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生物专业人才培养状况如何

古生物与地层学是基础地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工作成果如何，直接影响着基础地质调查资料的详实程度和准确程度，也是影响找矿进程不可忽略的因素。

一流的人才是产生一流成果的关键。在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冲击之后，我国报考古生物专业的人才急剧减少，即便是该专业毕业的人才也大量流失了。而且，在我国高校的学科设置和改革过程中，很多高校曾在一段时间内甚至取消了古生物专业。这些都对我国古生物学科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时至今日，我国古生物学科人才队伍严重萎缩，新老交替的人才断层问题特别严重，后备人才明显不足，很多地勘单位更是出现了“无人能做古生物工作”的尴尬局面。因此，如何培养和保持一支与国家建设、国际前沿研究相适应的高水平的古生物学专业人才队伍，更好地为地质找矿服务，已成为业界专家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副校长、博士生导师王训练教授就提出，教育不可急功近利，高校应回归教书育人的功能。而作为长期从事古生物教学和研究的专家，王训练对于我国古生物专业的发展方向和人才培养模式也进行了思考并给出了建议。

那么，目前我国古生物专业的人才培养状况如何？古生物专业如何才能可持续发展？应对解决古生物地层人才接续问题，高校应承担怎样的角色？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王训练教授。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就社会功能来说，古生物专业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近些年又有哪些发展变化？

王训练：古生物专业涉及的面不宽，实事求是地说，就是一个专家型的学科。在国外，这个专业最初其实可以说是“贵族人”的业余爱好。因为古生物化石具备观赏性和收藏性，但对它的研究工作持续时间长、投入大，并不会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只有“有钱人”才“玩”得起。

古生物专业的服务对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生物学方面，它可以研究从现代到古代生物的反演过程，完善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一定程度上为推测提供验证；地质学方面，能够为基础地质研究提供最重要的时间和空间的尺度；其他还包括古环境学、古地理学等很多学科。

记者：一些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如同位素定年技术，对古生物研究在基础地质工作中起到的作用是否有所冲击？

王训练：同位素定年技术是不可能冲击到古生物研究在基础地质研究中的地位的，二者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并不矛盾。

这是因为：首先，古生物学具备为生物学服务的功能，而且这个功能体现得越来越明显。其次，在地质工作中，古生物标准化石的比对性非常好，一旦发现特定的化石，就会很明确地知道它所对应的年代。而且，用来做同位素定年的一般都是老地层的花岗岩，里面没有化石，在某些层位也不一定能采到合适的样品。第三，古生物学研究不仅能为研究地球演化提供时空坐标，还能提供地球演化历史事件的很多信息。再精确的同位素定年也只能提供时间信息，并无地球演化历史事件的内容。

现在在地学界，如果同位素的鉴定结果与古生物化石的鉴定结果发生矛盾时，人们肯定会相信古生物化石的鉴定结果。因为化石鉴定的依据可靠，标定的是相对年代，而同位素标定的是绝对年龄。并且，同位素的鉴定结果取决于样品的纯度、仪器的精度、仪器操作者的技术水平，不确定因素太多，很容易造成鉴定结果出现很大的误差。

记者：我国古生物专业人才的培养经历了哪些波折？目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古生物专业招生规模有什么变化？

王训练：我国古生物人才培养的顶峰时期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3所高校都开设有古生物的本科专业，每年培养出约100名学生。到80年代后期，很多高校的古生物专业毕业生遭遇到就业困难问题。直到90年代进行学科改革的时候，很多学校不得不停办古生物专业，不再招收该专业的学生。

近些年来，我国古生物方面的专业人才不断流失。这与现在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关，很多生产单位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以追求直接经济效益为主要目的，不再重视古生物等基础地质工作，甚至忽视古生物工作在整个基础地质工作中的基础性作用，导致很多古生物方面的人才为了解决生活问题，不得不转行从事其他工作。而就算是从事古生物方面地质工作的职工，收入也普遍偏低，这也是这方面人才不断流失的重要原因。

