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石器考古学家——高星
旧石器考古学家——高星
在中国科学院，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是一息灯火。在这一领域从事研究的学者高星，则自称是一个“另类”。这个曾有着文学梦想的辽宁满族学子，在一连串的机缘巧合中，敲开了中国科学院的大门，从那时起，守望那一息灯火，并尽可能使它更明亮，成了他新的梦想。
文学梦碎
从小喜欢文学，一心想当文学家，高中时代，高星读的是文科班，高考志愿填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
考古这门专业，此前只在中学老师那里听说过：“学这门专业可以遍览名胜古迹。”尽管高星满怀文学梦想，不为所动，偏偏造化弄人，考古属于冷门专业，政策要优先招满，高星便被调配到了考古系。
踏进了全国最著名学府的大门，高星却颇有些梦碎的心酸感。
“按当时的观念，能解决发展问题，为国家经济作贡献才是真学问，”高星说，“所以我当时除了文学梦碎外，还更有一份困惑，考古学能为国家现代化建设作什么贡献？！”
有一次参观校史展，看到北大出身的那些文学前辈——陈建功、张承志等人的作品在学校展出，高星更是满腹委屈，当即便暗下决心要在考研时，考入中文系，继续自己的文学梦。
于是在北大的头两年，高星一边上考古系的课程，一边旁听中文系的课程。尽管一心二用，他还是保持着在考古系的优异成绩。
没想到，旁听只坚持了两年，大三时，考古系野外实习，一年里到有半年不在学校，中文系的课程根本无法坚持。两年下来，高星明白，自己在中文系亏欠的课程太多，无法与其他考生竞争中文系研究生，于是，他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放弃。
有人说，一扇门关上了，就会有一扇窗户打开。文学的大门在眼前关闭了，中科院的大门却为高星打开了。
与中科院的缘分
尽管满怀文学梦想，高星在考古专业也一直是成绩优异的学生，文学梦碎后，他选择考古专业继续深造。
在考古领域的诸多专业方向中，高星一直更喜欢旧石器研究，在他看来，晚近时期的考古学，学科套路相对固定、僵化，研究与想象力的空间都很小，而旧石器考古，则时间跨度大，不确定性强，为研究手段、方法的探索与进步，留下了很大的空间。高星的重心开始向旧石器考古倾斜，大学的后半段便开始选修地质、地理系的课程。
1984年底，考研在即，临到报考前一天，高星才匆匆从千里之外的考古工地赶回学校，没想到又遭遇到不幸的消息：当年北大旧石器考古专业，不招应届毕业生，而只在相关领域的从业人员中招考，组织对在职人员进行定向培训。
晕眩之际，高星从一份招生材料上看到，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招收一名旧石器考古硕士生，于是他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般，先报上了名，又连夜找到导师邱中郎家进行咨询。
没想到又是一瓢冷水泼了下来，邱中郎对高星直言，这个名额是留给所里一位优秀学子的，其实并不对外招生。
听说高星已经报了名，邱中郎安慰说，既然已经报了，抓紧复习吧，如果你成绩好，我们会考虑申请扩招。于是，在一番紧张复习备考之后，高星终因成绩优异，挤进了这扇即将关闭的大门。
向最先进的理念学习
到了中科院，高星眼前旧石器考古的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他开始接触到自然科学，接触到有关人类起源的问题。
1989年，我国古人类学界迎来了一次国际会议，刚刚取得硕士学位不久的高星，在这次会议上眼界大开。“那次会议来了很多国际大腕，通过他们的报告和私下里接触，我才发现，当时国内外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手段差别很大，感觉不在一个平面上，甚至无法找到对话交流的语言。”高星说。
当时我国的旧石器考古，只着重发现遗址，并对发现物品进行形态描述与分类，“其结果是见物不见人”；而西方则着重深入研究遗存中反映的人类行为、自然环境，是一个动态的研究视野。
高星在这次国际会议上担任接待工作，当时给他触动很大的是和一位德国专家的交流与争论。
这位德国专家闲谈时问起高星在研究什么，高星便拿出了一些正在研究的石器标本。“老头一看，当即很霸道地说：‘这些东西研究价值不大，有些不是人类的作品！’我不服，和他争论，他当场给我讲解埋藏学知识，以及一些疑难的案例，并用一把小刀和一个土豆向我演示古人类的石器制作技术，展示欧洲旧石器标本的典型特征。”高星说，“这使我受到很大刺激和启发。”于是他下决心要出国去留学，向最先进的理念和方法学习。
在社、科交界处
1992年秋，高星到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做访问学者，并在次年转入留学身份，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攻读人类学博士，通常要花上较长的时间，在美国平均时间是8年，高星的两位亚洲同学，则分别用了13年和15年。
用了6年的时间，高星取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又做了一段博士后，2000年，他以“百人计划”入选者的身份重新回到中国科学院。
从挤开快要关上的门，到以“百人计划”学者回归，在中科院几十年，到如今他也依然自称“另类”。在中科院，像高星这样的文科生，从事着隶属社会科学的考古学研究的，实在是“凤毛麟角”。
自然科学严谨，重逻辑、数据、实证，这是作为社科学者要学习适应的，有些地方在高星看来严谨到古板。
刚到科学院时，一次去山西考古现场实习，在实习报告中，他写到：“两种石器平分秋色”，当时他的导师张森水看后，立刻纠正他，说怎么能有平分秋色这样的字眼呢，让他改为“各占一半”。这种“严谨”他至今也不完全理解，“但我必须适应”。
适应与学习之后，高星在中科院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学术发展空间，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把人文科学中有价值的思想、方法，带进自然科学。
