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钊韬对近30年中国人类学影响深远
梁钊韬与人类学系教职员工在一起
与历史学社会学等“显学”相比，人类学堪称边缘，以至于给不甚了解的人最直观的印象是：人类学家们扎根原始部落，为了解读图腾崇拜的意义；或是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只是为了探寻一种近乎绝迹的仪式……他们孤独而执着地寻找远古文明的蛛丝马迹。
这样一个与现世关系并不明显的学科到底有何意义？对于梁钊韬这一辈的人类学者来说，扪心自问这个问题显得更加重要。他们是完整亲历人类学中国化过程的一代，既见证了解放前人类学风起云涌的热潮，也见证了文化人类学被列为“资产阶级科学”而被打倒，在这个大起大落的过程中，许多学者被迫选择了放弃，甚至退而质疑中国不需要人类学。
梁钊韬是坚持者，也是实践者。1981年，他复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为人类学在中国的学科地位正名，而且没有采用当时更为流行的苏联模式，而是坚持按照更利于学科发展的美国模式来办学，使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成为许多外国学者眼中“真正的人类学系”。南方日报记者特别专访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前系主任、著名教授黄淑娉，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建民，以及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周大鸣，请他们解读梁钊韬对这30年人类学发展的深远影响。
学术评价
复办人类学系奠定了30年人类学的繁荣
南方日报：复办人类学系当属梁钊韬被后世铭记最多的贡献，这个过程其实也反映了人类学在中国的几度沉浮。放在中国人类学发展这个大框架下，如何评价梁钊韬复办人类学系的贡献？
黄淑娉：梁钊韬复办人类学系，不仅因为白手起家、艰苦创业为人们所称颂，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办人类学系的指导思想和专业设置及课程结构都自成新的体系和新的特点。梁先生全面分析了国内外人类学的情况，总结了国内解放前后开办人类学专业的经验，借鉴了国外一些国家的经验，并征询有关专家、学者意见，提出与体质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四个学科相结合，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系的主张。
诞生在西方的人类学是在20世纪初传入我国，至40年代末，有了初步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曲折的道路，从受压抑到复苏走向振兴。经梁钊韬先生的奋力筹划，中大人类学系在被撤销了31年后，在1981年复办起来。后来，厦门大学、云南大学等相继重建人类学系。可以说，梁先生对中国人类学学科的重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没有他的努力，很难有后来这三十年中国人类学研究的繁荣。
王建民：中山大学是中国人类学发展得比较早的一个地方。早在1927年，中山大学成立了语言历史研究所，1928年，中央研究院筹办历史语言研究所，也设在中山大学，当时由傅斯年任所长，所里第七组叫“民物学与人类学组”，杨成志作为助理跟着白俄人类学家史禄国到云南去做民族调查，史禄国因为担心匪乱放弃了去滇东考察，杨成志独自一人前往，在那里做了田野调查，在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人类学研究传统就在中山大学开展起来，招收硕士研究生。
抗战胜利之后，杨成志先生倡导在中山大学创建人类学系，将人类学教育从研究生扩展到本科，1948年就正式建立了人类学系。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政治变动的关系，人类学系停办，人类学这个学科被批评为资产阶级学科，因为研究文化涉及到信仰、观念，而被判定为唯心主义的，在当时受到了批判，人类学专业在全国范围内被取消。因为当时中国向苏联“一边倒”的政治背景，人类学只保留了对生物、古人类、古生物方面的研究，跟考古学相关联。但是社会文化这一块儿基本上停滞了。当时也有一些人类学家去从事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当时梁钊韬先生做的重点就是关于考古和少数民族的研究。直到改革开放后，通过拨乱反正，才有了一个环境得以重新发展人类学的研究，重新认识人类学学科在中国的学术地位及贡献。梁钊韬先生就是在这时率先复办人类学系。文革以后中国大陆第一个人类学系就是在他的倡导下成立起来，这个对于中国人类学科的重建，人类学学科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发展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南方日报：除了在创办人类学系上的贡献，如何评价梁钊韬先生在自己研究领域的贡献？
