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亮点扫描 勾勒具体而微的古代生活

（化石网cnfossil.com）据光明日报北京1月30日电（记者李韵、王笑妃）：1月30日，“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在京揭晓，四川省资阳市濛溪河旧石器时代遗址、福建省平潭县壳丘头新石器时代遗址群、湖北省荆门市屈家岭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省清涧县寨沟商代遗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西旁唐宋时期景教寺院遗址、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南部建筑遗址等6个项目榜上有名。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承办的“中国考古新发现”，被业内称为“六大”，每年评选出6个当年具有重大价值的考古项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上，本次入选的“六大”，共同为我们勾勒出具体而微的古人生产生活的生动画卷。

濛溪河遗址位于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遗址主要文化层距今7至5万年，是国际上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展示人和环境关系方面最清楚、最系统、全要素的遗址。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郑喆轩介绍，之所以称之为“全要素遗址”，是因为遗址不仅发现了石器，而且出现骨质、木质的生产工具，这种旧石器时代对有机质材料加工利用的实证，为世界罕见；这个遗址对动植物资源的利用是“大中小、水陆空、食肉食草”全包括，大到大型树木、小到植物种子，地上的熊、天上的鸟。

在这里发现的比例较高的接骨草和筋骨草，是中医的药用植物，这意味着在“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之前，古人类对植物性资源已有认识。同时，遗址还发现明确的用火痕迹，以及骨骼上的切割痕、刻划痕。其中刻划等行为在旧石器时代非常罕见，反映了早期古人类对精神世界的初步探索。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王幼平说：“对于公众，濛溪河遗址是复原了一个触手可及的远古时代的生活场景。几万年前生活在这个遗址的先人，他们对事物的认知和驾驭能力，大大刷新了我们对旧石器时代社会生活的认知。”

壳丘头遗址群包括福建平潭岛的壳丘头、西营、东花丘、龟山等遗址，距今7500至3000年。福建沿海地区被认为是南岛语族早期人群形成和向台湾扩散的重要出发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周振宇介绍，这个遗址群展示了南岛语族早期人群的衣食住行：他们的生计模式兼具大陆性和海洋性，各时期遗存均发现了丰富的海、陆生动物资源；西营、壳丘头遗址还发现7000多年前的植硅体水稻遗存，是中国东南沿海岛屿最早的水稻遗存；他们的仪式性公共活动发达，可能与航海、渔猎的生计模式有关。

“南岛语族早期人群海洋性、大陆性兼备的特征，符合南岛语族起源于大陆，并向海洋扩散的逻辑特征。”周振宇说。分子生物学的初步研究表明，平潭史前人群和中国南方和东南亚族群有较近的遗传关系，同样表明南岛语族早期人群的大陆来源。植物考古研究则发现，水稻和粟在距今4800至4600年期间传入台湾地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指出，平潭岛系列考古发现，加深了我们对中华文明海洋性的认识。

屈家岭遗址位于湖北省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以屈家岭为核心，是包括殷家岭、钟家岭、冢子坝和杨湾等十余处地点为一体的新石器时代大型遗址。

近年来，考古学者在这里发现多组因势而建、规模庞大的史前水利系统，并对熊家岭、郑畈两处水利系统展开详细考古调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戴向明说：“水利系统的发现，实际上把屈家岭遗址群串联成一个整体，成为实证长江中游文明起源的重要大遗址。”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陶洋介绍，在水坝营建中，许多细节体现出古人的智慧，比如，古人将呈南高北低走势且自然分布的基岩面用作溢洪道，展示出“因地制宜”的科学建设理念。

屈家岭遗址复杂的水利系统，集抗旱与防洪、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等多种功能于一体，标志着史前先民的治水理念从最初被动地防水、御水，转变为主动地控水、用水，实现了从适应自然到改造自然的跨越。

寨沟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解家沟镇寨沟村，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是陕北规模最大的商代中心聚落遗址。

殷墟甲骨文记载，商代晚期商王朝周边方国林立。陕北高原曾是商代方国重要分布区域之一。寨沟商代遗址首次发现殷商文化圈以外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等级最高的甲字形贵族大墓。“出土的金耳环、蛇首匕、陶器则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反映了黄土丘陵地区与商王朝之间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商王朝对周边地区的影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孙战伟介绍。