近几年来，中国地质大学招收的古生物专业的研究生并不多，因为这个专业涉及的面太窄、人才需求量也有限，不适合大批招收研究生，大量招生只会扰乱这个专业毕业生的人才市场。而且，在古生物专业的招生过程中，研究生的研究方向会被分得很细，包括像沉积古地理学、构造古地理学、地层学等多个方向，也并不是一味都是古生物分类专业的方向。

与矿床学这样的专业相比，古生物专业的招生规模就小得多了。因为矿床学专业所培养的人才，在社会上的需求量很大。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对能源和资源有着强烈的依赖性，再加上现在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方面的工作往往对应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很多人愿意去从事这一类工作。而这一行业的壮大，也导致了对和矿产资源直接相关的专业人才需求量的增加。

我个人认为，本科阶段不应大量招收古生物专业的学生，这个专业的人才培养应该从研究生阶段开始。

记者：如果学生在研究生阶段才选择学习古生物专业，3年的时间能够积累专业知识的厚度吗？

王训练：如果可以满足3个前提条件，硕士生是可以用3年时间积累一定专业知识的。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学生对古生物专业要感兴趣，并且学习态度认真、端正，不是为了混文凭；其次，研究生的本科专业为生物学或者地质学，已经具备一定程度的基础知识；最后，学校要尽可能创造条件，为学生提供充足的实践机会。

记者：国外从事古生物研究的机构有哪些？他们的科研经费投入情况怎样？

王训练：国外进行古生物专业研究的机构基本上有3类。

第一类是博物馆，也是最主要的研究单位。因为博物馆的藏品很多，古生物化石的藏品尤其丰富，具备进行古生物专业研究的优势条件；另外，博物馆一般都有专门的研究经费，不需要研究者再煞费苦心地去拿项目、争经费，只要一心想做研究，研究经费基本不算太大的问题，研究者也不会因为做学术研究而“下岗”。第二类是高校，前提也是有人对古生物的学术研究感兴趣，很多老师在教学之余会做一些研究。第三类是国家级的研究部门，像国内的南京古生物研究所、北京古脊椎所，美国的斯密逊博物研究院等。

近几年由于国际上经济大环境不好，对古生物科研经费的投入也有所影响，对这几个类别的研究机构都有所冲击。加之古生物专业是一个“长线专业”，短期内几乎不可能带来经济收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该专业科研经费的投入及其发展。

记者：我国的研究机构在古生物人才培养和研究经费审批过程中存在哪些困难？

王训练：说实话，跟其他很多国家比起来，我国是申请到古生物研究经费相对较容易的国家之一，并且古生物专业面临的“灭顶之灾”在我国体现得还不是最明显的。就中国地质大学来讲，近年来，古生物专业的科研经费持续增加，经费投入还是相对充裕的。

其实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经费，而是年轻人的接续问题。比如南京古生物研究所，以前各个门类的化石都有人做研究工作，但随着一批老专家的去世或者退休，现在很多门类的化石已经没人接着做研究了。

从学校的角度来讲，我们首先要考虑古生物专业的学生毕业后能否就业的问题，而科研经费的多少跟学生的就业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如果一名学生在我校读了几年研究生后反而不好就业了，那以后还有谁会选择来读书呢？从我个人来讲，作为一名教师，如果我仅仅是教学生一门虚无缥缈的“手艺”，但这门“手艺”又无法让学生找到合适的工作，那这将会成为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作为我校研究生院的院长，我对学生的就业问题也是优先考虑的，这不仅是对学生负责，也是对家长负责，更是对社会负责。

记者：在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如今的地质工作中普遍存在“重勘探轻基础”的现象，这是否会成为影响古生物人才培养和成长的一个阻碍因素呢？

王训练：基础地质工作应该由国家公益性地质勘探力量来承担，不应该由商业性勘探力量来承担。因为商业性勘探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不重视基础地质研究也是可以理解的。国家可以从管理机制上着手，要求商业性地勘工作在获得利润后对基础地质工作进行反哺。

