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境内首次发现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内蒙古金斯太洞穴遗址

（中国化石网报道）据内蒙古日报锡林郭勒1月4日电（记者巴依斯古楞）：近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对位于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的金斯太遗址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该项研究成果将旧石器时代中期（莫斯特）技术遗存范围从欧亚大陆的分布从西伯利亚往东推进了近2000公里。

金斯太遗址位于东乌珠穆沁旗阿拉坦合力苏木，遗址分为9个层位，最大发掘面积约10平方米。早在2000至2001年，内蒙古考古研究所开始对该遗址进行发掘。2012年至201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内蒙古博物院合作对该遗址进行了再次发掘。几年来，经过对第7层至8层出土的动物化石及石制品科学研究分析，出土的文化遗存为距今约4.7万至3.7万年的技术遗存，是我国境内首次发现的具有明确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技术特征的文化遗存。

金斯太遗址内化石与中国相近时段石制品组合的对比研究表明，该遗址更接近于欧亚大陆西侧、中亚等地的旧石器时代中期“莫斯特”石制品组合。这一研究成果打破了学者们对于中国境内不存在具有欧亚大陆西方旧石器时代中期技术的考古学遗存的争议，充分表明东亚地区的确存在具有旧石器时代中期技术特征的石制品，对研究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群与技术的扩散、互动以及理解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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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石网报道）据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课题组对内蒙古金斯太遗址下部第7-8层的年代、动物化石和石制品等进行了详细分析和报道。新的研究表明，出自上述层位的石制品组合具有明确的旧石器时代中期（莫斯特）技术特征，此项研究成果将莫斯特技术遗存在欧亚大陆的分布从西伯利亚往东推进了近2000公里。这一方面对我们研究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群与技术的扩散、互动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于2017年10月31号在线发表了该项研究成果。

金斯太遗址位于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阿拉坦合力苏木，2000-2001年内蒙古考古研究所与吉林大学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2012-201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内蒙古博物院合作对该遗址进行了再发掘，最大发掘面积约10平方米。遗址分为9个层位，其中第1-8层出土文化遗物：第1-2层出土青铜时代及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第3-8层出土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本次研究重点分析了第7-8层的年代、动物化石和石制品。碳十四年代分析显示遗址第8层为距今约4.7-4.2万年，第7层年代为距今约4.0-3.7万年。第7-8层出土的动物化石数量较少且破碎，主要以普氏野马为主。两层出土的石制品比较类似，皆存在典型的勒瓦娄哇产品，如勒瓦娄哇尖状器（Levallois Point），比例较高的盘状石核，以及旧石器时代中期典型石器组合，如较高比例的刮削器（陡刃加工的横刃刮削器、斜轴刮削器等）。与中国相近时段石制品组合的对比研究表明，其与晚更新世早期（如泥河湾板井子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段遗址（如宁夏水洞沟遗址第1地点）的石制品组合大不相同，而更接近于欧亚大陆西侧、中亚等地的旧石器时代中期莫斯特石制品组合，尤其与俄罗斯西伯利亚Okladnikov、Chagyrskaya洞穴发现的莫斯特遗存类似。

金斯太遗址的莫斯特石制品组合的认定对于我们理解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群的迁徙和技术的扩散具有重要启示。虽然在未发现人类化石的情况下，界定石制品遗存的人群归属存在较强的不确定性。然而除了极个别区域，如以色列、北非等地，莫斯特石制品组合一般与尼安德特人共存。欧洲、中亚和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等出土莫斯特遗存的多个遗址中出土尼安德特人化石，尤其是西伯利亚的Okladnikov、Chagyrskaya洞穴的莫斯特遗存为尼安德特人所制作。据此，我们提出金斯太遗址出土的莫斯特遗存很可能也为尼安德特人所遗留。若此假设成立，那么金斯太的发现将尼安德特人的分布范围从西伯利亚往东推进了2000公里，这大大扩散了尼人可能的分布范围，对讨论该人群对不同区域的适应能力及其消亡的原因等具有重要意义。当然，此假说需要将来人类化石的发现或者古DNA研究的确认。

