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洛南：中国旧石器考古的一个新的亮点和研究中心
2010年秋季以来，在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知识创新工程和榆林－商洛高速公路基本建设项目支持下，洛南盆地孟洼和张豁口遗址发掘取得突破性进展，从黄土原生地层中发掘出土7件手斧和大量其他人工石制品。2011年9月10日~12日，来自全国20余家文博考古机构和院校的40余位专家齐聚洛南盆地，参加了这次旧石器考古现场研讨会。代表们参观了张豁口地点发掘现场，仔细观察了洛南盆地采集和发掘出土的石器标本，听取了王社江、鹿化煜、沈辰和关莹代表项目组所做的《洛南盆地旧石器考古研究概括》《南洛河上中游的地貌、黄土地层与更新世古人类生存环境》《洛南旧石器遗址石器微痕初步分析》和《张豁口地点发掘出土手斧残留物分析探索》等四个精彩的学术报告，并围绕相关学术问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
谢飞（河北省文物局副局长、研究员）：
王社江领导的洛南旧石器考古项目自1995年开始调查发掘以来，成果斐然！在一个县境内发现300多处旧石器地点，这是很罕见的，密度在全国首屈一指。从洛南项目中我们感受到团队作用和课题意识明显增强，取得的成果令国人和世界关注。从宏观上考虑，我认为洛南的工作已经符合寻找探索中华文明根系的条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苏秉琦先生提到中华文明拥有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并提及燕山西侧泥河湾盆地上百万年的材料，目前看蓝田及其附近的资料也是这样。华山是中国文明的根系之一，新石器时代在华山周围的几个考古学文化影响巨大，与我们的工作紧密相连，其根应该就在洛南，希望洛南团队去建立它们之间的联系，在文化的来龙去脉上下工夫。另外，应在洛南盆地和洛河演化史、地貌构造、抬升方面加强工作，同时考虑黄土形成的差异。最后，还需要在向公众宣传教育上下工夫，将研究和保护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陈全家（吉林大学教授）：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鹿化煜老师，张豁口遗址的年代测试结果为13~17万年左右，遗址形成期处于冰期，但参观时我们看到旧石器文化遗物出自古土壤条带中，在冰期时段可以发育形成古土壤吗？另外，报告中指出，洛南盆地人类活动分为3个时期，分别距今80~60万年、40~30万年和20~10万年，这三个时段都发现有石器吗？洛南盆地的地形地貌多为阶地，高阶地石器都是采集品，堆积较晚，地层堆积中出土有石器吗？洛南发现石器地点的阶地是什么类型？
鹿化煜（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学院副院长、教授）：
洛南盆地已经超出黄土高原的范围。在黄土高原以南地区，黄土风化强烈，我们所看到的古土壤是冰期弱发育的古土壤，目前初步的测年数据显示正处于冰期和间冰期的界限上。洛南盆地石器文化层在冰期和间冰期地层中均有发现。我们曾经提到三个时段中都有石器发现，石器均出自于黄土堆积地层中，其实这里石器的发现远不止于此，王社江报告中提到的5万年左右时段的材料还没有发表。洛南盆地的阶地属于基座阶地。不同实验室的数据都显示高阶地现存的黄土形成于晚更新世，那里更早阶段的黄土沉积物已经流失。
袁家荣（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洛南位于秦岭腹地，表现出许多过渡地带的特点。这里阶地高差大，黄土披盖式堆积。由于遗址处于秦岭抬升区，剥蚀剧烈。高阶地上的黄土堆积物时代较晚。阶地之上的黄土堆积和阶地本身的黄土堆积这两个概念在表述时应该更加清晰一些。
房迎三（南京博物院研究员）：
遗址数量如此之大，说明洛南盆地当时非常适宜人类生活，这里作为典型的一个旧石器研究区域非常理想。从遗址地表采集并可以拼合起来的石制品很多，说明遗址破坏并不剧烈。阶地的二元结构决定了阶地上部的堆积物年代只能代表沉积物本身的形成年代，并不代表阶地的形成年代。人类长期在这里活动，盆地中的遗址完全可以连接成一条年代脉络。可以将中心遗址和临时性营地结合起来考虑，寻找区域性人类聚落活动的范例。
张宏彦（西北大学教授）：
洛南盆地宏观的旧石器遗存的时空分布及其特点已日渐清晰，微观的石器微痕观察和残留物分析也不断取得新进展，这对于进一步深化洛南旧石器遗存的认识意义重大。相关地质学的研究是旧石器考古的基础，如果能全面地考察南洛河发育史的话，可能更有意义。此外，对位于东秦岭山脉中的洛南盆地而言，秦岭抬升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可为研究这一地区不同时期的旧石器遗存及反映的人类活动提供宏观的环境背景资料。国内旧石器时代聚落考古开展的不多，洛南盆地大量旧石器地点的发现和年代学的成果为今后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性。
李永宪（四川大学教授）：
洛南现场会组织的好，效率高、学术性强，会议所展示的洛南旧石器考古研究成果是新的旧石器考古学或者史前学研究的新方向。旧石器考古研究不仅仅是考古学石器类型简单的比较研究，还应当包括很多自然科学介入后新的研究方向，以后旧石器考古具体个案有条件的都应该考虑到多学科协同，从研究思路上，既包括微观的研究观察，还应当包括宏观的考量。希望以后在洛南盆地旧石器报告的编写中，项目主持者们也能统筹安排，突出各个学科的研究特点。
