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人类故乡泥河湾科学与现实意义

东方人类故乡泥河湾科学与现实意义

河北作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发源地和聚居区之一，遍布着我国先民各个历史时期的生活遗迹，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文物资源。不久前，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黎在省第九次文代会、省第六次作代会上的讲话指出，“河北是一片历史悠久、底蕴厚重的热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勤劳勇敢、纯朴善良、尚义智慧的人民，创造了源远流长、独具魅力的燕赵文化。这里孕育了见证东方人类发展历史和中华民族大融合大团结的泥河湾文化、磁山文化、三祖文化……”

历史文物资源是人类文化遗产的核心资源，是形成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依托和支撑。在文化强省建设和文化惠民工程中，对历史文化资源的科学保护和利用，愈来愈凸显出独特的价值。如何让历史文物资源成为文化强省建设的助推器？如何让历史文化资源为建设经济强省、和谐河北凝心聚力？本期开始，我们推出“探寻河北人类文明之源”系列报道，邀请考古学界、史学界、文化界的知名专家学者撰文，共同探析和发掘河北人类文明之源的地位及意义，梳理和廓清其演进历程。敬请关注。

世界人类文化的宝库

泥河湾本是河北省阳原县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庄，坐落于古老的桑干河畔。上世纪二十年代，人类起源“亚洲说”风靡世界，在西方科考团、探险队纷纷来亚洲探寻人类的诞生地的热潮中，她被赋予了科学的含义。科学家们把这里发育完好的第四系河湖相地层称为泥河湾层，把地层内发现的动物化石群称为泥河湾动物群，把地层形成时期的湖泊称为泥河湾湖。泥河湾成为世界意义的科学宝库。

我们的祖先是否在泥河湾湖滨生存过？对此，科学家做出了大胆的推测。1930年，外国科学家德日进和皮孚陀在《泥河湾哺乳动物化石》专著中首次提出泥河湾盆地更新世初期人类活动的可能性。他们指出：“在桑干河进行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人类活动的遗迹，老实说，我们需要直接的证据来证明，当最后三趾马经常来喝泥河湾湖水的时候，中国就有了人类”。“尽管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桑干河的更新世已经属于人类更新世，但这不完全是正确的，对史前学来说，泥河湾层的最大优点是它归属于这个关键时期。我们还不知道是否有人在此生活过，但我们知道人类可能存在”。

真正叩开泥河湾古人类活动大门的还是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家，他们于1965年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虎头梁遗址群，1974年找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侯家窑遗址，1978年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早期，属早更新世的小长梁遗址。这样，基本构筑起泥河湾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文化的时空框架。自1983年始，我省研究人员进驻泥河湾，开始参与并主导泥河湾旧石器考古的调查、发掘与研究工作。先后发现并发掘了岑家湾、板井子、新庙庄、油房、飞梁、西白马营、籍箕滩、于家沟、马鞍山、姜家梁、二道梁、侯家窑和马圈沟等遗址。其中，马圈沟遗址的发掘将泥河湾盆地古人类活动的历史推前到距今200万年前后。

经过几十年、几代人的努力，泥河湾研究的成果斐然，一个个荣誉扑面而来。首先，在北京中华世纪坛象征中华民族历史长河262米的青铜甬道第一台阶上，镌刻上泥河湾小长梁遗址的名字，证明中国科学界把泥河湾看作中华民族文化开端的结论得到了党和国家以及社会的认可。1982年，泥河湾、小长梁、侯家窑和虎头梁遗址被公布为河北省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3年，东谷坨遗址被列入河北省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1996年，许家窑—侯家窑遗址被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泥河湾被列为河北省地质遗迹保护区。1998年，泥河湾于家沟遗址的考古发掘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0年，在中国考古学术界评选的“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中，泥河湾遗址群的考古发掘研究被列为百项之首。2001年，泥河湾遗址群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泥河湾被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目前，泥河湾已经成为世界上探索人类起源及其演变的经典地区；成为世界上古人类文化遗址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成为世界上旧石器文化最为连贯、考古序列最为完整的地区。因此，科学家们把泥河湾称为“世界人类文化的宝库”、“中国第四纪地质学、古人类学、旧石器考古学的圣地”、“中国的奥杜韦峡谷”、“东亚地区的奥杜韦峡谷”、“东方人类的故乡”。2002年11月，著名第四纪地质学家刘东生院士专程来石家庄，看了泥河湾的发掘资料和标本后题词：“泥河湾是中国乃至东亚人类活动的发源地之一，祝研究发掘工作取得更大收获。”随同访问的美国著名考古人类学家鲍立克教授留言：“泥河湾是东亚乃至全世界人类活动最早的地区之一，我荣幸地祝愿在这里成功地找到最古老的人类。”泥河湾获得了应有的赞誉和关注，省委省政府适时而动打出了“东方人类从这里走来”的口号，而它作为河北文化形象的标识之一，被广泛宣传并逐渐深入民心。这对泥河湾来说无疑是最具现实意义的。泥河湾已经成为河北人民最值得骄傲、最具震撼力和感染力的响亮名片之一。