如若金斯太的莫斯特石制品遗存并非尼安德特人所制作，此发现也极具启发意义。首先，可为我们研究石制品和人群的对应关系提出理论性的思考；其次，考虑到金斯太与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的距离，这反映了距今约4-5万年间不同人群间远距离的技术和思想交流远比我们从前预想的频繁和广泛。同时也预示着晚更新世不同人群（如尼安德特人、现代人或东亚人群）的行为（文化）差别并不大。然而，为什么尼安德特人却最终大面积消亡？这是一个颇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存的研究长期以来是个极具争议的问题，学者们一般认为中国境内不存在具有欧亚大陆西方旧石器时代中期技术的考古学遗存，故而建议中国乃至东亚旧石器时代分为早、晚两期。金斯太的发现表明东亚地区的确存在具有明确旧石器时代中期技术特征的石制品组合。但此类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存的分布仍局限在中国北方的北部，所以目前中国其他地区的旧石器考古学材料仍可应用“两期法”。金斯太的发现揭示出了晚更新世复杂多样的人类和技术的扩散证据，为我们理解欧亚大陆不同类型古人类的生存适应策略及互动关系提供了材料，同时也提醒我们看待中国旧石器时代人类行为的演化应具有区域视角。

该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科院古脊椎所化石发掘经费、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中国科学院青年促进会等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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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石网报道）据北方新报（杨翠）：在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的乌珠穆沁旗有座海渔尔汗山，山中有一座名为金斯太的山峰，山顶形状如同头盔。金斯太是蒙语，译成汉语就是：头盔顶。在这座山上有一洞穴，深24米，宽16米，堆积层厚达5米，不是人工挖掘的，而是天然生成的。2000年考古工作者发现这个洞穴不是普通的山洞，而是草原先民延用及其久远的居住遗址。随后对其进行考古发掘，历时一年多，才把这一古人类洞穴居住遗址的神秘面纱揭开。

考古人员发现，洞的地面共分三层。最下面一层年代最为久远，为旧石器中晚期，从中发掘出距今5万~1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遗物，有刮削器、尖状器和石砧、石锤等石器，还有野马、野鹿和披毛犀、转角羚羊等动物的骨骼化石。这反映了当时的人类，以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经常猎取野鹿野马为生活资料。中层则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物，距今为3万~1万年。中层出土石器2000多件，其中大型石器较少，大小适中的石器居多，还出土有野马、野鹿、披毛犀、转角羚羊、野牛、鬣狗、骆驼、旱獭等动物化石。石器中有石核、石钻、刮削器、舌形器、石矛头、石镞、锛形器、砍砸器。能看出，此时采集经济的比重已经增加了许多，在最上层的堆积物中，除了有大量动物骨骼之外，还有大量灰色、黑色的陶器碎片。陶器的器型以鬲、罐、杯和三足瓮为主，都是手工制造，烧时火候较低。此外，还出现了少量的青铜制品：铜片、铜箭头，说明洞穴居民已进入了青铜器时代。随着气候的干旱，出现了细石器，人类制造工具的技术也更为成熟，取得了长足发展。

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旧石器遗址还有：前乃莫板遗址、马鬃山遗址、南水泉遗址、面铺窑遗址等。

我们通过对旧石器时代大窑文化、河套文化、扎赉诺尔文化、金斯太洞穴等文化的了解，就可以知道，早在旧石器时代，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锡林郭勒草原和东部的呼伦贝尔草原都有人类的居住。

在旧石器时代，东西绵延千里的阴山山脉、萨拉乌苏河流域、辽阔的锡林郭勒草原和呼伦贝尔大草原都有非常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气候温和、阳光充足、水草丰美、森林茂盛、雨雪丰沛、野兽成群……总之，上天赐给了北方民族一块适宜生息发展的风水宝地，北方游牧民族得天独厚地发展壮大起来，最终成为世界史挥洒出来的壮美诗篇。

然而，应该提到的是，由于错误的历史观的影响。北方游牧民族的历史一直得不到史学界的正视，许多考古成果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例如苏秉琦教授在其中国考古学文化“六大区系”理论和张光直教授在中国古代考古“互相作用的圈”里，都没有把东北地区古人类考古群包括在内，对扎赉诺尔文化、嘎仙洞文化等重要的对旧石器与新石器时期的一些考古成绩他们视而不见，从来没有提及。还有许多史学家和人类学专家仍然只承认和提及北京周口店文化，河套文化、金斯太文化、扎赉诺尔文化等源自内蒙古地区的文化，对于它们来说，似乎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这不禁让我想到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在《内蒙古访古》一文中所说：“内蒙古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富有诱惑力的地方，因为这里在悠久的历史时期中，一直是游牧民族生活和活动的历史舞台，而这些游牧民族的历史活动又是中国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些活动，在世界史上也不能没有它们的篇章。然而这个历史宝库，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打开，至少没有引起史学家足够的注意。”

翦伯赞先生是在半个世纪之前写下这段话的，在这半个世纪之中，又有许多新的考古成果充实了“这个历史学宝库”，遗憾的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打开”。还“没有引起史学家足够的注意。”我怀疑有些史学家是故意不去注意，他们仍然我行我素地抱住“周口店”不放，仍然一味坚持中华民族只有“周口店”一个发源地。当然，他们也不会承认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