是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转移的探索。所以，就我自己近年学术的方向来说，水洞沟遗址的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也因此驱使我对近年水洞沟旧石器研究成果，积极的学习。

　　  我和高星相识已近二十年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周口店十五地点石器之际，我们间就开始了交往。其后他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攻读博士，学成归来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工作，现今成为该所的副所长、中国旧石器研究的领军人物。我见他学问上已日进不已，仍虚怀若谷，如有未足。我写这篇感想，也是为他勤谨谦抑的精神所感动，既是抛砖引玉，也让大众读者“读其书而知其人”，稍增添故事背景的一二。

《水洞沟──穿越远古与现代》一书，主要内容反映了近十多年来，学者对水洞沟遗址多学科综合的研究成果，对古人类技术特点、生存模式、智能发展、东西方人群迁徙与文化交流、气候环境背景等方面，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在旧石器时代距今40,000年前后，正是现代智人形成最为重要的时刻。水洞沟作为穿越远古与现代的评价，是名副其实的。在地理上，水洞沟又与亚欧大陆其他的旧石器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本书特色之一是不采用学院式旧石器专业上的术语，如作者自谓以“非传统、非纯学术”的方式，用大量精美的照片，配合生动活泼文字的叙述，一连串组合美不胜举的照片，把古今中外的学人、考古活动与自然景色，连成一片，产生着动画的感觉。我想即从这本书的纲目，就颇能反映主编者把最新学术成果，回馈大众，引起更多的关注。这本书付梓的目的，肯定是已经达到了。　
　
（二） 水洞沟旧石比新知

本书全书除前言和后记，共分六个章节。以下是我对书中内容的介绍和一些个人感受。

第一章　“地老天荒　瑰丽神奇”

水洞沟遗址处于银川平原，毛乌素沙漠与黄土高原边沿，遗址附近丘脊沟壑纵横。本书通过精美清晰的地貌景观照片，令读者有如身临其境。如水洞沟第1地点剖面的照片，充分反映地质地貌堆积的特征，底层第三纪深褐红色红土，其上砂砾石层和黄土状粉砂层，一目了然。这些层层色色的地层，诉说地球变迁和生命的故事，是地质与人类历史的剖面，非文字描述所能表达。第18和19页水洞沟遗址景观广角的捕捉，把这一带河流切割与阶地堆积错落有致的地貌，千姿百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他遗址周围风景，花草虫鸟争奇、晨月晚霞映照、黑夜星空迷离等，令人想到拍摄者在晨风夕露间勤恳的工作。这些动人照片，提供了古今人类时空交错神交绝好的背景。

第二章　“融贯东西　学人踏访”

1923年法国学者德日进与桑志华，共同发掘了水洞沟遗址。本书恰如其分地反映德、桑两人的工作，明显以德日进占着较重要的角色。这是符合历史的真实。桑志华1912年在法国取得的是动物学博士，与地质学和古生物无关。上世纪末我国旧石器学术界一度对桑志华的学术，有过不错的评价，其中一种意见认为1920年桑在甘肃庆阳黄土及其下砂砾层中发现三件人工制品，拉开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序幕。

我认为即使德日进和桑志华本人，也可能并不认同上述的说法。桑志华自身没有足够的地质学与古生物学知识，可以无误论证庆阳发现的意义。最直接证据是，在1924年由德日进与桑志华在《中国地质学杂志》第3卷联合发表《中国北部古石器时代遗迹之新发现》文中，清楚指出“我们第一次从水洞沟发现在原生位置的旧石器”。因此，1923年德日进在水洞沟最初通过平面的发掘，从稳定地层中发现化石、石器与烧火遗迹共存状态下，从古生物学和地质学角度，首次确认中国更新世地层中确凿无误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文化。1920年庆阳的发现，并不具备如现今所流行：“这一重大发现打破了当时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北方不可能有旧石器的证断”评价的条件。这也是水洞沟遗址在中国考古学中所以特别重要的意义所在。本书前言中“……水洞沟作为在中国最早被认定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光环”，才是对水洞沟遗址发现公允的评价。

其次，1960年中苏古生物考察队在水洞沟遗址第二次发掘，从报道看来探方6 ?菖 6米，深掘11米，可能已发掘到文化层的底部，出土石器制品近两千多件，收获相当丰富。这次发掘参加者中方包括胡寿永、计宏祥和盖培等。本书首次发表是次中苏合作的工作照片。

