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北京人化石的新线索
北京人化石在1941年失踪，最近南非和中国的三位学者根据二战时期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理查德·鲍恩的回忆，猜测北京人化石可能埋藏在中国秦皇岛的一个停车场下。这使我们看到了找回化石的希望。
北京人化石在1941年失踪，是古人类学史上最巨大的原始材料损失。二战以后六十多年来，虽然不断有人进行搜寻，但至今全无结果。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最近发表在《南非科学杂志》（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Science）第108卷3-4期合刊上的一篇文章，提供了关于化石下落的新线索。
文章刊出后，全球各大媒体都有报道。新华社记者于3月25日从开普敦发出电讯，称约翰内斯堡金山大学的李·伯杰博士，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两位学者合作，进行了一项调查。三位学者根据二战时期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理查德·鲍恩（Richard M. Bowen）的回忆，猜测北京人化石可能埋藏在中国秦皇岛的一个停车场下。电讯说，根据鲍恩口述，1947年他在美军设在秦皇岛的“霍尔康姆营地”（Camp Holcomb）参加一场战斗，美军在挖掩体时，挖出了装在木箱里的北京人化石。当时士兵把木箱当成机枪垫，随后鲍恩被俘。战斗结束后，北京人化石可能又被埋回了原地。三位研究者为了证实鲍恩的回忆，前往秦皇岛进行实地考察，并找到了“霍尔康姆营地”，此处现已成为一个建在闹市区的停车场。因此，鲍恩可能是最后见到北京人化石的人之一；在各种各样关于北京人化石的回忆中，鲍恩的叙述可能是“最可信的”。
国内外中文媒体大都依据上述新华社电讯报道此事，但电讯限于篇幅，介绍比较简略。笔者访问了《南非科学杂志》和美国《国家地理》的网站，阅读了研究报告全文，现依据该报告和其他资料，作一些补充。
根据种种迹象，北京人化石确有可能曾运至“霍尔康姆营地”。据美军中士斯耐德（Snider）和杰克逊（Jackson）描述：1941年12月4日，他们奉命用卡车运走两个从北平协和医学院取来的箱子，箱内装有北京人头骨。次日早晨，他们把箱子运往火车站，乘火车将箱子护送至秦皇岛的瑞士仓库。他们在12月5日傍晚抵达秦皇岛，将箱子安放完毕后在仓库附近的“霍尔康姆营地”过夜，第二天乘火车返回。化石本拟用船运往美国，但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日军迅速逼近，此时等候船只运送已不可能，仓促间将其掩埋在“霍尔康姆营地”，是一种合理的推测。就像对印尼爪哇人化石的保护那样：德国人类学家孔尼华（G. H. R. von Koenigswald，1902-1982）当时负责研究爪哇人化石，他深感战争逼近，担忧化石遭到劫夺，于是将它们精心埋藏到地下。印尼沦陷后，果然日军大肆搜寻化石，孔尼华本人亦遭逮捕，但最终日方一无所获。日本投降后，孔尼华立刻返回埋藏地点取出化石，化石安然无恙。
日前，中国《法制晚报》记者曾连线采访老兵鲍恩之子保罗·鲍恩（Paul Bowen）以及报告第一和通讯作者李·伯杰。据保罗说，1947年其父只有十八岁，对北京人化石全然不知。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才意识到当时挖到的箱子装的化石可能就是北京人头骨，并画出一张“霍尔康姆营地”的草图，标注出当时挖箱子的位置。保罗曾经给中国的好几所大学发过邮件，询问是否对此感兴趣，但一直没有收到回复。在这种情况下，保罗联系了南非金山大学的李·伯杰博士。
李·伯杰（Lee R. Berger）1965年生于美国，现在南非工作，是非常著名的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专家和考古学家。2008年8月，伯杰九岁的儿子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的马拉帕（Malapa）洞穴发现了一具男孩的化石。两周后，他本人在同一地方发现了一名成年女性的化石。经过精心研究，伯杰在2010年4月9日的《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称这些化石代表的是“源泉南猿”（Australopithecus sediba），属南猿和直立人之间的过渡类型。后经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科学家的测算，判定“源泉南猿”是在大约一百九十七万七千年前陷入洞穴的。这一重要发现令他蜚声世界。除了在南非的一系列重要工作之外，伯杰还研究密克罗尼西亚帕劳（Palau）岛出土的身材矮小的人属化石，同样引起广泛关注。2010年4月，保罗·鲍恩用电子邮件联系伯杰，告知其父发现北京人化石的经历，以及埋藏地点的大概位置——原来在这之前保罗已借助谷歌地图，分析了他父亲画的草图，得到了埋藏地点的GPS信息。伯杰收到保罗的邮件后，立即联系了在科研工作中有合作关系的两位中国学者，他们是中科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所研究员刘武先生，以及副研究员吴秀杰女士。之后的研究报告由他们三人共同署名发表。
