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生恐龙迷跟随古生物学家野外科考
余逸伦（左）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向徐星（右）请教问题，桌上放着他们这次野外考察发现的恐龙化石。
余逸伦在内蒙古二连浩特进行野外考察。
8月的内蒙古二连浩特戈壁滩，天气炎热，紫外线很强。和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其他科考队员一样，15岁的余逸伦用长衣、长裤、宽边太阳帽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余逸伦是个地道的恐龙迷，自从5岁看过电影《侏罗纪公园》后，就疯狂迷上了恐龙，尤其是肉食性恐龙。此后，他就开始搜集各类关于恐龙的杂志、纪录片，恶补恐龙知识。但这是余逸伦第一次参与野外考察。
到了现场，余逸伦才知道，真正的科考和以前在纪录片里看到的场景完全不同，“我看过BBC和探索频道好多关于恐龙的纪录片，前一个镜头科考队员还在用刷子刷，紧接着就出现了一幅完整的恐龙化石。在考察现场可没有这样的奇迹。”余逸伦笑着说。
在8天的野外考察里，余逸伦每天早上8点就和大家一起出发，到达恐龙化石点，然后拿着地质锤和小刷子，一点点搜寻恐龙印迹。因为这个化石点在上个世纪50年代被苏联科学家用推土机“推”过，留下很多化石碎片，寻找过程繁琐而艰苦，“很考验耐心。”
“我第一天出野外完全摸不着北，只会在沙地上捡。” 余逸伦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虽然以前看到很多关于恐龙的资料，但还是闹个笑话，“我把一大块石头认作了恐龙化石，费了好大劲把它从沟里挖出来，结果专家看了说，就是块石头。”还有一次，一块挺大的恐龙化石余逸伦没认出来，一锤子就敲上去了，砸出一道印，挖出来一看是化石，“心疼死了”。
但余逸伦说，好运气很快就来了。“出野外第二天，我在附近的小土包找化石，发现了一颗牙，那是一颗暴龙的牙，又大又粗。”说起找到化石的那一刻，余逸伦非常兴奋，在第一颗牙的鼓舞下，余逸伦又发现了一块细的关节，虽然不知道它属于哪种恐龙的哪部分，“但听说也很有研究价值”。在随后的日子里，余逸伦又发现了更多的牙齿、脊椎、尾椎等化石。
考察时，午饭一般是就地解决，“大家围着化石堆，一起啃饼子、吃八宝粥。”“戈壁滩到处是尘土，有时刨出个坑后我们就坐在坑里慢慢挖，天天换衣服太浪费了。听说徐星老师在新疆科考时，几十天都没法洗澡，袜子都能竖起来了，还可能遭遇危险。”但在余逸伦眼里，发现化石的兴奋远远超过了野外考察的辛苦。
9月初，余逸伦将开始高一新生的军训，但对于参加过科考工作的他来说，军训的苦肯定不在话下了。
虽然还不确定未来的职业，但余逸伦希望以后能做个古生物学家，“不管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他觉得，自己现在要做的除了应对高中生活外，还要好好锻炼体能，提高身体素质，“在野外考察得有一副好肠胃”；还得再磨练耐心和辨别能力，包括地质知识在内的专业知识也得再补补；“徐星老师说，要想获取更准确的资料，英文论文更靠谱，所以英语也得加油”。
对话
通过实践培养思维方式、逻辑能力
徐星，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曾入选美国国家地理学会“丰田计划”，成为全球11位入选科学家之一
新京报：这次带中学生去参加野外考察感觉怎么样？
徐星：这次带余逸伦去考察，一是他真的对古脊椎动物有浓厚兴趣，二来像二连浩特这样野外考察点比较安全。古生物学的研究是脑力与体力的结合，孩子们只有到实地考察，才会知道这个学科到底是怎么回事，自己是否能接受这些。毕竟从电影、书本的感觉与实地体验是完全两回事。但我国的教育基本上是抽象教育，不像欧美教育注重体验。而抽象教育造成的后果是教育与实际工作之中有巨大落差，科研也是如此。
新京报：从野外考察的情况看，孩子表现如何？
徐星：余逸伦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原来我觉得他是城市小孩，自理能力、合作精神、沟通能力等方面会有所欠缺。野外考察的好处是对人有个全面的锻炼过程，既有对学科的感性认识，也有野外工作中如何与人沟通，面对不同环境下如何适应等方面的磨练。
新京报：对于余逸伦这样的中学生而言，要做强二代，哪些能力是他们最需加强的？
徐星：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把现阶段的任务做到最好，才有可能做自己喜欢的事。现在的学生群体知识获取途径很多，他们需要的不是知识而是思维方式、逻辑能力的培养。而思维方式、逻辑能力的形成还得通过实践，包括做个小项目、写科普文章等。此外，在有兴趣的过程中培养自己的学习能力，学习兴趣，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也就是现在常说的“正能量”，并把这种积极向上的状态带到学习中。
新京报 缪晨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