我国的旧石器考古，起源于上世纪20年代，和西方国家一样，从地质学和古生物学中托生而来。但西方的旧石器考古学后来靠近了人类学，引入很多社会学理论揭示远古的文化现象，而我国直至上世纪90年代，学术思想与方法没有太大的变化。高星感到有很强的使命感，要使我国的这一领域“现代化”，实现与发达国家的接轨，而不能再像研究古生物化石一样研究人类遗存，人是一种社会性的生物，人类的文化遗存，是人类思想和智慧的表达方式，是人适应环境的产物，其变异性很大，不会单纯受制于自然规律。“人类的生存与演化是一个延续至今的、不间断的序列，在研究这个序列时，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思想与方法必定要介入其中。”
星星之火
“另类，也意味着一种独特的生存困难。”高星说。这种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学问”，其成果大多发表在不属于SCI的社科类期刊上。以SCI论文数量为评价标准，旧石器研究很“吃亏”。
“在夹缝中生存，意味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高星说，“否则就真的像有人说的那样，‘让这个学科在中科院自生自灭吧’。”
2004年，高星出任中科院古脊椎所副所长，成为建所80年第一位出自旧石器领域的所领导，在高星看来，这是对这个学科发展的一种肯定。
都说中科院是科研的国家队，中科院的旧石器研究规模不大、处境边缘，却在全国范围内，担当起了国家队角色。该所主持的《人类学学报》，是全国古人类学—旧石器考古学的唯一学术阵地，也是国际同行了解中国的唯一窗口。
2009年，高星作为第二作者，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将北京猿人的生存年代，从距今四五十万年推进到了距今70万年，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他还从人类技术发展和行为模式变化的角度对现代中国人起源问题开展研究，强化了本土人群连续演化的观点，并提出东亚古人类演化的“综合行为模式”。在他的带领下，古脊椎所旧石器考古领域的成果产出能力有显著的提高，影响力明显上升。“至少，我们不再拖研究所成果统计的后腿了，包括在SCI论文方面。”高星此时略感安慰。
然而，对比其他国家的旧石器研究，远的不说，和我们的近邻日本相比，差距也是巨大的。高星说。
日本只有3万年的人类历史，却有旧石器遗址2万多处，相关从业人员3000多人；我国有着200多万年的人类历史，只有旧石器遗址不到2000处，能称得上专业的学者，全国只有50余人。
对此，高星说：“我们是国家队，也是星星之火。”
最得意的事是培养学生
这种“不足”在高星看来，也是巨大的潜力。“只要下功夫就会有发现。”
2000年，高星回国后不久，就赶上三峡库区考古调查工作。当时有关人员说，三峡库区没有古人类遗址。高星回忆说：“我的导师张森水先生听说这话，当即拍案而起：这么大的地区，怎么会没有？！”
随后展开的调查工作，证实了张森水先生的判断，在三峡库区发现旧石器遗址60多处。此后南水北调工程区域又发现旧石器遗址20多处。以前浙江是旧石器遗址的空白省，组织调查之后，发现遗址十余处；宁夏以前只有水洞沟一处，后来经过调查，仅考察队走过的地方就有二三十处之多……高星主持了其中很多遗址点的发掘和研究，取得一系列成果。“我国的旧石器考古研究，有着巨大的潜力。”高星显得很有信心。
说起回国后最得意的事，高星表示：“我最有成就感的是培养学生。”在高星看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科学水平的不断提高，旧石器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然而，我国的旧石器研究，在研究思想和研究理念上，与国外差距较大——这需要相当长的过程，才能真正赶上——需要我们后继有人。”
回国后，高星作了很多努力来改变我国旧石器考古研究的学科布局。目前已基本形成了实验考古学、动物考古学、环境考古学、微痕分析、残留物分析等分支领域，并建成了“人类演化实验室”，纳入了国际化学科框架，然而高星说：“这个学科真正的发展，在于后人。”于是他将很多精力用来指导研究生，成为研究所最高产的导师，所培养的学生已经崭露头角。
早年热爱文学，从事考古多年，高星依然坚持写作——写科普，游走于科学与文学之间，是另一件让他得意的事，他的科学随笔，多年来积累颇为丰厚，目前，正有相关出版社找上门来，要为他结集成书。
在采访中，高星戏言：“以后退休了，就当个专职科普作家——写写考古知识，写写科学经历。”在他看来，写科普，除了个人爱好外，也和培养学生一样，是一件关乎学科未来“后继有人”的大事。
人物介绍：
高星，1962年生，辽宁省宽甸满族自治县人。1985年在北京大学考古系获学士学位，1988年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获硕士学位，2000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系获博士学位，并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
现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周口店古人类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是史前考古学、石器技术与功能分析、考古学理论。主持国家科技基础工作专项、“973”课题、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重大项目。
目前担任亚洲旧石器考古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古人类—旧石器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务。
洪蔚 中国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