遗址还发现了一批殷墟风格突出的陶范。北京联合大学教授雷兴山表示：“发现成熟精细的陶范，证明至少有一部分青铜器是出自这里，而不是在殷墟铸造完拿回来的，也说明这里的青铜器铸造工艺水平之高。”

西旁景教寺院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的火焰山南麓，遗址年代约为唐至宋代，是国内外罕见的现存景教遗址之一。

唐朝时，景教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刘文锁介绍，西旁景教寺院(修道院)建筑保存较为完好，结构完整，近年来出土了大批重要文物，尤其是多语种文献。经初步识别，包括汉文、叙利亚文、粟特文、回鹘文等，其中还有一些双面书写文献，一面是汉文佛经或道经，一面是回鹘语景教文献或叙利亚语景教文献。

近年来，遗址出土186件壁画残片，“壁画颜料、画风和新疆多地发现的壁画十分相仿，是不同宗教互鉴的痕迹。”刘文锁说。

“多种语言文字、多种宗教同时出现在这里，正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体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郭物说。

辽上京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东南。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对辽上京皇城南部大型建筑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与发掘，主要发掘了两座大型院落及其主殿、配殿等四座单体建筑，以及回廊、院墙等附属建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汪盈介绍，以往发掘所见的辽代大型宫殿建筑均为坐西朝东，本次发掘的院落是首次在辽上京皇城内发现的辽代始建的大型坐北朝南的建筑。“契丹和中原汉地接触后，大量接受汉地文化熏陶，新发现的南向大型建筑，应该就是契丹民族接受汉地文化的重要证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说。

“结合文献记载，本次发掘的皇城南部大型建筑遗址规模庞大、等级高、位置显赫，可能与《辽史》所载的皇家寺院、孔庙、国子监、衙署等重要辽代早期建筑相关。”汪盈介绍。

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入选项目获颁奖牌。中新网记者 孙自法 摄

（化石网cnfossil.com）据中新网北京1月30日电 (记者 孙自法）：备受关注的“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1月30日在北京揭晓发布，四川资阳市濛溪河旧石器时代遗址、福建平潭县壳丘头新石器时代遗址群、湖北荆门市屈家岭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清涧县寨沟商代遗址、新疆吐鲁番市西旁唐宋时期景教寺院遗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南部建筑遗址等六大遗址发掘研究项目入选。

另有七个遗址项目入围“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它们分别是：河南叶县余庄龙山文化遗址、内蒙古清水河县后城咀新石器时代石城址、河南郑州市书院街商代贵族墓地、青海都兰县夏尔雅玛可布青铜时代遗址、甘肃礼县四角坪秦代礼制建筑遗址、新疆喀什市汉唐时期莫尔寺遗址、山西霍州市陈村金至清时期瓷窑址。

此外，肯尼亚共和国博高利亚湖旧石器时代遗址入选2023年国外考古新发现，该遗址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市考古研究院、肯尼亚国家博物馆合作进行考古发掘研究。

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入选和入围项目，在当天举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上正式发布。据了解，该论坛创始于2002年，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社承办的新时期中国考古学术讲坛，是中国最新考古信息的交流平台、重大考古发现的展示舞台和考古新进展的学术讲台，旨在促进考古学术交流、推动新时期中国考古事业繁荣与发展。

（化石网cnfossil.com）据人民日报：为文明起源演进提供重要研究样本（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濛溪河遗址是具有丰富植物性遗存的遗址，将改写人类利用植物的历史”“屈家岭遗址的水利系统，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有水坝的水利系统”……1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发布会现场，专家们热烈讨论。

专家委员会从30多项考古新发现申请中，评选出6项入选项目和6项入围项目。四川资阳市濛溪河旧石器时代遗址、福建平潭县壳丘头新石器时代遗址群、湖北荆门市屈家岭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清涧县寨沟商代遗址、新疆吐鲁番市西旁唐宋时期景教寺院遗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南部建筑遗址等6项入选“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入选项目具有课题意识强、学术价值高等特点，科学精细发掘、多学科综合研究，为未来进一步考古与研究打下基础。

四川资阳市濛溪河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关键词是“植物”，从世界考古发现的角度看都很罕见。

“由于时代久远，旧石器时代遗址的有机物很少能保存下来，一般仅能发现大量石器和少量动物化石。我们常说旧石器时代是狩猎采集社会，狩猎的证据多一点，采集的情况却往往只能停留在想象中，或依靠有限的孢粉和植硅石等进行间接判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所长郑喆轩介绍。