本书展示了若干在法国人类古生物研究所收藏的水洞沟石器。目前一些水洞沟出土旧石器，仍流散在欧美各地。1923年从水洞沟发掘出土的旧石器和古生物等标本，现今仍保存在巴黎。此外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内，也收藏了大约数十件水洞沟出土的石器。1967年日本北海道大学林谦作在纽约，曾看过这批水洞沟石器的资料，其中仅石核就有七十多件，更包括一些勒瓦娄哇技术特征的石核。

从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考古学者汪宇平、盖培、裴文中、李炎贤以至钟侃等，先后在水洞沟遗址进行发掘或调查工作，这是中国学者系统研究水洞沟遗址的第一阶段。二十一世纪以后，水洞沟遗址研究院的成立，以至水洞沟遗址博物馆的建成，显示二十一世纪水洞沟遗址在研究与社会教育上，进入了新的台阶。

本书页40反映1963年裴文中在水洞沟遗址考察活动。页41的上图，首次公布1963年发掘水洞沟63601探方的一些石器。从所发表的石器上标签所示，主要是第8层的石器。其中一些石片台面别具特色。法国旧石器类型学权威F. Bordes指出，勒瓦娄哇技术中具有Chapeau de gendarme台面的石片，台面的中央呈山状突出。页41下所载俄罗斯西伯利亚阿尔泰Denisova遗址的一些石叶，与上述1963年水洞沟的石片具有同样Chapeau de gendarme的特征，均明显是勒瓦娄哇技术代表。

第三章　“遗产圣地　文物荟萃”

本章报道了近年对水洞沟遗址群各时代丰富的发现。页53特长的拉页，展示水洞沟第一地点在最美丽阳光的扫射下，遗址剖面堆积从上新世以至更新世、全新世，一览无遗。这张遗址地貌的照片，让人可肆意想象数万年前旧石器时代以至新石器人类，在河流阶地生息繁衍的背影。同样，也让我们看到在这片土地上，尚保留着极其丰富旧石器文化的堆积，是子子孙继续保护和研究珍贵的文化遗产。

二十一世纪后水洞沟遗址的研究，踏入了一个新的台阶。从2002年以来，水洞沟遗址周围先后发现了二十多处地点。本书按照不同地点，用极其简洁扼要文字配合精美照片介绍。其中大部分地点的成果，均从未有报告和发表过。

第一号地点。1923、1960、1963及1980年前后四次的发掘，文化层堆积厚11米，下部4米层为更新世晚期，约距今四万至两万年；上部为全新世堆积和第二搬运沉积的旧石器遗存。2003年在清理第一地点的剖面时，首次发现一些石制品。页55右图发表其中8件勒瓦娄哇的石核。

第二号地点。先后在1923、2003、2004、2005和2007年发掘过，近年累积发掘面积约100平方米。第2、3层包括火堆、灰烬、红烧土等，是古人居住的地点。第2文化层出土精美鸵鸟蛋皮珠饰。页58发表第2地点平面发掘细致的工作。页59下图从剖面所显示烧土范围及其剖面形态，同页上图作者认为发现的赤铁矿粉，有可能是古人类用赤铁矿涂染品或其他的用途，并作了“爱美之心，自古有之”的说明。页62更发表25件鸵鸟蛋皮珠极其珍贵的遗物，其上不少仍保留有赤铁矿粉的红色。

如果我们从颜色象征的角度探索，这些被染红的土壤范圈和鸵鸟蛋皮珠，更是饶有意义的。据E. Hovers和 Ofer Bar-Yosef等研究，在以色列北部Qafzeh洞穴遗址出土约71件赭石块，是十万年前人类系统使用红色颜料的开始。最近考古学Charis Scarre对红色赭石的解释，认为血或生命的象征。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现代智人墓葬中，更常洒上赭色的遗迹。从这角度来看，第2地点所发现赭红色斑块遗迹与及相对较集中鸵鸟蛋皮珠的发现，是否可能是旧石器时代一处祭祀遗迹或者是墓葬所在，当然人骨可能未能被保存。页62所示第2地点石器石质上与第1地点出土的旧石器有着明显差异，一些石器有着明显特征的细石叶，年代上可能较第1地点旧石器时代的堆积为晚。页62下图各种形态鸵鸟蛋皮珠有着破损、成品与半成品等各式各样的形态，甚惹人喜爱。从工艺学角度上，这些蛋皮珠如何由方取圆的过程，砺石的使用方式等，是工艺学上以方易圆技术较早的难得资料。

此外，第2地点中将火塘整体起取带回供日后研究及展示，无疑对未能亲临遗址的观众来说，是引领期待的佳音。

第7地点是2003年发现的。2004年和二2005年三年间共发掘25平方米。比较值得注意是一些较完整鸵鸟蛋皮珠和细石叶、端刮器（End-scraper）的发现，估计这些遗物和上述第2地点可能大约同时。第7地点遗址堆积出土大量动物化石，化石与石器基本同一处共存，作者所指这些化石是人类消费残余物说法是合理的。