王炜林（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近年来各地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对文化遗产构成很大的威胁，保护问题非常严峻。通过这两天的会议，谢飞局长、高星副所长、陈星灿副所长我们几位讨论交流，希望形成一个“洛南共识”，今后应该切实加强遗址保护工作，希望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份文化遗产。
王幼平（北京大学教授）：
这次具有突破性意义的重要发现得来并非偶然，是发掘主持者明确的课题意识、强调多学科密切合作以及长期坚持在同一地区系统调查与发掘工作的结果，它不但改写了洛南盆地露天遗址的手斧等石制品缺乏原生层位的历史，同时也为探讨中国南北方过渡地带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发展与古人类活动历时以及更新世期间东西方早期人类与文化交流等重要课题研究都增添了非常重要的新资料。
吉学平（云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洛南盆地既有露天遗址，又有洞穴遗址，建议加强在洞穴中寻找人类化石的力度，审视文化上体现的东西方交流是否在人类体质上也有所反应。
范雪春（福建省博物院研究员）：
望专家们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充当保护者和宣传员的角色，向政府和公众宣传保护遗址，提供保护依据，制定保护规划。
杜水生（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洛南的工作过去很辉煌，面临的任务很艰巨，这里地处黄土边缘地带，黄土发育不典型，建议在南洛河流域寻找一些典型黄土堆积地点，确定南洛河的演化史，然后再和石器地点堆积剖面进行对比。
谢光茂（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洛南发现的手斧和薄刃斧与西方阿舍利文化的同类器物毫无二致，而且薄刃斧数量之多，制作之典型，在东亚地区绝无仅有，对于研究早期人类的迁徙和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洛南盆地旧石器研究取得显著的成果，多学科合作格局也已形成，但仍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诸如不同阶地、不同地层的石制品有何发展变化，手斧和薄刃斧在时空上的分布是否有规律等，这些都是今后需要解决的问题。
王頠（广西民族博物馆馆长、研究员）：
首先，洛南盆地毫无疑问是“模式Ⅱ”的石器工业组合，该发现为我们思考旧大陆直立人是否存在石器制作技术和认知上的差异提供了重要证据；其次，洛南旧石器遗址年代可信，石器多保存在黄土堆积之中，黄土保存了丰富的气候环境变化信息，具有可信度极高的年代框架，基于黄土－古土壤序列的年代研究和环境背景重建，将为洛南盆地早期人类活动的时间和生存环境提供可靠的依据，进而为东西方文化的对比提供了可能。再次，洛南盆地旧石器遗址是东亚最重要的早期人类遗址之一，是东亚最能提供早期人类活动相关信息的地区，比如，石器加工技术、生存环境背景和行为认知能力等。希望今后能在国家级的层面上，设立类似“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大课题进行综合研究，必将为中国的旧石器考古研究做出巨大贡献。
自由讨论之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高星做了总结报告：
1995年以来，在各级政府和学术机构的支持下，在王社江等考古和科研工作者的不断努力下，洛南已成为中国旧石器考古的一个新的亮点和研究中心，形成了由考古学人、地质古环境工作者和年代学专家组成的多学科团队，建立了卓有成效的多学科合作研究范例。洛南的旧石器遗址涵盖了旷野遗址和洞穴遗址两种类型，遗址的密集度和文化遗存的丰富性在中外的同期同类遗存中鲜有堪比者。这些遗址赋存着丰富的地层地貌、古环境和年代信息，包含典型的手斧、手镐、薄刃斧等在内的石制品组合，在中国旧石器遗存中独具特色，与西方阿舍利技术传统有很多耦合性，对探讨远古人类的演化、适应、迁徙和互动提供了重要资料。洛南地处中国地理和环境的南北过渡地带，处于人类演化和迁徙的过渡和敏感地区，这里发现的数量众多、分布密集、特点鲜明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已经构成大遗址的要素，具有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潜力。这里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延续时间长，可以与盆地内新石器时代和历史时代的遗存相链接，对构建区域内完整而系统的人类演化历史和考古学序列，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目前洛南盆地旧石器工作的重点是管理和保护。我们呼吁各界切实加强普及宣传，为充分利用这批文化遗产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积极收集资料素材，为建设“洛南旧石器考古博物馆”奠定基础。
会后，与会学者共同签署了“洛南共识”，呼吁社会各界加强对洛南旧石器遗址的保护。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张晓凌