濛溪河遗址特殊的饱水埋藏环境，让大量肉眼可见的植物遗存得以完整保存，包括大型树木及橡果、李等30余科若干种的植物种子，其中部分植物，如胡桃科的核桃和蔷薇科的桃等，都是首次发现。该遗址还发现了比例较高的接骨草和筋骨草，是传统中药里的药用植物。

对资源的广谱化利用，以往被认为是旧新石器过渡阶段才普遍出现，发生在距今约1万年。目前国际最早的植物广谱利用的可靠证据发生在距今约2万年，而濛溪河遗址很可能把古人类广谱利用植物的历史一下子提到了六七万年前。

遗址出土的多件骨头、石头、橡果等遗存上，存在各种刻划线条，包括平行线、十字交叉等不同图案。这是国内迄今发现最早的一批刻划行为，有专家认为，这显示了古人艺术的萌芽。

其中一件动物化石上的“超微型刻划痕”令人惊叹。3.5毫米的长度内，分布着11道长短不一、有一定规律的痕迹。考古队队员与国内外环境考古、动物考古和痕迹学等领域的专家反复研究讨论，认为这种痕迹几乎不可能是自然形成的。郑喆轩希望未来能通过更科学系统的研究揭开谜底。

经过6年多的发掘，福建平潭县壳丘头新石器时代遗址群有了重要收获。遗址群位于福建平潭岛，沿海岸山体东麓背风坡地连续分布，包括壳丘头、西营、东花丘、龟山等遗址。“壳丘头遗址呈现出我国沿海地区年代最早、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史前聚落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周振宇介绍，此次考古发现建立了东南沿海岛屿地区距今7500—3000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全面呈现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7000年以来的史前聚落形态及其变化发展规律。

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研究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重要内容。在多学科研究支撑下，对南岛语族早期人群体质特征和生计模式的探索成果颇丰。西营、壳丘头遗址发现的植硅体水稻遗存可追溯至7000多年前，这是中国东南沿海岛屿最早的水稻遗存。

“海洋文明的发展进程十分复杂，比如井头山遗址就具有明显的海洋性，但到河姆渡遗址，海生鱼类遗迹发现却非常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说，壳丘头遗址的研究，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继续探讨。

提到湖北荆门市屈家岭新石器时代遗址，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戴向明认为，熊家岭水利系统的发现具有重大意义。“长江流域多处遗址均发现了水利系统，比如良渚水坝，它的发现揭开了对良渚文化的新认识，又比如石家河、屈家岭……这些发现都是在区域性中心聚落发现的，是聚落人口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的结果。”

熊家岭水利系统包括水坝、蓄水区、灌溉区和溢洪道等构成要素。水坝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坝的年代为距今5100—4900年，是迄今发现最早且明确的水利设施。两期坝体的各层堆积中，绝大多数都掺有禾本科植物根茎。

“屈家岭遗址发现最早的有水坝的水利系统，标志着史前人类的治水理念从最初被动地防水、御水转变为主动地控水、用水，实现了从适应自然到改造自然的跨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陶洋说。

同时，屈家岭遗址还发现了黄土台基和众多规模庞大、建造工艺考究的“磉墩”，是迄今发现“磉墩”的最早形态。其规划理念、布局演变和社会结构传统，反映了长江中游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文明路径，为考察史前水利社会的形成和发展、长江中游文明的起源和演进提供了重要研究样本。

陕西清涧县寨沟商代遗址的发现，解答了困扰研究人员很久的诸多困惑。殷墟甲骨文记载，商代晚期商王朝周边方国林立。以往考古工作显示，陕北高原曾是商代方国重要分布区域之一，但其聚落结构和社会形态仍不清晰。陕西清涧县寨沟商代遗址的发现，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最新材料。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孙战伟介绍，寨沟遗址出土了东亚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双辕车，制作精美考究。出土的青铜车马器、玉器、骨器、漆器与殷墟商王陵文物的高度相似性，揭示了这一地区与商王朝之间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

北京联合大学校长雷兴山教授介绍：“寨沟体量巨大的夯土建筑令人印象深刻。16米高的城体，还有石块包边，和石峁的风格很相似。在田野考古中总结出的这一区域所特有的‘多峁一体’的聚落分布形态，丰富了学界对于商文明的形成、模式与特质的认知。”