第8地点也是2003年发现的，迄今只发掘16平方米，文化层厚约40厘米，出土标本800多件，包括小量鸵鸟蛋皮珠、灰烬和用火遗迹。作者推论年代上可能是距今二万八千年前。然而，从所发表石器和鸵鸟蛋皮珠考察，一些石器显示有细石叶技术特征。第8地点出土遗物，理应与第2和第7地点相若。

第9地点在2003年发现。2007年对此地点进行20平方米发掘工作，文化层距地表仅10厘米，发掘出土石制品400多件，与第1地点的石制品十分相似。页74、75发表遗址石制品平面出土的状况，其中包括勒瓦娄哇石核和石叶。很明显这个地点并不保留全新世文化堆积，更没有如第2、7、8地点年代上较晚细石叶技术相关文化堆积。

水洞沟第12地点是2005年发现的，位于边沟河右岸，在2007年进行发掘，在第12地点出土主要是细石叶技术特征遗物，包括细石叶石核和细石叶，还有一些不定型石片和石叶状遗物。

从细石叶石核技术形态来看，石核体分别呈楔形与锥状等形态，楔形细石叶石核本身两侧未见细致两面预制的特征。从初步看来，第12地点出土细石叶技术石器群，与陕西省龙王辿遗址相互形态上比较接近，而与如虎头梁遗址出土精致两面加工细石叶石核有差别。

另一方面，页81中最下列石器群的几件纵长石片，是否可以鉴定为石叶技术产品，因为没有看到石核的形态，暂时难以遽下定论。然而值得注意是在这里未见发表与勒瓦娄哇技术相关的石核。这是否反映在此时期，前一阶段的勒瓦娄哇石器群已退出历史舞台。

第四章　“寻古探幽　快乐科考”

2003年后，Happy Archaeology是高星在中国召唤考古学青年才俊参与水洞沟遗址的口号。在中国从事考古工作中，从来旧石器发掘的探方，一直是冷冷清清，难有人光顾的。近年在水洞沟一下冒出数十位年青考古工作者为之拼搏，为之面朝黄土背朝天，汗流浃背的发掘。这种形势上变化，把本来静寂的水洞沟遗址周围，变成充满青春活力和干劲。根据本章节所记录，可见这几年来水洞沟田野生活中青年同学友爱互助，不畏风吹日晒，满面尘土的献身，从遗址层出不穷的发现，使他们在田野中始终处于极其兴奋和期待的心态。此外，多姿多彩的集体生活如清理、登记出土标本、电脑输入数据、实验制作和使用石器、遗址周围古迹的调查，再加上一系列著名学者田野中专题的演讲等，使到每一位参与学员，都把生活演绎成一段一段美丽的故事。

过去，中国旧石器考古被认为是冷门的学科，难有人问津。而这种改变，我尝试称为“水洞沟现象”。其中理由除了水洞沟遗址光环外，旧石器考古作为快乐事业形象得以变身。此外，年青学员开始认识到旧石器时代考古重大的意义，是人类童年历史中开创阶段的最重要时刻，怀着热爱事业发展学科的使命感，在科学探索神秘大道上义无反顾的奋进，欣然赴会的敬业乐业的表现，都可以作“水洞沟现象”的一个注脚。今后水洞沟现象在我国旧石器考古学史上，肯定是很值得怀念，必须重笔浓墨加以圈点的一段历史。

第五、六章　“踏古览胜　旅游热地”“遗产保护　任重道远”

水洞沟遗址周围名胜古迹，如银川至陇西古道，明成化的长城及其相应红山堡，藏兵洞等古迹，复建80多年曾接待德日进等工作的“张三小店”。最吸引仍然是水洞沟遗址博物馆建设，展室有3700平方米，从各地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址到水洞沟遗址为主题的展出，这是中国继周口店遗址后第二座以旧石器时代为主题别具特色的博物馆，相信对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普及，对宣传、教育水洞沟发表的成果，肯定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随着近年宁夏地区经济迅速发展，水洞沟遗址周围开发工程的增加，一方面固然是建设，但也让人忧虑遗址有被破坏之虞。现代社会建设与古文化保存相互的平衡，必须兼顾。这也是我们希望未来一段日子中，对水洞沟遗址一带有必要加快进行有广度和深度科学的工作。这项重要的任务，迫在眉睫。

中国文物信息网 邓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