构筑中国历史基本框架的中流砥柱

泥河湾蕴藏着世界东方人类及其文化发生、繁衍、发展的完整轨迹。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数目惊人，其中，阳原县境内发现150余处，蔚县境内发现20余处，还有一些有待确认或新发现的遗址。泥河湾与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地区比较，没有哪一个国家和地区能与之相提并论，比著名的东非奥杜韦峡谷有过之而无不及。

泥河湾的旧石器考古文化序列是世界上最为完美的地区，最早的文化遗存在距今200万年前后。以年代地层学研究结果为例，有科学数据如下：马圈沟遗址第七文化层距今176万年、第六文化层距今175万年、第五文化层距今174万年、第四文化层距今169万年、第三文化层距今166万年、第二文化层距今164万年、第一文化层距今155万年，小长梁遗址距今136万年，半山遗址距今132万年，飞梁遗址距今120万年，东谷坨遗址距今110万年，岑家湾遗址距今110万年，马梁遗址距今78万年，后沟遗址距今39万年，东坡遗址距今32万年，侯家窑遗址距今10万年，板井子遗址距今7万年，新庙庄遗址距今3-4万年，油房遗址距今2万年前后，西白马营遗址距今1.8万年，二道梁遗址距今1.8万年，于家沟、马鞍山和姜家梁遗址距今1.5—0.5万年。这些文化遗存清晰地架构起泥河湾的考古文化序列，勾画出这里旧石器文化发展的脉络。泥河湾旧石器文化突出的特性是，具有中国北方风格的小石器文化遗存都表现出了强烈的继承性和发展性，反映出一部一脉相承的厚重历史和文化品格，具有极强的文化连续性。直至旧石器时代晚期，约距今2万年前后，才出现了以油房、二道梁遗址和籍箕滩、虎头梁遗址群为代表的细石器工艺技术，逐渐取代了在盆地内延续200万年的小石器工艺。因此，如果仅仅从文化的连续性考虑，我们可以骄傲地说：世界看中国，中国看泥河湾。

泥河湾层是世界范围内研究第四纪地质、地层和动物群用于对比的标尺。二十世纪初叶，正是第四纪地质学、地层学和哺乳动物学的考察与发掘拉开了泥河湾盆地科学研究的序幕。泥河湾层如同一本浩瀚的科学巨著，包含并记录下这里200多万年来发生的自然的和人类的发展演替的史诗，诸如第四纪地质学、地层学、古生物学、古地理学、古气候学、古人类学和旧石器考古学等方方面面的科学信息，无穷无尽，成果斐然。泥河湾盆地生物地层学研究的主要贡献，从根本上确立了泥河湾层的科学价值和国际地位，使之成为中国北方第四系标准地层，进而成为世界各地第四纪及哺乳动物研究对比的标杆，最终和欧洲意大利的维拉方一样，跃进学界公认的世界标准地层。

