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类遗传学和疾病学学术论坛”在西安交大举行

Jane-Buikstra教授作题为“Bioarcheology,-Paleopathology-and-the-history-of-Tuberculosis

Jane-Buikstra教授作题为“Bioarcheology,-Paleopathology-and-the-history-of-Tuberculosis”的学术报告 本网记者 陆航/摄

Johannes Krause教授作题为“The genetic history of Europe adaptation and migration in p

Johannes Krause教授作题为“The genetic history of Europe adaptation and migration in prehistory”的学术报告 本网记者 陆航/摄

(中国化石网报道)据中国社会科学网(陆航):对考古遗址出土人骨的病理现象进行认定和研究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探索某些现代疾病的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资料。近期的一项人类学研究显示,研究人员在大量的古人类遗存中发现了DNA的表观遗传基因印记(epigenetic mark),这可能让我们进一步了解远古时代疾病对人类的影响。8月29日,古人类遗传学和疾病学学术论坛在西安交通大学生命学院举行。美国科学院院士、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人类进化与社会变革学院生物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Jane Buikstra教授和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所长Johannes Krause教授同来自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20余位学者出席论坛并作主题报告。

据悉,新发现的这种表观遗传基因印记影响人类基因的出现或消失。有些表观遗传基因印记跟随人类一生,而其他的则有可能因环境因素,如饮食、疾病和天气等因素而增加或者移除。研究人员认为研究这些古代DNA印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古人的健康状况,为我们了解远古人类的生活和体验打开一扇全新的大门。

古病理学是通过古代人骨及其他遗存所提供的有关病理学信息,对人类历史上各种疾病的发生、发展、分布及其规律进行探讨,同时对古代人群的健康状况以及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的科学。Johannes Krause教授在报告中表示,古病理学非常重视传染性疾病的发生和传播与人口密度、人群规模以及隔离程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古病理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人类的经济生活方式与健康和环境的关系,感染性疾病的发生和传播与人口密度、人群规模以及隔离程度之间的关系,遗传性疾病与人群组织、婚姻方式、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类创伤现象的原因等。

人类几乎所有的疾病都涉及遗传和非遗传因素及其相互作用。遗传学与疾病学的结合是近代对复杂疾病病因认识的需要。随着DNA技术的发展以及多态分子标记的发现,为研究遗传和疾病的关系提供新的途径。科学家近年来开始用全基因组扫描的方法来进行疾病基因定位,这种方法需大量的分子标记,但该方法大大提高了发现疾病基因的机会。

据西安交通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张虎勤教授介绍,群体遗传学分为两个分枝,一个与历史过程有关,将遗传学与人类学以及在其他物种的古生物学和分类学结合。另一分枝与同时期人群的遗传有关,将遗传学与流行病学、医学、心理学以及在其他物种的农学相结合。后一分枝在本世纪80年代中期产生了遗传流行病学,并被人们普遍接受。它是遗传学与流行病学相互渗透产生的一门完整的独立的边缘学科,合并了流行病、统计学方法与分子遗传学技术,把许多背景不同的研究者联系到了一起。

论坛开幕之前,西安交通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刘健康教授代表学校为Jane Buikstra教授和Johannes Krause教授颁发聘书,聘任2位教授为西安交大客座教授。

近年来,西安交大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吸引了一大批优秀专家学者,形成一支可与国外同行进行广泛学术交流和多学科合作的科研团队。这支科研团队从病因学角度,通过古DNA研究揭示环境对古人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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