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河套）人”及萨拉乌苏遗址发现九十周年
编前：1922年，世界考古学界曾发生了两起轰动事件：一是埃及图坦卡门法老墓的发现；一是远东地区人类化石——中国“鄂尔多斯（河套）人”的面世。九十年过去了，前者因所出土的数千件精美绝伦古埃及文物、充满神奇色彩的图坦卡门咒语以及围绕这位生活于3300年前古埃及最年轻国王（法老）的身世、死亡等重重谜雾，每每提及仍令世人震惊不已；而后者也因其在探讨现代人起源、东西方文化交流等领域的特殊地位，同样令学界对其关注程度依旧不减当年。
公元1922年夏天的鄂尔多斯高原萨拉乌苏河大沟湾村，一些高鼻深目的外国人率领着他们的驼队频繁出没，不仅打破了这里往日的沉寂，也给世界考古学界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震惊。这一年法国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等在地处亚洲大陆深处的萨拉乌苏，不仅采集到许多哺乳动物化石、人工打制的石器和三件人类股骨化石，居然还发现了一枚幼儿的左上外侧门齿，经当时体质人类学权威，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学系主任，加拿大人类学专家步达生鉴定，将其命名为"the ordos Tooth"（鄂尔多斯人牙齿）。它既是中国境内发现的第一件有准确出土地点和地层纪录的人类化石，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地区第一批有可靠年代学依据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存。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发现，不仅正式掀开了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古人类研究史的帷幕，也在国际考古学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国内外众多学者纷纷涉足该研究领域，机构、技术、资金源源涌入，在此后的短短几年内，北京人、山顶洞人等便如雨后春笋般相继面世。中国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凭此无可辩驳的事实，彻底扭转了此前就是否存在远古人类还颇受争议的尴尬处境，一跃而就世界探索古人类起源地的辉煌地位。
“鄂尔多斯（河套）人”化石的发现，不仅宣告了“亚洲地区没有旧石器时代远古人类”历史的结束，稍后伴随“北京猿人”、“山顶洞人”等的相继发现，更是深深撼动了根深蒂固的世界人类单一起源说的论断，中国作为世界上重要人类发祥地的脉络，也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而愈来愈清晰地展现在世界面前。二十世纪40年代，世界著名人类学家魏敦瑞，首次在对“北京猿人”等化石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世界人类进化的新假说：他认为全世界共有四条人类进化链环，中国、欧洲和非洲各有一条，东南亚和澳洲有一条。中国的人类进化链是从“北京猿人”开始，经过“山顶洞人”的化石人类发展到现代的黄种人。80年代中期，由美国的沃尔波夫、中国的吴新智、澳大利亚的桑恩三位世界著名的古人类学家联名提出的现代人起源多地区进化学说，重申魏敦瑞人类进化链的主要内容，并以大量的新证据使学说在基础材料和理论上都有了更强的说服力。在这条人类进化链上，“鄂尔多斯（河套）人”作为中国古人类进化三部曲的中间环节，地位显赫。
目前，在现代人起源研究领域，多地区进化学说与出自非洲学说虽然都在努力丰富自己的证据和理论，但由于可资对比的新资料有限，都无法取得令学术界公认的突破性的进展。用分子生物学研究人类起源虽然是最新科技手段，但目前能提取到的对比资料毕竟是很间接的，其间存在着很多不可预见的变异性，而人类化石才是最直接的证据。因此，历史又赋予了“鄂尔多斯（河套）人”新的使命，作为迄今为止远东地区发现时代最早的晚期智人(最新检测年代为距今14-7万年前)，“鄂尔多斯（河套）人”无疑为我们拿到了一把开启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地区现代人起源迷宫的钥匙。伴随今后萨拉乌苏遗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开展，不仅中国现代人究竟是从何起源的这一困扰学术界近一个世纪的难题有望得到破解，而且该人类集团所拥有的诸多引人注目的特性，也随之将有一个圆满、合理的答案。我们将翘首以待。
1928年，由世界著名旧石器考古学专家布日耶、布勒、德日进、桑志华主编的中国第一部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报告《中国旧石器时代》问世了，研究者通过萨拉乌苏遗址出土遗物与欧洲旧石器文化的对比，认为萨拉乌苏遗址的年代相当于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莫斯特文化向旧石器时代晚期奥瑞纳文化的过渡时期，由石器的形状及其打制技术等方面反映出的文化特征，亦与欧洲莫斯特和奥瑞纳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由此，萨拉乌苏遗址便以其远东地区为数极少的、可与西方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进行直接类比遗址的地位，备受学术界关注。这种发生在人类远古时代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现象，不仅证明了早在十几万年前欧亚大陆桥就已存在，东西方文化就在进行着交流的事实，同时也“一石激起千冲浪”，引发了无数远古时期东西方人类文化碰撞的猜想。由于种种原因，在过去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国内学术界对萨拉乌苏遗址所展现的这一文化现象总是缄口不谈。近些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发展，学术气氛的活跃，人们在正视这一文化现象的同时，对其中所发生的交流模式更多的则是理解为一种单向的“西来”模式，而且，伴随着对位于鄂尔多斯台地边缘水洞沟遗址大量存在的、具有典型欧洲旧石器时代文化特征的“勒瓦娄哇石核”技术的揭示，这种观点似乎还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实际上所谓的“西来”模式，仅仅是产生这种文化现象的一种可能，最新的研究成果已足以使人们对过去这种单一的“西来”模式发起挑战，来重新审视这种文化现象的内涵和意义。萨拉乌苏遗址自身独特的文化特性，在探讨华北小石器文化的主导性与传播性，确立旧石器时代早期“华北中心说”和“华北小石器文化自源性”的进程中，占有得天独厚的地位。我们确实很有必要仔细咀嚼一下世界著名旧石器考古学专家布日耶、布勒、德日进、桑志华八十多年前，在《中国旧石器时代》中阐述过的一段话：“在亚洲大陆的正中心鄂尔多斯，我们处在这些工业产品（注，指鄂尔多斯人使用的石器）的一个大车间中，而这些工业的产品一点一点逐渐的通过连贯的发展阶段传播，一直传到遥远半岛（注，指法国）的尽头。……我们认为，亚洲像一个最老的人类工业的巨大扩散中心”。
“鄂尔多斯（河套）人”及萨拉乌苏遗址发现已过去了整整九十个年头，它在带给我们震动、惊喜的同时，留给人们更多的是深思与企盼，萨拉乌苏的神奇面纱还远远没有揭去，他还有太多太多的信息需要我们去破译，我们期待着伴随鄂尔多斯现代化建设的飞速发展，经济实力的迅猛增强，对萨拉乌苏遗址及其文化的研究工作也能跃上一个新的台阶。九十年前，“鄂尔多斯（河套）人”及其文化让这块鲜为人知的土地首次名扬世界，九十年后，它将以深邃、雄浑的文化底蕴再次震撼全球。
鄂尔多斯日报 杨泽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