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物种起源》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以往的“达尔文”
（中国化石网）据科技日报（李大庆）：美国旧金山的加州科学院总部，一座大楼的石板地面上镌刻着达尔文的“名言”：“不是最强大的物种得以生存，也不是最智慧的物种得以生存，而是最适应于变化的物种得以生存。”这段话颇具哲理，也发人深省。
然而，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美国堪萨斯大学博士苗德岁却说，这并不是达尔文的名言，是今人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到了达尔文头上。
2009年是达尔文诞生200周年，也是《物种起源》问世150周年。受译林出版社之邀，苗德岁开始翻译《物种起源》。为全面了解达尔文，他查阅了大量背景材料。如今，由他翻译的中文版《物种起源》终于付梓出版。苗德岁特别想告诉大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本书在中国传播伊始就遭到误读，而且在很长时期内被很多人所误读了。”
达尔文学说传入中国很早。1873年，上海《申报》介绍了英国博士“大蕴”出版的新书《人本》。“大蕴”是达尔文当时的译音，《人本》是指他1871年出版的《人类的由来和性选择》，亦即《物种起源》的姊妹篇。
由于中国不曾有笃信上帝造物的基督教传统，故对演化论的接受并无特别困难。再加上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欺凌，对“物竞天择”和“适者生存”有着切肤之痛，因此极易接受这一观念。留英的严复在1895年编写了《天演论》，他是从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中，抽出达尔文演化论的部分内容予以介绍，并加进自己的很多见解和想法。《物种起源》最早的中译本，是留德的马君武用文言文翻译的，在1903年初次发表时只有两章，却是《物种起源》最重要的两章：第三章“生存竞争”和第四章“自然选择”，分别以《达尔文物竞篇》和《达尔文天择篇》的单行本出版。1920年，马君武发表了全书的译本《达尔文物种原始》。
《物种起源》传入中国后，被很多人作为变革社会的依据。他们把自然选择理论，更多地当成了社会学的理论去解读和宣传。而《物种起源》原本挑战物种固定论的思想价值以及生物共祖的生物学意义，反而被忽略了。
新版《物种起源》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以往的“达尔文”。
上世纪50年代，也就是《物种起源》问世近100年后，才有了白话文的中文译本—由周建人、叶笃庄和方宗熙合译的《物种起源》，这是至今影响最大的一个中文版本。它是以《物种起源》的第六版为母本翻译的，但第六版已“越来越偏离达尔文原先的立场”。苗德岁介绍，《物种起源》于1859年11月24日出第一版，一个半月后出的第二版改正了一些印刷、标点符号、拼写、语法、措词等方面的错误，故可说是第二次印刷。后来达尔文出第三至六版时，为了回应同时代人的批评，做了连篇累牍的答复，甚至是“违心”的妥协。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那些对达尔文的批评很多是错误的，而他的答复很多也是错误的，结果完全破坏了他第一、二版精巧的构思和缜密的立论。为更好地还原达尔文的“初衷”和《物种起源》的“本貌”，苗德岁这次的译本是以第二版《物种起源》为蓝本的。
《物种起源》对人类思想和科学事业均产生了深远影响。2013年10月，英国《新科学家》杂志公布了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十大科普书籍评选结果，该书排名第一，并被评价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思想”。著名遗传学家杜布赞斯基有句名言：“要是没有演化论的话，生物学里的一切都说不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