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煤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杨起(一)
杨起，著名煤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中国煤地质学和煤地质学教育事业奠基人和开拓者。1919年5月出生于山东蓬莱，1943年6月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1946年5月北京大学理科研究所地质学部研究生毕业，1952年加入九三学社。
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北京地质学院、武汉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历任助教、研究助教、讲员、讲师、副教授、教授、教研室主任、研究室主任、系副主任、博士生导师，是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九三学社北京市第六至七届委员会委员。
蓬莱仙境走出的名门之后
杨起的父亲杨振声是“五四”运动的闯将、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也是著名教育家、文学家。在杨起出生的那年，正就读于北京大学的杨振声积极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因领头闯“赵家楼”而遭到反动当局的拘捕。
20世纪30年代初，因父亲出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起随父在青岛生活了一段时间，住处正好面对海港，眼见外国列强万吨级的军舰在中国领海耀武扬威，而当时中国最大的一艘军舰还是清政府从英国购进的只有3400吨的“海圻号”，中国不仅军舰小，就连炮声也不如外国的大，所见所闻使他愤懑不已，他憧憬着长大后学造船，用自己造的军舰把侵略者赶回老家去，来洗刷落后挨打的屈辱。
在青岛上小学时，杨起每天上学要经过日本人居住区，一些日本孩子仗着人多势众，故意欺负中国小孩，伸脚挡住他的去路。杨起毫不畏惧，抬脚用力向挡路日本孩子的脚跺去，吓得那些日本孩子立即闪开，再也没敢挑衅。
后来，杨起随父来到北平。父亲爱好京剧，常带他去听戏，让他也从舞台人物的善恶忠奸中受到教育与启迪，学会明辨是非。父亲的言传身教对他的成长影响很深，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激发起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报国之志。
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已南迁，不在北平招生。杨起本想报考清华大学学造船，无奈只得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当年，“家父杨振声奉教育部令紧急到长沙，与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共同筹建长沙临时大学，留下我和姐姐在已是敌占区的北平”。
在北平沦陷的日子里，杨起每次由学校乘校车返回城里，经西直门时总得受日本兵侮辱性的检查。他不甘当亡国奴，伺机冲破校方阻拦，设法逃出北平。“于是，前门火车站就上演了跟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中，齐家三少爷出逃时几乎完全同样的一幕。我穿上一件不合体的长袍，装得傻傻的坐上了开往天津的火车。由天津辗转到了长沙，借读于长沙临时大学。”
1938年，日寇铁蹄伸入到中国南方大地，南京失守而危及长沙，临时大学被迫迁往昆明，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迁校的师生分两路赴滇，一路经香港、越南去昆明；杨起走的是另一路，他参加了取道湘西徒步西行的“湘黔滇步行团”：“1938年初，我们步行团244人浩浩荡荡从长沙出发，一路上，跋山涉水、晓行夜宿，经过盘江天险，爬关索岭的24盘……每天走几十公里，天天换住处，脚上打起许多水泡，有一晚是睡在装有死人的棺材旁，到第二天天亮后才知道。这些，对没离开过家、身体较弱的我，无论在体力方面，还是意志方面，都经受了很大的锻炼与考验。”步行3000多里路，历时两个多月，到达昆明，经过考试正式成为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
吃“八宝饭”
“最初学的是工程，后来在父亲挚友李四光教授的影响下改学了地质，迈入地学门槛”，杨起立志为祖国多找地下宝藏，使国家富强起来。从此，他与地质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想学造船的宏愿没能实现，是杨起终生的遗憾。他非常喜欢军舰，直到晚年在他家客厅的醒目位置一直摆着一个标着112号的导弹驱逐舰模型，舰上还悬挂着一面国旗。
杨起西南联合大学的生活很艰苦：吃的是有不少沙子、稗子、谷壳的米饭，甚至还有鼠粪，被戏称为“八宝饭”；住的是干打垒茅草房，参考书少，有很长一段时间日寇连续空袭昆明，师生不得不时常“跑警报”，敌机空袭后抓紧回到教室继续上课。当时学地质比学其他专业更要艰苦，在野外有时还会遇到危险。怀着对日寇的仇恨，凭着满腔报国热情，杨起刻苦学习，投身祖国地质事业。
1944年，已成为联大研究生的杨起去了新疆，参与筹备建立新疆地质调查所。新疆地处边陲，当时交通不便、人烟稀少、条件十分恶劣。有一次，他骑着马去野外考察地质，在妖魔山发现了油页岩。然而，让他始料不及的是，那年八月十五突然天降大雪，大雪覆盖了道路，让他迷失了方向，幸好马儿识途，把已冻僵了的他驮了回来，捡了条命。
面对新疆军阀盛世才的独裁统治和毫无保障的地质工作条件，他不改初衷，努力工作，成为中国早期涉足准噶尔盆地地质研究者之一。他获得的八道湾矿区煤系地层、构造和含煤性等有价值的地质资料及其地质分析，为解放后乌鲁木齐煤田的进一步开发起了重要作用。
1945年的一天，杨起只身一人在云南洱海一带进行野外地质调查。他填图采集标本，全神贯注于地质现象的研究，暮色降临方意识到已走得太远，急忙折返，忍着饥渴，背着沉重的标本，行不到一半路程已很困乏。此时又意外地遭遇一只恶狼，他不得不强打精神，一面提防着土匪，一面不停地挥动地质锤驱赶紧逼的野兽，虽已筋疲力尽，但他无论如何也舍不得扔掉一块地质标本，咬紧牙关坚持往回走，直到午夜才回到住地，过度劳累使得他大病了一场。
尽管地质生涯十分艰险，但杨起对地质的热爱从未动摇，甚至乐在其中。为什么，只因祖国的需要。
知识报国的煤地质学泰斗
1946年，杨起自北京大学理科研究所地质学部研究生毕业后留北京大学任教。起初，杨起从事地史古生物和基础地质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由北京大学调到正在创建的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前身)。
北京地质学院建院初期，原本有两个方向可供杨起选择，即搞煤田或搞石油，杨起本来对石油有兴趣，但当他得知一位较他年长的同事喜欢搞石油时，他选择了煤田，并主持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煤田地质与勘探专业，组建了我国第一个煤田地质教研室。
创办煤田地质及勘探专业的初期，筹建和招生是同时进行的。为了能及时开设课程，杨起勇挑重担，亲自主持编写专业教材、领导筹建实验室，同时主讲两门课程并赶写出相应的教材和讲义。杨起在完成自己担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的同时，助人为乐，国内的同事同行索取讲稿、教学标本，他从不保守，总是一一提供。他历来重视专业队伍建设，甘为人梯，热心扶持中青年教师，对一些初上讲台的教师，从讲课内容到表达方式都给予具体指导。
在煤田地质教学中，杨起不仅在国内率先开出“煤田地质学”和“中国煤田”等专业课程，还先后4次主编或参加编著《煤田地质学》、《中国煤田地质学》。这些专著及时吸取了国内外不同时期最新研究成果和资料，总结了中国煤田地质特点和规律，成为指导中国煤田地质教学、科研和生产的宝贵文献。他作为主编之一编写的《中国煤田地质学》1982年荣获中国第一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随后又获得“煤炭部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和“国家教委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