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丹江流域古人类活动遗址成因和石器工业特点

图1 丹江流域马岭2A地点遗址石制品空间分布特点(裴树文供图)

图1 丹江流域马岭2A地点遗址石制品空间分布特点(裴树文供图)

图2  丹江流域马岭2A地点遗址出土的砍砸器(a, b, c) 和多面体石核(d)(裴树文供图)

图2  丹江流域马岭2A地点遗址出土的砍砸器(a, b, c) 和多面体石核(d)(裴树文供图)

图3  丹江流域马岭2A地点遗址出土的盘状石核(a, b)、石核刮削器(c)、刮削器(d)和石锤(e)(裴树文供图)

图3  丹江流域马岭2A地点遗址出土的盘状石核(a, b)、石核刮削器(c)、刮削器(d)和石锤(e)(裴树文供图)

图4  丹江流域马岭2A地点遗址出土的两面器(裴树文供图)

图4  丹江流域马岭2A地点遗址出土的两面器(裴树文供图)

(中国化石网报道)据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近日出版的国际专业期刊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发表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裴树文研究员等的最新研究成果-丹江口库区古人类活动遗址成因与石器工业特点。该研究首次揭示古人类活动遗址埋藏于河流阶地次生堆积环境,提出以两面器为代表的阿舍利(Acheulean)工具以极低的比例分布在传统的石器工业(mode1)传统内,其年代则晚于非洲相关阿舍利工业传统。

丹江口库区位于湖北、河南和陕西三省交界处,由汉水从西向东及其支流丹江由北向南汇合而成,西南、西北和东北分别被武当山、秦岭和伏牛山环绕,东南部则与江汉平原相接。近年来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表明,该区域是研究中国古人类活动和南北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区域,而以手斧为代表的两面器的发现为研究更新世东西方的技术交流提供了难得的素材。然而,有关古人类活动的年代和遗址成因类型等重要学术问题尚有待探明,与多数地表采集两面器相比,对考古发掘出土石制品的技术研究则对揭示古人类石器工业特点和东西方技术交流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近年来,裴树文等在该区域进行了多年的系统发掘,获得了大量来自原生地层的考古材料。其中马岭2A地点埋藏于丹江流域第三级河流阶地内,考古发掘揭露面积300m2,出土1026件石制品,光释光年代测定表明,古人类在该遗址活动的时间大致为距今40~20万年前。与多数遗址低密度的标本分布特点相比,该遗址出土的石制品具有相对高密度的埋藏特征,石制品空间呈长条状展布。对出土石制品类型组合、废片大小的区间分布、长条状石制品排列走向、扁平状石制品倾向和倾角等指标的分析显示,遗址埋藏于次生环境,石制品可能来自遗址周边相对较高的区域,并由较高能量的水流搬运而至,但石制品技术组合仍然是揭示古人类石器技术特点的理想材料。

对于原生地层出土石制品,研究者采用西方技术类型学研究体系,通过对原料利用、石制品类型及个体大小、剥片类和工具、废片类型与技术以及修理技术等相关指标的统计分析表明,该遗址出土的剥片类产品均属于奥杜威工业(Oldowan)石核或石核工具类型,各种类型的废片显示原始的技术指标,但遗址出土2件两面器可分别归入西方阿舍利传统的手斧和薄刃斧,但修型较粗糙、对称性较低。综合来看,该遗址的石器工业特点可界定为中国(东亚)似阿舍利(Acheulean-like)或者mode2技术传统。

据介绍,该项研究首次探明含阿舍利传统的石器组合在丹江口库区出现的年代在中更新世中晚期以后,古人类活动留下的石制品多经过水流的次生搬运,考古发掘出土的带阿舍利传统的两面器在遗址总体组合中所占百分比极低,由于其数量太少,其与非洲和欧洲等地区典型阿舍利(Acheulean)或mode2石器工业中通过制坯、成型、修边及薄化处理而成的形态对称且器身薄锐的两面器工具的比较,尚需更多来自原生地层材料的支撑。研究者强调,本项研究不仅对探讨丹江口库区古人类活动特点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广泛分布于我国中部和西南地区山间盆地和河流阶地(网纹红土)内的含阿舍利传统的古人类活动遗址成因和石器工业特点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该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科学院重点部署项目、科技部基础性工作专项和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等项目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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