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的考古(一)
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一向被形象地比喻为历史研究的鸟之双翼、车之两轮，谓之缺一不可。拿这样的标准去衡量传统的西藏历史研究，显然存在问题：只有前者而无后者，无异于单翅和独轮，其准确性与可信度被打了折扣。
首先是历史著述。浩如烟海的藏文典籍文献文史哲合璧，富有文采，缺乏的是现代意义、科学意义上所指的信史。这一现象的存在，一来因藏文创制较晚，公元七世纪之前的藏地历史不免全都此情可待成追忆；二来藏文出现之时，正值佛教传入藏地之际，其后雪域佛国千年史不免蒙上了浓重的宗教云翳；三来出于可以理解的正统观念，操笔书写历史的古藏人把一应藏地文明的始现，全部集中在公元前后崛起的吐蕃王朝历代君主那里。例如《智者喜筵》中所载并一再被当代人征引的经典说法：烧木为炭，冶炼铜铁，熬皮制胶，钻木为轭，犁地耦耕，引水灌溉，农事首始于此等技术系统，俱在公元二、三世纪及其后的一个时期。如此征引并确信无疑，但是近二十年来对于昌都卡若遗址和拉萨曲贡遗址的发掘，客观地粉碎了这一说法，把上述文明之举出现的年代一下子上推了三几千年。
尤其加之西藏人特有的宇宙观、神灵观和思维方式，每当我们面对藏文书卷历史，犹如在宗教的和神话与传奇的浩淼湖面泛舟，可以尽情领略一望无际的形象思维的花与叶——从藏传佛教的眼光看来，那一定是个莲花盛开的湖泊。
考古发掘在藏地素无传统。二十世纪以来的近代才有中外人士约略地涉足其间，进行一些并不很深入的路线考察。其中知名度最高、贡献最大的当数意大利学者杜齐教授。他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多次只身入藏，从前藏到后藏直至西部西藏，对于西藏的宗教、文物和风情写下了一系列的考察著述。杜齐的工作意义首先在于学者专家的第一次涉足，更何况还有等身的著作留与世界。须知越是珍贵之物越是容易流失，事实上那些可移动的文化遗产在最近的半个世纪里，已流向了世界每一角落，比它们的主人走得更远；即使不可移动部分，例如古建筑、遗址及附属壁画之类，历经半个多世纪自然与人为的毁坏，尤其历经文革浩劫，今天对照杜齐教授的描述，大多已是面目全非。所以说这位西方学者的工作难能可贵，价值无量并且功德无量。
至于发掘性的深入工作，那是需要诸多条件的，并非一个人的能力所能达成，杜齐受制于这诸多条件，更多地限于腿脚和眼睛，而无法动手开挖。尽管如此，西藏仍然感谢他。
所以真正具有考古学意义的首次发掘，在西藏地区迟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方才得以进行。那就是藏东的卡若新石器遗址的考古发掘，人类在西藏高原的生活史由此被推向遥远，古代先民们的村落遗址、日常器物连同其时的技术系统在尘封了五千多年后，依然新鲜并令人惊叹地展现在现代人眼前。卡若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是中国考古学界和所有西藏人都深感自豪和喜悦的一件事情。前者的喜悦自不必说，至少具有填补世界高地史前史空白的含义；后者的喜悦也是可以感同身受的，那可能的祖先们的血脉骨系和基因源远流长，奔涌至今，体现在每个现代藏族人的身心。无论怎样笃信佛教的无穷转世，历史的真实、科学的回首仍然具有魅力并且激动人心。更何况退一步说来，就藏传佛教轮回转世的观念说来，也许过往前世的前世，你曾经就是卡若人，曾经就是那些工具的使用者也未可知呢！
这一次西藏应当感谢的具体对象有了，那就是四川大学历史系的考古专家们。当年就是由童恩正教授率领的一支队伍，包括了他的川大弟子和西藏年轻的考古工作者，一起为时几年地进行了卡若遗址的发掘。这位教授具有非凡的思想活力，正是借助此次考察之机，踏勘了西藏高原的地理地貌，联系高原隆升史、气候变迁史与人类演化史某些重要环节的契合，石破天惊地提出了西藏高原是人类演化的摇篮之假说，后来被许多热心人传播开来。
当然这属于另一领域的话题了。当下的话题是西藏在童恩正之后还在继续感谢四川大学考古专家们。因为正是从邀请童恩正教授进藏开始，西藏文物部门开创了与国内高校合作研究的科学之路，二十多年来从未间断。最近十年就有两位年轻的考古学家——霍巍和李永宪频繁地往返于川大的讲坛和西藏的旷野间。较之童恩正时代，他俩所涉足的西藏考古学领域更广泛更深入，可说是纵横数万里，上下五万年。古海钩沉，铁鞋磨穿，星星点点地捡起曾经失落的链环，企图连接起一条藏地古往今来的文化长链，复原一部世界高地文化文明史序列。固然由于湮没过久，尘封太厚，有一些恐怕已随时光流逝，永不再现；尤其是，这项巨大工程并非一代人所能完成，但他俩以及西藏和来自其它省份的同事们已经和正在从事的工作，无疑是这项宏伟事业的奠基阶段。