泥河湾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区系类型学的构架提供了坚实依据，也为中国猿人及其文化找到了来龙和去脉。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贾兰坡先生首先提出，在华北地区存在两个文化传统，即小石器和大石器传统。其中小石器传统起自中国猿人遗址，终止于峙峪遗址，这是第一次为中国猿人找到了去处。侯家窑遗址的发现，被贾兰坡先生称为“北京人文化和峙峪文化之间的重要环节，也可以说是过渡的桥梁”。之后，早到距今200万年的马圈沟遗址，晚至距今1.8万年的西白马营遗址之间一系列的文化遗址，小石器文化特征突出而稳定，依此辨别出中国南部以硕大的砾石石器为主，北方以较小的石片石器为主的文化区系。如此说来，泥河湾的发现不仅使得中国旧石器考古区系类型学研究和建立成为可能，而且在新材料不断出现的情况下，使中国旧石器考古区系类型得到进一步完善，也为中国猿人及其文化的来源和去向找到了答案。

泥河湾为构筑中国历史基本框架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在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研究中国史学史，特别是在中国史前史重建过程中，基本形成了较为一致的意见，那就是：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泥河湾的考古资料为中国史前史的构筑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关于超百万年的根系：苏秉琦先生对于重建中国史前史具有重要贡献，他明确指出考古学的最终任务是复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因为，唯构成民族特征的传统精神，往往可世代相传，其根源甚至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他分析了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考古资料，认为中国文化是有近200万年传统的土著文化。在论述中，他强调了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重要性，认为以向背面加工的石片石器为主体的小石器传统贯穿始终，构成中国旧石器文化的鲜明特征，尤以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发展清楚，特征突出。他还特别强调了泥河湾的重要发现，说在渤海湾西侧阳原县泥河湾桑干河畔，有上百米厚更新世堆积的黄土地。在更新世黄土层的顶部有一万年前的虎头梁遗址，在更新世堆积的底层有100万年前的东谷坨文化。它们代表着目前已知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一头一尾。而且都是以向背面加工的小石器为主的组群，代表着中国旧石器文化的主流传统。值得指出的是，东谷坨人已能选用优质的燧石为原料，小型石器的类型已较固定，打制技术也较熟练，已具有明显的进步性。因此东谷坨文化并不是中国文化的源头。真正的文化源头还要到超百万年的上新世红土层中去寻找。过去所写的中国史没能认真对待这一课题，也没有条件认真论证这超百万年的文化源头。或许现在也还不能说出更多的内容。但这个超百万年的起点是确实存在的，不能忽视。那时，苏秉琦先生使用的主要是东谷坨和小长梁等遗址的材料，前者距今110万年，后者距今136万年。马圈沟遗址的发掘研究为此提供了更为久远、更为丰富的资料。马圈沟遗址的年代，被认为在距今200万年前后，它不仅证实了中华民族超百万年文化根系的论断是正确的，也为我们在东亚地区寻找到了人类及其文化的起源与发展的考古学证据。可以肯定地说，马圈沟遗址决不是泥河湾盆地最古老、最原始的人类文化遗迹，早于200万年前的人类文化遗存还被埋藏在更为古老的地层中。因为，低于马圈沟遗址文化层的泥河湾层还很厚，第三纪晚期的三趾马红土也很发育，他们将为进一步探索古人类及其文化起源与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关于上万年的文明起步：苏秉琦先生在论证时主要使用了两批材料，一是泥河湾的虎头梁遗址群，一是徐水的南庄头的考古资料。他认为，一万年前的河北阳原虎头梁的多种尖状器已具备了多种按柄方式，甚至连“直内”、“曲内”的石器都出现了，实际上可能就是后来“勾兵”、“刺兵”、铲、锄之类复合工具的雏形。说明一万年前人们已掌握了对付自然的新型工具和新的技术，文明已经起步。虎头梁遗址群的于家沟遗址的发掘最为重要，发掘的地质剖面自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中期，地层是连续的，文化层也是连续的。下部年代约距今1.5—0.8万年，出土了大批细石器工艺制品、装饰品和动物遗骨。其中数枚明显超过万年的陶片的出土极为重要。在复合工具中，石矛头加工精细，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锛状器规整成型，也是其中的精品。另外，下文化层出土的大批动物遗骨颇引人注目，绝大多数的标本非常破碎，动物的头骨和肢骨都被砍砸成碎片，无疑是人类进行餐食活动的结果。动物种类极其单调，羊类的骨骼占绝大多数，大型动物数量不多。是捕猎的专业化，还是对野生动物的驯养，值得深入研究。于家沟遗址超万年陶器的发现，似乎预示着畜牧业开始萌芽，农业革命正在孕育，或者已经完成，初步文明开始起步。正如我曾经说过的那样，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器遗存，正处在这一地区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进程中的关键时期，它们可能直接参与了这一地区陶器及农业的起源与发展，从而导致这一地区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转变这一剧烈的社会变革。