伯杰和刘、吴三人在2010年11月来到秦皇岛，打算确认事件的精确地点。这次调查，得到国家地理学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和南非国家研究基金等的资助。调查中查阅了1931年和1938年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用地图，并求助于秦皇岛港口史专家王庆普（1944- ）先生。王研究秦皇岛地方史多年，发表了大量论著，如他主编的《秦皇岛港》（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0年版）等，且幼年时与美国士兵有过接触。秦皇岛之行后一年多时间里，又经过大量辅助研究和论证，发表了报告，确认当时美军的“霍尔康姆营地”，现为河北省食品进出口公司秦皇岛分公司的仓库和停车场。
至于1947年鲍恩参加的战斗，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与秦皇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次武装冲突。鲍恩称：包围秦皇岛的军队是“共产党八路军”（the Communist 8th Route Army）。
伯杰对《法制晚报》的记者说：我们实地探访把目标地区缩小至方圆两百米的范围内，该范围内的仓库、停车场、公路如果地基不是很深的话，化石箱子有可能保存完好，而且据了解目标地区很快将被开发，一旦清理、挖掘开始，真相不久就会大白。他称对这一前景十分兴奋。
《新京报》记者采访了报告第二作者刘武先生和秦皇岛市文物局文物管理处罗军主任。刘先生向记者表示，尚有许多不确定性，现在无法考证，只是存在可能而已。罗主任则说：“有经纬度的图片和GPS，但的确是不确定的事情，只是凭借回忆、印象，大概知道是停车库的位置。”他还表示，当时军用测量的经纬度是不是和现在一致也是有问题的。“搞工程的经纬度和文物考古的是不同的。经纬度差一点，那可差多了。”他认为，如果没有可行性的依据，那么大的范围，不可能说挖就开始挖。
正如新华社电讯引述金山大学的声明所说：北京人化石“要么仍然下落不明，要么就埋藏在秦皇岛柏油地面的几英尺之下”。虽然仍有不确定性，但这次的调查结果提供了迄今最明确的线索，使我们看到了找回化石的希望。笔者衷心期待各方通力合作（也可以召开国际学术讨论会进行科学论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方案，破解这一世界科学史上的世纪谜案，以此告慰为北京人的发现和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中外前贤，他们是：杨钟健（1897-1979）、裴文中（1904-1982）、贾兰坡（1908-2001）、吴汝康（1916-2006）、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 1874-1960）、步达生（Davidson Black，1884-1934）、步林（Birger Bohlin，1898-1990）、德日进（P. 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魏登瑞（Franz Weidenreich，1873-1948），等等。
补记
文章完成后，笔者很偶然地在先父徐森玉（鸿宝，1881-1971）先生遗留的零星材料中，发现一份著名考古学家李济（1896-1979）先生于1946年3月31日至5月5日赴日本办理追回中国文物的工作报告（复写件），报告中附有《与斯脱特队长（Commander G. L. Stout）谈话记录》，其中提及东京美军总部内设有宣传与教育工作单位，内分若干组，艺术品与纪念物之管理特设一组，主其事者为斯脱特；李济等与斯氏谈及“北京人”化石：
斯脱特队长与布奈克（D. H.Black）（此人乃美军总部民用财产管理组负责发还日军在外劫掠品的工作人员——笔者注）氏两人均云“北京人”之骨殖尚未在东京发现，是否运到日本不详。与此事有关之日人长谷部言人及高井冬二实未访得此项骨殖之所在。但由二人经手已交出周口店之石器与骨器若干，现由总部之资源组（Natural Resources Division）保管，可以随时发还。（据中央社1946年5月17日电讯，周口店出土器物已交回当时盟军驻日中国代表团——笔者注）
长谷部言人（1882-1969）是日本人类学家，曾任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人类学教授、日本人类学会总干事。他和助手高井冬二自1937至1943年间，在日本驻华北军队帮助下，一直千方百计地寻找北京人化石（据说日本裕仁天皇曾为此亲自下令），但并无结果。上引报告当时只在少数有关人士中传阅，至今未公开，现借此机会发表其中与“北京人”化石有关的部分，亦可佐证化石并未运到日本。
东方早报 徐文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