新疆吐鲁番市西旁唐宋时期景教寺院遗址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研究和文化遗产价值。中山大学教授刘文锁介绍，中山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学研究院于2021年开始联合考古发掘。由于遗址分布在一座山丘上，先后进行的两次考古发掘，采用“虚拟布方”加“实际布方”的方式，发现了遗址岗顶区的主体建筑遗迹及山坡上的部分遗迹。从布局上看，它们以南北向排列的3组建筑组合为中心，大致呈东西向分布。岗顶区房屋的功用，推测还有储藏室、图书室、厨房、寝室、酒窖等。在每区建筑物中均存在复杂的改建、增建、重修及叠压迹象。出土了大批重要文物，尤其是多语种文献，其数量达到876件（组），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考古室研究员郭物介绍，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受到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保存如此完整的遗迹和丰富的文物，为研究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等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后续的文书修复与释读将会掀起研究热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和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的辽上京考古队，通过10多年系统的考古勘探和发掘，拼缀出辽上京宫城的形制规模、东向轴线等关键性布局和沿革。编号为一号建筑基址的院落，经过3次营建，建筑朝向均为南向，院落的轴线方向、位置和整体规模、布局在辽金两代沿用未变。同时，确认了几座大型建筑基址在多次营建中保存下来的夯土台基和相应的地面关系，丰富了对辽代建筑形制结构和营造做法的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多年来持续在都城考古的理念与方法上进行探索，为城市考古提供了参照。”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说，在遗址保护的前提下，用有限面积的精细化发掘和关键性解剖，来确认平面布局、营建和使用的时代关系等，丰富了都城考古学的理念。“之前的考古发掘，发现并确认了宫城东门、宫城内一组东向的大型建筑院落，整体呈东西向轴线布局。此次揭示出的南向大型建筑，可能是辽上京西南分布的孔庙、国子监等重要辽代早期建筑，吸纳了中原建筑的一些传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汪盈说。

（化石网cnfossil.com）据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姚永忠 综合新华社、央视新闻）：1月30日，资阳濛溪河遗址入选“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俗称“六大考古新发现”)，成为四川省继稻城皮洛遗址之外，又一个斩获全国考古大奖的旧石器考古项目。此次评选竞争激烈，濛溪河遗址为何能够脱颖而出？

1月30日，“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上揭晓。四川资阳市濛溪河旧石器时代遗址、福建平潭县壳丘头新石器时代遗址群、湖北荆门市屈家岭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清涧县寨沟商代遗址、新疆吐鲁番市西旁唐宋时期景教寺院遗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南部建筑遗址等6个项目入选。

此外，河南叶县余庄龙山文化遗址、内蒙古清水河县后城咀新石器时代石城址、河南郑州市书院街商代贵族墓地、青海都兰县夏尔雅玛可布青铜时代遗址、甘肃礼县四角坪秦代礼制建筑遗址、新疆喀什市汉唐时期莫尔寺遗址、山西霍州市陈村金至清时期瓷窑址等被评为入围项目。

濛溪河遗址位于四川省资阳市，川东丘陵地区，沱江支流濛溪河中上游左岸，西距资阳人遗址直线约35千米。遗址发现于2021年9月，因洪水冲垮五一水坝及附近河岸被发现，同步开展旧石器考古专项调查，发现11个文化堆积有关联的遗址，构成濛溪河遗址群。

经初步但系统的环境考古与埋藏学分析，遗址为古人类多次在水边的占据并随着水的进退导致人类栖居的进退所形成，文化层基本为原地埋藏。另外，文化层分布在濛溪河现在的平水位以下，为特殊的饱水埋藏环境，得以保留大量有机质材料。经碳十四测年，遗址文化层年代超过常规测年上限(距今约4.35万年)，经光释光初步系统测年，遗址文化层距今约5万～7万年，处在现代人起源扩散的关键阶段。

经发掘，遗址发现非常丰富多样的遗物，2023年已出土石器、动物化石及碎屑10.5万余件，另有数以万计的植物遗存和少量木器、骨器及其他遗存。此外，还发现有用火、切割、刻划、琢制等痕迹。

项目负责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研究所所长郑喆轩介绍，旧石器遗址往往因为年代久远，考古发掘时一般只能剩下地层或者石器，而濛溪河遗址出土了丰富的动植物遗存、发现了大量石器，是一处罕见的全要素旧石器遗址，在同期、同类遗址中前所未有。

