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洞沟遗址发现100周年“展播”——远古遗珍的宁夏发现与光泽

水洞沟遗址发现100周年“展播”——远古遗珍的宁夏发现与光泽

水洞沟遗址发现100周年“展播”——远古遗珍的宁夏发现与光泽

(化石网)据宁夏日报(记者 王 刚 实习生 李 卉):1923年,水洞沟旧石器时代遗址被发现,开启了宁夏现代考古新纪元。100年来,宁夏考古人历经数次科学系统考古发掘与研究,建立了宁夏地域历史发展的考古学时空框架,丰富了宁夏的历史文化内涵。

宁夏考古在中华乃至世界文明史上有哪些重要贡献和成就?7月19日,水洞沟遗址发现100周年暨新时代宁夏考古工作新闻发布会在银川举行。这场会议给考古爱好者上了一堂宁夏历史大课,也交出了一张漂亮的成绩单。

见证“百万年的人类史、1万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

党的十八大以来,宁夏考古工作者积极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项目,相继开展了灵武水洞沟遗址、青铜峡鸽子山遗址旧石器时代遗址、隆德沙塘北塬遗址、周家嘴头新石器时代遗址、彭阳姚河塬商周遗址、盐池张家场汉代城址、贺兰山苏峪口西夏瓷窑址、固原开城安西王府元代遗址等考古发掘项目。开展了彭阳红河流域、六盘山东麓、罗山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和石窟寺专项考古调查研究项目。其中,2个项目同时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2个项目入选“中国考古新发现”,2个项目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在考古发掘研究的基础上,建成西夏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水洞沟遗址获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立项。

持续推进考古成果的整理、阐释工作,先后出版考古报告、学术论文集40余部。《西夏六号陵》荣获2013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水洞沟:2003—2007年度考古发掘与研究报告》荣获“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研究成果金鼎奖,《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荣获全国文博考古最佳论著。《须弥山石窟考古报告·圆光寺区》首次在考古调查工作中引入数字化技术,为石窟寺考古报告编写树立典范。持续加强出土文物保护,相继组织开展同心倒墩子、王大户青铜器修复保护项目,固原南塬M1401墓葬出土壁画和固原城西墓地出土金属质文物等文保修复项目,修复保护了一批珍贵文物。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有关负责人张玉进说,在新时代宁夏考古取得的重要成就中,灵武水洞沟遗址、青铜峡鸽子山遗址、彭阳姚河塬遗址、盐池张家场城址、贺兰苏峪口瓷窑址、固原开成安西王府遗址,因其多样的文化遗存和独特的学术价值闻名于考古学界,对深入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历程,丰富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1万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具有重要意义。

水洞沟遗址——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

水洞沟遗址于1923年发现并首次发掘,是中国最早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水洞沟遗址发现和发掘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开篇,纠正了“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论断,水洞沟遗址也被誉为“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

一个世纪以来,水洞沟遗址共进行了6次大规模发掘,共计发现了12个旧石器遗址点,构成了分布于边沟河两岸的水洞沟遗址群。在跨越距今4万年至1万年左右的漫长时间里,水洞沟的古人类留下了大量的石器、骨器、装饰品、动物骨骼化石以及火塘等数以万计的遗物、遗迹。水洞沟遗址因其特殊的石器技术,不同时期的人群变化,复杂的环境演化背景,成为中国北方乃至东亚地区最为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对解决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东西方文化与人群交流以及农业起源等一系列国际重大课题有着重要的作用。目前,以水洞沟遗址考古材料为研究对象,出版发掘报告3部,博士、硕士论文10余篇,国内外期刊发表理论研究文章百余篇。2021年,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水洞沟遗址入选中国考古“百年百大考古发现”。2022年,水洞沟遗址成功入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水洞沟遗址是中国旧石器考古的发祥地,它的百年历程也是中国旧石器考古产生、发展、壮大的过程,见证了一代又一代旧石器考古学家孜孜不倦的探索之路。历久弥新,在新的百年起点上,水洞沟遗址将继续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文旅融合等方面发光发热,为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不断前进贡献力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高星说。

鸽子山遗址——西北地区史前遗址的远古遗珍

遗址出土各类文化遗物数万件、数十处结构性火塘遗迹,更为重要的是在距今万年前的地层中揭露了20余处柱洞的建筑类遗迹,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建筑类遗迹,在整个东亚地区也十分少见,对于研究旧石器时代末期人类的居址形态和生存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此外,鸽子山遗址出土较多鸵鸟蛋皮装饰品和复杂纹饰鹿牙装饰品,反映了万年前古人类的审美和精巧的钻孔工艺技术。鸽子山遗址也因此入选2016年度“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获2017年“田野考古一等奖”。

姚河塬遗址——周人经略西北地区的前哨基地

姚河塬遗址是西北地区首次发现的西周封国都邑城址,城址面积92万平方米,有城墙、城壕、建筑基址、铸铜作坊、制陶作坊、诸侯国君大墓、渠池、道路等遗迹。宁夏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马强告诉记者,发掘过程中出土的甲骨有“入戎于获侯”的刻辞,表明姚河塬城址是西周分封的史籍失载的获国都邑城址,是目前发现的周人最西北的军事前哨基地。通过近年来持续的考古发掘,明晰了姚河塬获国城址是从西周早期延续到春秋早期,是具有连续性的周文化在西北地区拱卫周王室的桥头堡。姚河塬遗址曾获评“2017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国田野考古二等奖”“202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张家场城址——为研究秦汉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张家场城址是目前河套地区一座规模较大、出土文物丰富的秦汉时期的古城遗址,作为汉代西部边城,其历史文化内涵的发掘,对于探讨秦汉时期王朝管理下的西北边地城邑的城址格局与功能、中原王朝与西北边地的关系,探索秦汉以来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内在动力、国家形态与特征,研究西北边地考古学文化、民族关系及其与中央政权的关系等具有重要意义,是珍贵的考古学实例,为研究秦汉文化交流、民族融合、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苏峪口瓷窑址——发现了一个新的窑业类型:贺兰窑

发掘的两座瓷窑址首次揭示了西夏高超的瓷器烧造技艺。其产品均为不施化妆土的精细白瓷,与西夏陵、贺兰山东麓的西夏离宫遗址等出土的精细白瓷基本一致,可确定这是西夏宫廷用瓷的烧造地,另外,以煤为燃料也和河北定窑等窑场同步,用玛瑙、石英入釉和河南汝窑技术相关,同时也吸收了南方景德镇窑等先进的技术,反映出两宋时期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实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进程。因此,苏峪口瓷窑址被评为“202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苏峪口瓷窑遗址考古挖掘项目领队柴平平告诉记者,考古人员揭露了保存好、结构完整的古代制瓷作坊,首次发现在浙江上林湖以外地区大规模采用釉封匣钵口的装烧技术,尤其是首次发现在制瓷中大量使用石英的制瓷技术,这在我国的窑业技术上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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