关于五千年的古国：当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步入五千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时，通过有着各自源头的多种文化的碰撞、交流和融合，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革命，形成了真正意义上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政体，中华五千年文明诞生了。泥河湾一带(包含阳原、蔚县、涿鹿、怀来、宣化等地)成为中国古文明形成与发展的重心地区，张家口被誉为多种文化交流的“三岔口”和北方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双向通道”。苏秉琦先生认为：燕山西侧的张家口地区蔚县沿永定河上游桑干河支流壶流河流域发掘的一系列具有自己特征性质的新石器时代遗迹，其时代大约距今六千年前后到距今五千年前后。经过初步排比，相当六千年前后遗迹中，至少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含有红山文化、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和以安阳后岗下层为代表的仰韶文化等几种特征因素交汇在一起。五帝时代以五千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大阶段，以黄帝为代表的前半段主要活动在燕山南北。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可以与之对应。红山文化发源于辽西地区，庙底沟文化源于陕西关中地区，后岗一期文化来自豫北冀南地区。我想，如果按苏秉琦先生所说的黄帝部族与红山文化相对应的话，那么，炎帝部族和蚩尤部族就应当与庙底沟文化和后岗一期文化相对应，前者系庙底沟文化，后者为后冈一期文化。如此，泥河湾一带的考古资料与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关于五帝的记载就相互吻合了。司马迁描述了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的阪泉之战，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的涿鹿之战。两次战争的胜利者都是黄帝部族，这就预示着三大部族、三支强劲的考古学文化融合在一起，真正形成了能代表中华民族共同祖先的，距今五千年的国家，即民族文化的根。毛泽东“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的《黄帝祭文》，也表达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黄帝时期已经形成，在涿鹿发生的战争，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国家政体。

泥河湾我们要为你做些什么

虽然，泥河湾发掘研究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国内外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但是，无论在考古调查发掘研究，还是在遗址群保护管理、宣传教育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与泥河湾遗址群应有的地位和影响仍存在很大差距。

人才匮乏，学科分散，形不成合力。在我省，主要由省文物研究所承担着泥河湾旧石器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面对庞大的泥河湾遗址群和方方面面研究课题，省文物研究所只能安排2至3人从事或参与泥河湾的研究。然而，由于艰苦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等诸多因素影响，为数不多的从事泥河湾研究的学者也正在不断流失。除省文物研究所外，国土资源部门的泥河湾管理处、石家庄经济学院和河北师范大学等单位也部分参与泥河湾研究工作，但没有设置专门机构、科研课题或得力人员有计划地开展工作。就这几家研究单位而言，或偏重考古，或偏重地质，或偏重于环境研究，无法形成攻克大课题研究的机制和可持续研究的能力。

经费不足，队伍不强，考古发掘不够系统。泥河湾遗址群的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涉及到东方人类探源重大学术问题，由于科研力量分散，工作规模偏小、范围不足，课题研究不集中等因素，形不成整体和规模效应，对遗址文化内涵缺乏系统化研究，古人类活动的直接遗存发现和研究进展缓慢，泥河湾遗址群所蕴含的人类起源、生物进化、地质演变、气候变化等方面的深层次奥秘还不能够全面揭示。