李永宪走向万年以前。旧石器专家李永宪一样地用脚步丈量，用眼睛巡视，去寻找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用心灵去与那一时代的先民交流对话，用脑子去构想那一时代的高地人生活图景。在李永宪走来之前，西藏各地上万年前的旧石器迭有发现，均非考古界业内人士所为，而是那些从事地质调查的、地理考察的自然科学家所偶然发现，发现地点多集中在藏北高寒之地，现今仍是无人区。依据自然环境、气候条件和古人类活动规律，李永宪想来想去，认为应当在较藏北海拔更低一些的地区可能会有所作为。李永宪想对了，后来在喜马拉雅山脚，在西部西藏，他找到了远至三五万年前的人群留下的石制工具。西藏高原上的炽烈阳光和弥漫风沙古今可有不同，山川依然旧时模样吗，几万年间来来往往的人群的感受可有不同，每当他俯身捡起一枚石器，都一样的激动万分，时间的距离不复存在，这片栖息过熙攘古人而今人烟稀疏的高极土地，目睹着现在，记录着从前，从前的从前。
李永宪从万年前走回，走向新石器时代以来。因为西藏的考古发现跨越了年代和专业的时空界限，凡参加者的工作无不具有“一揽子”性质，最终成为综合性的文化通才。李永宪动起手来，参与了拉萨曲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参与了大石遗迹和岩画圈的发现，一直进入“有史以来”……李永宪的美术造诣体现在精确地描绘石器的形状和加工痕迹方面，画石斧石刀，画石核石叶，再画土陶制品，陶罐形态和纹饰，再后来又是墓葬形制和遗骨遗物，岩画上的小人，动物和各种图腾象征物。有些时候，他不免就觉着自己正是先民中的一员，就是那些制作过粗砺旧石器、精致细石器和以绳纹印制并烧烤陶坯、用刚刚掌握的金属在坚硬的岩石表面刻下图案的先民中的一员。
与李永宪谦和内敛的风格不同，霍巍个性外向，总是热情洋溢，最不像的是考古学家，那种通常概念中严谨到古板的考古学家。但这并不妨碍此人的博学多识和创造性思维。由于他的研究领域更侧重于有史以来——在西藏，这个“史”约定俗成地被指向吐蕃王朝以来，霍巍依据考古发掘的研究成果似乎更具权威性，所以谈说历史，霍巍更像是从历史走来的王者。尤其对于西部西藏考古，他更具备了首席发言人的资格，俨然古格王，象雄王，还有其他少见经传的各种土著王，例如后吐蕃时代的贡塘王，那个王城遗址就是在1990年从事西藏文物普查工作时被他们亲自发现并亲手测量描绘过的。
霍巍和李永宪这两位考古学家考察在西藏，更多的时候是同行同止，同吃一锅煮的饭，同推一辆沼泽地上陷的车，共同着一个话题一项事业。而同事朋友每说起他们总像在说同一人：霍巍防钣老，或者李永宪坊粑?他俩的西藏考古生涯也共同地始于1990年，受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之请，参与了走遍整个西藏的旨在清理家底的文物普查工作。这项浩大工程为时九年，在他俩进入之际已进行了三分之二，霍李二位在最后的三年里显然是作为了一支主力，并使这项工作在理论层面一跃而上。
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古文化大发现时代。进入西藏第一年，直奔藏西南喜马拉雅下的吉隆盆地。久闻此地在自然科学界的重大发现：新第三纪的沉积物，著名的三趾马化石群，此地的生命之链源远流长，古文化也一定在此生长过，何况此地还有可能是古书记载的古史之地芒域。后来的事实证明，判断正确，不虚此行：就在县城附近，李永宪发现了谷地上沉默了三万年的大片旧石器，一道发现了消失了近千年的贡塘王城遗址，而轰动了国际史学界、被称之为历史地理学上的重大发现的唐碑之被发现，则是一个始料不及的惊喜。
霍巍、李永宪率领普查小组到达吉隆，一路向百姓们打听何处有废墟，何处有刻字的石头，或者画画的岩壁。宗嘎乡的老乡长说，县上正在修水渠，水渠将要通过马拉山口，马拉山口有座汉字碑，汉字碑是我们的神石，可能要被炸掉啦。县委刘书记也证实了这事儿，并说那碑大概是清朝赵尔丰所刻，你们看看是否重要，再决定保存与否。
尽管已是半下午，霍李们还是直奔马拉山口。只见巨大的山壁上，一通碑文依山而刻。说是“碑文”未免牵强，因为碑上涂满厚厚一层酥油，是上千年的酥油，由世世代代无数只手涂抹，历经岁月的阳光风雪，只见油黑的污垢而只字不现。这也正是吉隆那么多有文化的人对所谓清碑深信不疑的原因所在。
要使碑文重见天日，必须洗去千年油渍。大家七手八脚，拿喷灯烧起热水，溶解了一袋洗衣粉，从右至左依次洗刷。当第一行字迹赫然显现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瞪大了眼睛，屏住了呼吸——维大唐显庆三年，大唐驭天下之……是唐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