黄淑娉：梁先生对百越民族研究得很早。他是第一任百越民族史研究会会长。他撰写的关于百越民族史的文章，对于我国百越民族史的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关于马坝人头骨的发现，曾昭璇先生作了肯定。他认为“最先发现马坝人的，应该是梁先生”。
1958年，梁先生对广东南海西樵山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引起国内外考古学界的瞩目。他的这一发现，为西樵山石器时代的研究开辟了道路。梁钊韬先生在考古学方面的贡献，最为突出的就是他对马坝人头骨化石的鉴定。后来，经过有关部门复查确证为距今十三万年前的早期人类头骨化石。这是华南地区最早的发现，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发现的最重要的人类化石。马坝人的发现，是梁先生的一大功绩，在学术上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意义，它对我国乃至世界的古人类研究都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因为这一发现填补了从猿到新人的中间环节，对了解直立人到早期智人的过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周大鸣：首先他的一些研究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进行的，比如他对百越民族的研究就是因为当时的环境下只能做原始社会史的研究。这也是当时他主要集中在滇西和原始社会，把现在的少数民族看成原始社会的遗存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百越民族作为原始社会史的一部分，他在做这个研究的过程中会把各种学科的资料融合在一起，就会提出一些观点，有新意；比如文革时期他在北大做讲座的时候就把少数民族部落和炎黄部落相比较，把各种各样的动物看作是图腾，这些都不是纯历史学，而是倾向于人类学，所以他的研究是把人类学和历史学结合来研究早期的中国历史和原始社会史。
此外，马坝人等考古发现也是具有唯一性的。在推动学科发展上还应该看到，虽然当时粱钊韬先生的许多研究没有能够发表出来，但是他在学校任教期间曾经为学生编写过不少教材，这些资料他也传给了此后的不少老师，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大人类的一些课程都是使用他编写的教材，而这些材料确实是先进并且照顾到了国内外的资料信息。
治学理念
多学科融合是他突出的治学特点
南方日报：后来的学者将人类学分为南北两派。作为继承杨成志南派的代表，梁钊韬跟他的老师相比，两人的学术倾向和研究方向有什么异同？如何看待南派和北派的分野？
黄淑娉：杨成志是中国人类学的先驱。梁钊韬是他的学生。杨先生在解放前做了不少田野调查，尤其是1928年在彝族地区的田野调查，影响非常大。而从后期来看，梁先生做田野调查的深度和广度可以说超越了他的老师，因此在考古学方面有很多建树。
早期的中国人类学的特点，归结起来，一是表现了理论方法上的不同特色，二是学者们共同探索人类学中国化。由于研究的主题和理论方法上的不尽相同，新中国建立前的中国人类学研究表现出两种类型，研究者称之为“南派”和“北派”。“南派”以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和南方一些大学的人类学家们为代表，接受了早期进化学派的一些观点，但更多地受后来的美国历史学派的影响，并与我国传统的历史考据方法相结合；相对来说不大注重理论，而偏向材料的搜集和解释。“北派”，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为基础，以吴文藻为首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们为代表。他们讲理论、重应用，明确提出人类学中国化的学术思想。
无论南派还是北派，以及其他人类学者，都在寻求人类学中国化的发展道路。只是北派注重理论，提出一些比较系统的见解，更强调解决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南派则注重历史研究，力图以人类学的理论方法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史，并给国内各民族以系统的分类。
王建民：我不是特别同意南北两派的说法。它是人们饭后闲聊的一种说法，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流派。严格的学术理论流派是有许多界定的。可能在学术倾向上，以中山大学杨成志先生这样一个传承来说，他们有自己的学术倾向研究上的特点。我认为呢，在20世纪前半期，有三种学术倾向，在那个时候，实际上还没有形成真正的流派，只能说有了一些学术发展倾向。一个是中国功能主义学派，一个是中国历史学派，还有一个是中国文化学派，当然那时学派还没有真正建立，我说的是形成了这样三种学术流派的倾向。那么杨成志和梁钊韬比较偏向于历史文化这边。我个人觉得其实谈论学派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做出扎扎实实的研究。