宣传力度不够，科普水平偏低，没有面向公众。目前，泥河湾的工作多限于单纯的科学研究，更加重要的诸如精神层面的宣传教育、科普展示等工作还处在初始阶段，亟待加强。因为，泥河湾遗址群是远古先民为我们留下的巨型文化遗产和宝贵财富，我们应当满怀敬畏之情，本着对国家、对民族、对历史、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宣传她本身独特的文化价值，揭示其对中华民族源远根深的历史文化支撑作用，让民众充分认识其重要的科学、历史及现实意义，共同参与对这一文化遗产的保护行动，树立我们祖先创造的文化遗产应有的尊严。

基础设施薄弱，保护设施滞后，形不成宣传教育和特色观光旅游大气候。泥河湾遗址群属于巨型文化遗产，是具有独特或唯一性的文化旅游资源。由于受诸多因素制约，泥河湾遗址整体性保护工程仍未能全面展开，遗址群一直遭受自然侵蚀、风雨冲刷等破坏，也制约着泥河湾的科学研究、文化旅游等产业发展。目前，保护规划指导下的整体保护性项目尚未形成，得不到国家财政资金的支持。同时阳原县属于国家级贫困县，财力有限，缺乏用于文物保护方面的专项资金，文物保护和环境整治的各项措施难以实施。

从地方眼光向世界视野的转变

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目前，泥河湾遗址群的研究保护和利用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就，泥河湾遗址群的保护总体规划已经启动，泥河湾博物馆已经开馆。建设泥河湾考古遗址公园，组建泥河湾研究中心、国际交流平台……对泥河湾的保护利用工作正在相继展开。东方人类从这里走来。泥河湾不仅仅应该成为河北人民的骄傲，也应该成为中国人民的骄傲，世界人民的骄傲。

考古遗址公园是大遗址保护的最高层次，是旨在对文化遗产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活态保护、宣传、展示示范区，是寻求文物保护回馈社会的一种有效形式，是对公众开放的、以保护遗址、传播考古遗址的价值、进行考古研究为目的一个特定园区。泥河湾已经基本具备了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条件：泥河湾遗址群经过六十年来的考古工作，发现了大量的遗址，出土了数量众多、精美的文物标本；泥河湾博物馆已建成开放；泥河湾遗址群的保护规划已经完成并经过国家文物局批准；“十二五”泥河湾遗址群考古工作计划已经编制完成；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正在编制中；小长梁遗址的保护工程方案已经批准，保护经费已经到位，保护工程正在启动；侯家窑、马圈沟等遗址的保护方案正在编制过程中。因此，应将泥河湾的保护升位于国家战略，纳入国家财政的盘子中。同时，省、市、县各级政府更应该将财力物力用于该项目的建设，将其打造成世界唯一能全面展示东方人类发生、繁衍、演进的宣传教育基地和观光旅游目的地。如此，才能达到文化遗产的最终目标，即文化遗产的生命得到最大限度的延续，保护工程促进区域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保护成果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小泥河湾向大泥河湾跨越，已经成为泥河湾人应该具备的大视野和长远眼光。目前，泥河湾研究的成就和范围，仅限于阳原盆地，这只是小泥河湾的概念。大泥河湾的范畴，还包括我省的蔚县盆地、涿鹿盆地、怀来盆地和宣化盆地等，甚至还包括山西省的大同盆地。因此，我们探寻东方人类起源和发展的空间还很大，任务也非常艰巨。为应对以东方人类探源工程为前提的巨大综合性科研课题，为完成文化遗产的保护、宣传和展示的繁重任务，建立独立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科研机构是非常必要的。

最近，泥河湾博物馆已经建成开馆，并得到社会和国内外学者的好评。作为展示宣传的窗口，泥河湾博物馆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泥河湾国际交流平台应该设在泥河湾博物馆，便于国际学者和友人考察考古遗址，遗址上看不到的东西可在馆内弥补。博物馆易于和世界各国旧石器专题博物馆建立工作关系和友好博物馆，可以作为省内、国内和国际间科研单位的科研基地。因此，该平台的第一要务是建立高水平的泥河湾网站，使之成为国际网络交流平台，及时发布泥河湾遗址群考古发掘、研究和保护成果，及时了解国内外有关人类起源的考古研究动态，共同交流探索人类起源、发展、演变的资料和信息，让泥河湾最终走向全国、全世界。

河北日报(作者系泥河湾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