我国幅员辽阔，基础地质工作的资金投入和工作量都很大。而且，因为基础地质工作服务的本体不具体，只能说是为国家服务，并且也不能立竿见影地带来经济效益，所以这部分工作必须由国家牵头的公益性地勘承担起来并发挥主力作用。

打个比方，如果你让大数学家陈景润去“创收”，那他可能不但不能“摘下哥德巴赫猜想的明珠”，恐怕连解决温饱都成问题。同样，用古生物的专业知识直接去找矿，基本也不太可能实现。因此，地质事业要发展起来，首先必须要重视像古生物这样的基础研究工作，而且要理解这是获得经济效益的必要前提，并且要切实为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记者：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古生物教学与研究的专家，您对该专业以后的发展有何建议？

王训练：我认为，首先不宜投入大规模的本科师资。因为，其实社会对古生物专业人才的需求量并不大，而且高中生在选择本科专业的时候相对会比较盲目。学生只有通过大学阶段的学习，对地学领域的各个专业都有所了解以后，发现自己确实对古生物专业有兴趣，并且认为自己能够“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然后才可能会在研究生阶段学习这个专业。这样比较合理，也比较适合我国目前的情况。

其次，最好把对古生物专业人才的培养定位在硕士起步，博士延续。根据我的经验，如果一名学生在硕士阶段是非古生物专业，到博士阶段再来学习古生物，难度非常大。

另外，对于国家的基础地质工作，在整个项目规划中必须保证两点。一是要对古生物方面的工作提出具体要求，比如在填图过程中，整个图填下来需要采集化石的样品数、精确程度等。二是要对项目提供经费保障。上个世纪50年代那种不计成本地去采化石的工作方式放在现在不太合适，没有经费保障估计也很难有人愿意无偿去从事古生物方面的地质工作。

再者，国家要从自然科学基金层面对这一类服务国家的基础学科给予倾斜，并可设立专门的经费予以保障。

此外，要动员其他社会力量，吸引更多优秀的学生学习古生物专业。可以设立奖学金对该专业的学生予以资助、鼓励和引导，并对开设这类学科的高校进行适当的保护。

最后，商业性的地质工作虽然风险大，但一旦获利，其对应的经济效益也是很高的。国家应该有相应的政策措施来引导和要求商业性地质开发从业者对基础地质工作进行反哺，让其明白，进入地质勘探行业，就有支持基础地质工作的义务和责任。

记者：现在，全国各地很多单位都将发现的化石送到业内很权威的南京古生物研究所去做鉴定，大大超过了它的承载能力，您认为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王训练：这种现象很不合理。古生物化石的鉴定是一个精细的、专业性极强的工作，必须要有长时间、大量的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并且鉴定结果也必须要有权威专家的签字才有效。大家都把化石标本送到南古所去鉴定，其实也说明我国现阶段在鉴定古生物化石方面权威专家的匮乏。其实南古所也没有为全国所有地质单位鉴定化石的义务，大量的化石送过去反而会影响综合效率。

我认为，有两条途径可以缓解这个问题。首先，每个省可以建立自己少量的古生物队伍，做一些基础性鉴定工作。如果仅仅是需要鉴定出大的化石类别和大致时代，一般从事古生物化石鉴定工作的人都可以做到。然后，如果某些单位有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专门人才或专家，可以先自行详细鉴定，而后将鉴定结果与权威专家进行讨论，并最终得出一致的鉴定结果。

记者：您认为地勘企业和单位应该为保护和培养古生物专业人才做些什么?

王训练：首先，应该对以后有长远的规划。研究古生物的队伍对于地勘单位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单位应该有专门的机制来培养相关专业的年轻人。对于那些做事踏实并对古生物工作确实感兴趣的年轻人，单位就可以重点培养，给予他们出去进修的机会，形成自己的人才培养机制。

其次，要保证单位里从事古生物方面工作的职工至少维持中等收入，并且工作不受歧视。合理使用制度约束和个人兴趣相结合的方式，保证有人从事古生物工作，并保持从事古生物工作与其他专业工作经济收入上的相对平衡。

中国矿业报 刘晓慧 周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