与杨成志先生相比，梁钊韬先生在人类学与考古学、民族学等的融合方面比杨先生要做了更多的实践。杨成志先生虽然也有提倡，但在付诸实践上面，还是梁钊韬先生做得更多些。相对来说，杨成志先生的研究主要还是对每个地方的民族学田野研究作为主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梁钊韬先生在对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等方面的融合方面的研究作了更多的贡献。
南方日报：梁钊韬先生一直强调东西方的融合和跨学科之间的融合，包括将民族学与考古学等学科之间进行融合，互相印证、互相补充、互相综合，从而对历史性的事物，作出更深入细致的说明。如何看待他的这一治学主张？
黄淑娉：梁先生是民族考古学的先导者。他从人类学的观点出发，提出了“民族考古学”的新课题。1983年，他和张寿祺先生合写的《论民族考古学》中，就认为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必须重视民族考古学，认为过去民族与考古两门科学各搞各的，或“貌合神离”是不好的，应该合为一门科学。"民族考古学"之为"民族考古学"乃在于科学不断向前发展过程中，以"民族学"的方法和资料，跟"考古学"的方法和资料，与历史学的文献，互相印证、互相补充、互相综合，对于一些历史性的事物，作出更深入细致的说明”，并认为人类学、民族学和考古学都必须重视民族考古学。梁钊韬对广东南海西樵山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和研究，是他对我国考古学的又一大贡献。他在《广东南海西樵山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和对遗址性质的一些看法》一文中说：“我们从上世纪50年代起，为了探讨我国东南沿海新石器文化的具体内容，用以追索古代百越历史情况，曾将考古学、民族学、历史文献学加以结合作为印证和研究的途径。后来我们将这种做法名之为"民族考古"。”学者提出一个观点是很不容易的，梁先生提出的这个观点就是通过长期实践得来的。
总体来说，梁先生的学问很广泛。这也跟他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是受过多学科的训练有关。他本科开始就读的是厦门大学社会学系，受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郑德坤教授和著名的人类学家林惠祥的影响下，使得他在历史学、考古学和民族学上都是有所涉猎，后来转读中山大学历史系，指导他的老师有人类学家杨成志教授、民族史学家罗香林教授以及哲学史学家朱谦之等。后来，他进入中大研究生院深造，在导师杨成志教授和罗香林教授的精心指导下，除了继续攻读人类学、民族学外，还认真研究原始社会史及宗教学。
王建民：这个跟梁钊韬先生在中山大学接受的人类学训练有关。他在中山大学接受的就是按照人类学的四分支（注：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来训练的。在他的学术训练里，他就掌握了比较好的考古学方法和资料，同时因为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人类学受到限制，只能在考古学和民族学等领域做有限的研究，对少数民族的研究也是更多地强调历史发展，所以，他在这些方面有了更多的机会去做更好的学术实践。他原本的学术训练，加上他在五六十年代的学术实践，使得他在考古学、民族史、历史学这些方面就有了更多的体会和认识，可以把人类学和民族学、历史学等很好地结合。
学术精神
人类学家是用两条腿走出来的
南方日报：顾定国在《中国人类学逸史》中说“梁先生的一生是与他所倡导的学科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的”，经历中国人类学发展的沉浮，像杨成志、梁钊韬这一辈的学者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学术传统和精神？
黄淑娉：杨成志先生说：“人类学家是靠两条腿走出来的”，而在科研中，梁先生坚持“不经自己核实的材料不能用，不经自己深思熟虑的观点不要写”，他认为“作为人类学家，更要到现实中去寻找第一手资料，自己调查得到的材料，更为可贵。人类学的研究，既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又要有田野的实践，光有空洞的理论是没有说服力的。”可以看出，两位先生都十分重视实践和调查的作用。
中大的学术传统保留得是比较好的。人类学研究一定要去亲自调查才能有所发现。有的同学可能对于到偏远地区做调查有顾虑。我们以前做调查，交通很不方便，就靠两条腿，或骑马、上山、下山，有时候下着大雨都要骑马，人很困倦，跌下马醒来就发现自己躺在地上。现在各方面条件都已经好很多。
王建民：人类学是一个非常重视应用的学科，因此扎扎实实、勤勤恳恳地去做田野调查，取得一手资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学术研究要想取得成果，就必须吃得起苦，必须要花大量时间，集中精力，脚踏实地地做研究。老一辈中国人类学家在这一方面是做出了楷模。
《中国人类学逸史》实际上是以梁钊韬作为一个焦点，来写中国的人类学，梁钊韬这本书其实是想通过梁钊韬这个学者的经历来看整个中国人类学科的一个发展，通过把历史和个人联系起来，变得更生动具体。(南方日报 记者 吴敏 实习生 梁小丽 高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