记者在濛溪河遗址发掘现场看到，遗址出土的编号文物堆得密密麻麻。2023年，遗址已出土石器、动物化石及碎屑10.5万余件，另有数以万计的植物遗存和少量木器、骨器及其他遗存。郑喆轩介绍，“这些动物化石包括了象、犀牛、熊、牛、鹿、猕猴、鱼、龟、蛇、蛙、鸟、豪猪、竹鼠等至少30多个种类，包含大中小、水陆空、食肉食草类等几乎所有大类型的动物，显示出古人类对动物资源的深刻认识和广谱化的狩猎能力，是国内最早发现大规模水生动物遗存的遗址，最早发现鸟类和明确利用食肉动物的遗址之一。”

植物遗存也十分丰富。遗址现场，多根倒卧的乌木体量巨大，极具视觉冲击力。研究人员对一根长达9.6米的乌木进行测定，发现其已有160年的树龄。工作人员还从遗址泥土中浮选出数以万计的植物遗存，包括了30余科的植物种子和果实。有意思的是，这些种子和果实以人类可食用范畴的为主。郑喆轩介绍，遗址出土的种子包括了核桃、橡子等坚果类的壳斗科，也有桃、葡萄等水果类的蔷薇科，另发现有块茎类的莎草科。其中，核桃是目前世界旧石器遗址中最早的发现。不仅如此，遗址还发现了比例较高的接骨草和筋骨草，是中医中治疗跌打损伤、舒筋活血的药用植物，可能蕴含着药用植物早期利用的行为。

郑喆轩表示，植物的广谱化利用以前被认为是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才开始。“但濛溪河遗址中大量植物遗存的发现，说明这里的远古人类对植物性资源已有深刻认识和利用，将极大地改写史前人类对植物的利用历史。此外，丰富的全要素动植物资源也为深入了解当时的环境、气候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材料。”

在旧石器时代，东亚地区的南方往往使用大的砾石石器，然而濛溪河遗址发现的石器具有不同特点：以特殊的硅化木作为主要原料并加工成小型工具，是南方大石器世界里的小石器，呈现出石器文化本身的特殊性和晚更新世人类文化的复杂性。此外，遗址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骨器。其中一把可能是大型哺乳动物骨头加工成的骨椎，可以明显看出在一端修整出了锐利的尖端。

郑喆轩介绍，针对石器的岩性分析表明，整个濛溪河遗址群调查及发掘的石器超过95%是由硅化木作为原料，是对单一特殊原料的强化利用。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看来，这种对原材料的利用非常难能可贵。“因为濛溪河石器原料缺乏，当地基岩是疏松的砂岩，无法做成工具，古代人类就发挥聪明才智，把硅化木甚至动物骨骼和木头做成工具，这些工具所体现的技术和文化，反映了当时的人类为了适应本地环境资源条件，在如何获取工具资源上所体现的智慧。”

最难能可贵的是，濛溪河遗址发现了大量人类用火、切割、刻划、琢制等痕迹。

郑喆轩说，考古人员在清理遗址时，在其中一个区域内发现了碳化的木头和烧过的剑齿象上下颌，可能是远古先民用火加工消费象头的行为。此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烧焦的橡果，同样推测可能和用火加工有关。

如果说远古人类的用火证据在距今约70万年的北京人遗址就已发现，那濛溪河遗址发现了带人工切割痕和刻划痕的动物骨骼，则更加珍贵。在出土的一块熊趾骨上，可以看到切割痕迹，可能是远古人类“敲骨吸髓”的分食行为造成，同时，狩猎熊等大型食肉动物哪怕放在现代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对熊以及象、犀牛等巨型动物的猎取反映了高超的狩猎能力和技术能力的进步。另一块骨头则可以看到在3.5毫米长的距离内，出现了十余根长短不一却平行的划痕；还有动物骨骼则出现了“X”状划痕。研究人员认为，在旧石器时代，远古人类的采集、狩猎行为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如今濛溪河遗址出现的非功利性刻划痕迹，极可能代表的是早期人类对精神世界的探索，应该是早期艺术的萌芽或者早期的象征性行为。据介绍，同时期的这种划痕在亚洲甚至世界范围内都极为罕见，它们与用火痕迹等一起，为研究远古人类认知能力发展提供了珍贵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